《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作者：郭玉章

永远的罗马

　　第二节

　　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时光似流水，岁月如穿梭。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距今将近百年。

　　抚今追惜，长歌当哭，不尽思绪，浮想联翩……

　　假若不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了权力，卖国投靠帝国主义，复辟帝制，倒行逆施，也不会造成连年战乱，至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再次雪上加霜。而袁贼也不至于陷入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的绝境。于1916年6月6日，忧惧而死，最终成为一个世人唾骂的历史罪人。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随后本应实施平均地权，使千百年来苦难的亿万民众耕者有其田，有衣穿，有饭吃。国家有了民主，方可实现民权，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因此，民族主义的兑现之时，才是“三民主义”全面实现之日。

　　然而事与愿违。当时，在北洋军阀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人的扼杀下，辛亥革命遭到了失败。

　　孙中山先生自青少年时期开始，为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封建独裁统治，不畏艰险，呕心沥血，革命奔波四十余年。最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的逝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是亿万民众的遗憾！苍天为之落泪，大地为之悲恸，黄河为之哭泣，长江为之衰鸣。

　　如果中山先生的享年能再增多二十年，即活到1945年，那么中国的局势又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想必后来国家会趋向统一，社会走进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可能不会破裂，以后两党也不至于反目为仇，恶化为刀兵相见。很可能两党关系亲密如初，同心协力，共为振兴中华作贡献。

　　假若是这样，试想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御敌能力是否会好一些？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也许不敢冒然挑起“九.一八”事变，从而占领我国东三省。后来也不会出现日军侵犯中原，暴发“七.七”芦沟桥事变，把中华民族拖进了长达八年的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灾难当中。以后也可能不会发生第三次国内战争，导致了国民党退守台湾，以海峡与大陆对峙半个多世纪——更不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会出现台湾当局不承认自己是华夏的炎黄子孙，搞什么所谓“公投”，上演“台独”的闹剧。

　　历史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宛如滚滚万里的长江水，奔腾到海不复回。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存在假设。

　　历史是过去，是既成的事实。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更不容许后人对它篡改和编造。

　　因此，我的设想可能是有点“杞人忧天”，“白日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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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1947年3月26日，上午8时许，我们由秦淮河畔的南京机场登机起飞。

　　飞机升空几分钟后，紫金山已变作一片墨绿林海，玄武湖竟然变为一汪白水，奔腾的长江变成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银色丝带……飞机（军用运输机）渐渐拔高升空，由南向北飞行。大约十几分钟后，机上两位身着戎装，头戴美式船型帽，长的挺精神的空姐（女兵）走到机舱中间，向大家简单地讲解了一些空中旅行的安全知识，并让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其中一位空姐走到我的面前，帮我把安全带系好。

　　过了一会儿，一位空姐手端盘子送来了一杯杯咖啡。另一位空姐在她的身后，手提一个军用帆布袋，向大家分发每人一包军用饼干。

　　吃完饼干，喝了咖啡。我把脸贴在身边一个直径约30公分，圆形的机窗上，好奇地瞪大眼睛向下观望。我看到下面的山脉、河流、树木和村庄……构成了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

　　飞机继续向北平稳地飞行。突然间拔高了飞行高度，飞机在气流中颠簸摆动，人们开始感到不适，有些头晕、肠胃蠕动。我对母亲说我要呕吐，她马上招呼空姐拿来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张口大吐，将刚才喝的咖啡和吃的饼干全倒了出来。空姐送来了一杯开水，喝了水后稍微感到舒服一点。这是在我童年时期，第一次乘坐飞机时给我留下的深刻感受。

　　当天中午十二点多钟，飞机到达北平机场顺利降落，我们终于来到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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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六章 京城春梦　昙花一现


　　第一节

　　到了北平，我家在安定门里圆周恩寺街13号，租赁了房东王伯彦家的房屋居住。这里是一处典型的北平四合院。它座落在路南中段，由此向东走约500米处路北面，有一座花园式的庭院，在院子的深处建有一栋水泥结构的二层小楼。小楼的墙壁上爬满了青藤，院内花园、假山、凉亭布设有序。时值四月，花草芬芳，绿树成荫，小溪环绕假山由桥下潺潺流淌，庭院里显得格外幽静舒适……

　　可是此院门口却设有岗亭，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卫兵站岗值勤。秋季，上学时我和姐姐经常路过这里，但不知道庭院里居住的是何人？

　　后来，在我们将要离开北平时，才略有所知。据说那里就是当时蒋委员长视察北平时居住的“行宫”。

　　北平亦称北京。西周时称蓟。春秋时代为燕国国都。公元938年，为辽朝陪都，改名南京，又称燕京。1153年，金朝正式在这里建都，称为中都。1271年，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建都，改称大都。明世祖朱棣定为首都，始称北京。清代继续以北京为都城。民国时称为北平。1949年后，又回称北京。

　　它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角，北依燕山，西傍太行山脉的西山。西部和北部险峻的山势及东南部广阔的平原，使其在古代就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与交通要地。万里长城在燕山山脉的山脊上犹如一条巨龙蜿蜒盘旋，气势磅礴，雄伟壮观，驰名中外。

　　刚到北平不久，母亲便带我去长安大街参观故宫，到城南效游览天坛。（记得当时，行人和车辆还要从长安街上的城门洞里通过）后来，还游览了颐和园、十三陵、香山和八达岭的长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秋季香山红叶的优美景色和形势险峻巍峨壮观的八达岭长城。

　　1947年下半年，我刚过六岁，家里就给我报名上学。（在此之前，四、五岁时，爷爷曾教我认字和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了启蒙教育。）学校座落在安定门里一个门台很高的大院里。每周星期一的早晨，学校都要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校长还要带领学生背诵总理遗训。

　　当时，小学一年级《国语》第一册第一课是“来来来，来上学。”，第二课是“去去去，去游戏。”第三课是“今天作业今天做，明天还有新功课。”每课老师先教生字，然后再带领学生反复朗读。新入学的学童既听话，又十分认真。校园里不时地响起琅琅的读书声……

　　当初入学的情景，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我仍然记忆犹新，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

　　我是在北平开始上学的――然而，仅仅读完了小学一年级，后来因时局变化，于1948年6月，我们军人家眷就从北平撤离到上海。因此我也中断了上学。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昔日的硝烟战火，兵荒马乱，颠沛流离，流浪漂泊，几乎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今我已鬓生华发，步入花甲之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空悲切！最终落了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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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1948年过了春节，我随我父亲的通讯兵郑西方（河南郑州人）前往十三军驻地锦州去玩。我们坐火车由北平到天津，经唐山到秦皇岛、山海关。

　　郑西方带着我游了秦皇岛、山海关。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背山面水，雄居于山海之间，为长城的东端起点。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关”。它地处东北到华北的咽喉要道，形势险峻，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说。

　　关城辟有四门，东曰“镇东”，即“天下第一关”，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关城中心有钟鼓楼，城外有护城河。城门外筑有瓮城，外绕以东罗城，“天下第一关”城楼雄踞门上。

　　城东的望夫石村有孟姜女庙，又名贞女祠。庙是根据“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故事修建的，系砖木结构，顺108阶石级上达庙内。石殿有望夫石，传说孟姜女寻夫至此。

　　万里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建筑之一。

　　长城的修筑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战国时期，各国诸候在自己的辖区内边界分段修建长城，作为防御设施。秦统一中国之后，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分段的长城被连结起来，形成了一条绵延万里的城垣。此后，历代君王又都进行了修建。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乃是明代修建的。东起河北省的山海关，西到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跨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七个省市，延绵六千多公里。山海关、居庸关、娘子关、白虎关、嘉峪关等是长城风景线上的主要关隘和游览的胜地。

　　而嘉峪关在古老的中国大西北，甘肃河西走廊的西部。有内外两城，城楼高耸矗立，号称“天下雄关”。登城远望，长城在戈壁瀚海间游龙浮动，若隐若现，令人心旷神怡。

　　历史不仅严酷，而且又具有戏剧性。

　　我在童年的时候（七岁），在人陪伴下游览了山海关。后因历史政治风云的变幻，随母亲从福州去了台湾，又由台湾返回大陆。不久，母亲因病去世，我成了孤儿，从此失去母爱，孤苦伶仃，开始了我的少年人生苦难历程。

　　运交华盖，厄运磨难，接踵而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在这个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中，我因穷困，学资拮据，被当时出身不好，成份较高却又要力争上游，拼命地表现思想进步，在57年“反右”斗争中，狠命地揭发、批斗、陷害他人的“教师”所陷害而辍学（高中二年级）。

　　下学后处境更加困难，没有工作，无法生活。穷困和饥饿像恶魔一样，时常威胁着我，已经到了脚肿、腿肿、手肿、脸肿濒临死亡的地步。我无望无助，惆怅痛苦－但是又不甘心沉沦，不甘心夭折。因饥饿所迫，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填饱肚子，于是我远走他乡寻找工作。竟然铤而走险地走西口－－肩挎小包，怀揣户口，千里迢迢地，流浪到浩瀚、干枯、荒凉的大西北。经历了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流浪漂泊万里，经受了世上的冷漠白眼，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痛苦，几乎丢掉了性命，险些成为一个冒然踏上西域古道，千里茫茫不归路的孤魂野鬼，变成一个游荡在戈壁沙漠上的幽灵……

　　世界上的事情都俱有它的两面性。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至。为不幸而有幸，因祸而得福，在生活中还是存在的。

　　1948年，在我七岁时，由人陪伴游览了万里长城的最东端山海关。而十五年后，在我二十二岁时，流浪到祖国的大西北祁连山脚下。但历史却赐给我一个难得的机遇，有幸游览了万里长城的西部龙尾――嘉峪关。实现了我游览长城首尾相接的夙愿。

　　当时，我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形象不佳。我抠抠缩缩地从怀里为数不多的保命钱中摸出了两角钱，买了一张进入嘉峪关的门票，登上了嘉峪关。

　　在我爬上高大雄伟的嘉峪关城楼时，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几乎忘记了人世间的一切辛酸和不幸，仿佛进入了飘渺的梦幻――透过那千百年历史的烟云，隐约地看见了一些历史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张骞、霍去病、李广、林则徐、左宗堂……他们似乎在挥手向我招唤，约我一道进入那西天的“极乐世界”。

　　天无绝人之路。

　　在这次苦行僧似的人生旅途中，我也遇到了不少的好人，他们给于同情，给我帮助。幸亏有了他们的相助，才保住了我卑微而又羸弱的性命。后来，在新疆石河子找到了一份虽卖苦力，但能活命的工作。从此才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以至于后来还讨了老婆，生有两子。皆为后话。

　　诗人杨牧说：“他是中国.第一百万零一个盲流。”

　　而我进疆却比他早一年，大概我就是第一百万的那个“盲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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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我家在北平居住期间，我姑姑和姑夫在蚌埠结婚半年，就随我爷爷先我们到达北平。起先也住在圆恩寺路13号，后来他们要自立门户，就搬到了安定门内大街。记得有一次，爷爷带我到他去，途中还要穿过一个高大的牌坊，要走半小时的路才能到他们家。

　　我姑父是河南黄河北温县人，祖上几代都是种地的贫苦农民。民国三十五年，黄河泛滥老家被淹，庄稼绝收，没有饭吃。于是兄弟二人背着一台织袜机逃荒在外走南闯北，后来流落到安徽蚌埠。每天走街串巷，叫喊着：“织袜子呐……织围巾！”靠给人织点小针织品，一天挣上块儿八毛钱强维持生活。他们是真正的“流氓无产者”。

　　那时我姑姑已经二十五、六岁，按当时的风俗已是未出阁的老姑娘了。加上小时候患天花留下残疾，走起路来有点跛，找婆家就成了老大难问题。我爷爷常为此犯愁，总觉得过去没尽到父母的责任，对不起孩子。因而对我姑姑就特别宠爱，娇惯得连哥嫂都要让她三分。

　　一天，忽听街上有人叫喊：“织袜子呐……织围巾！”。时值仲秋，气候渐冷，而我姑姑正需要织一条漂亮的新围巾。小伙子技术熟练，心明手巧，不大功夫就把一条漂亮的提花围巾织好。讨得了我姑姑的欢欣和我爷爷的夸奖。

　　后来我爷爷就托人找他提出婚事，并讲明了操办嫁娶和花费钱财等事宜都由我家安排支付。

　　小伙子经过再三地考虑，总觉得这事还是蛮划算的，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后来，就成了我的姑夫。把织袜机送给他弟弟，再也不走街串巷地受罪了。

　　姑夫在北平生活了几个月，每天吃喝不愁，西装革履地经常出入剧院、电影院、歌舞厅，生活过得十分悠闲自在。但时间一长却又产生了厌烦，想要找个工作奋斗一番，闹好了还可弄个官当。

　　他就让我姑给老爷子讲，让舅哥给他谋个上等的差事。一天，在我父亲由驻地回到北平时，老爷子就让他给妹夫安排差事。于是就发生了矛盾，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向爷爷发火。

　　“没有一点文化，斗大的字不认得几个，他能做什么？只能当个库兵。”我父亲大声的说道。

　　爷爷愤怒的嚷道：“什么！亏你说的出口，你一个堂堂的上校军需处长，竟叫你妹夫当库兵。”

　　我父亲也生气的吼道：“不当库兵，他还想当官吗？按规定当了两、三年的库兵才能提拔一个上士班长。这事，你让我怎么安排？”。

　　父子二人争执了一晚，不欢而散。第二天早晨我父亲就返回部队驻地去了。

　　但我爷爷并不死心，还亲自到部队找儿子，为女婿要官。

　　我父出于无奈，只好给他联系到河北通县军用物资转运站，当了个库兵上士班长，时常带领库兵搬运物资，清理库房和发放一些军需用品。后来在我爷爷的疏通下，站里的军需主任看在我父的面子上，过了半年把他提拔了一个少尉排长。到了1948年的秋季，又提升为库房中尉连副。

　　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玩。突然看到从大门外走进来一名军官，头戴美式船型帽，身着军用短袖衬衫，肩上扛着中尉军衔，下身穿着军用卡几布的西式短裤，脚穿一双雪白的真丝长袜，足蹬一双新式铮亮的棕色牛皮凉鞋，的确让他俏皮了几分。

　　在他快走到我的跟前时，“唰”的一下右手举起行了个军礼，左手扶摸着腰间的小手枪，跨着蹩脚的正步走的样子冲着我走来。

　　当走到了我的面前时还不停的发问：“小瑜！怎么样，漂亮不漂亮？”

　　我瞟了他一眼说：“漂亮个屁”！气得我姑父翻着白眼“咔咔咔……”地打我身边走过去。

　　那时，他错把我当作检阅他的“长官“，想借此过把身着戎装的“官瘾”，但想不到还没得到我的青睐。

　　世上的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有时福中隐藏着祸因，有时又因祸而得福。

　　常言说得好：“鸟为食自投罗网，人为权钱留下后患。”

　　就在我姑父闹着加入国军不到两年，还曾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学着正步走，洋洋得意地“过把瘾”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事隔二十多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时会因当年为“过把瘾”参加国军，当上连副，而被打入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行列中。当时，按着1966年中央下达的《文化大革命公安管理条令》（即简称“公安六条”）来对照，解放前国民党的地方伪保长，军队的匪连长以上人员属于专政管制对象，而他刚好够线。在西安针织厂被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整了半年多，批斗得死去活来，为“过把瘾”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四节

　　1948年6月，国共关系更加紧张，时局动荡不安。此时，已不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的时候，当年达成的合作协议已变成一纸空文，国共第二次合作再度破裂，合作已成为历史。抗战初期所提出的“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已经过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三年了，早被驱逐国门。这时剩下的头等大事，就是在这个古老的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

　　国民党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而共产党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于是国共两党为争夺四万万五千万民众的统治权，双方发生了第三次国内战争，争斗得你死我活，聚积实力，逐鹿中原、一决雌雄。“东北告急！”，“北平吃紧！”上峰决定驻守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家眷向南转移，撤离到江南淞沪地区。

　　1948年的6月间，十三军的几十家军人家眷汇集到天津，然后由塘沽港登船。轮船渐渐驶出渤海湾，经过黄海进入东海，漂泊行驶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终于抵达上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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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七章 风声鹤唳 漂泊南国


　　第一节

　　我家在上海居住期间，母亲有时到街上买东西，也会带上我一起去。走过白渡桥，到过外滩，还去过城隍庙进香。品尝过那里的小笼包子、排骨面、糍粑糕，当时上海的小吃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还常与结识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到江边码头上去玩耍，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海简称沪。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端，滨于东海，居长江入海口的南岸。黄蒲江由南（偏西南）贯中而过，是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通向海洋的门户。又是我国东部沿海南北航运的中点，为南北沿海航运的中枢。京沪、沪杭铁路在此相接，前扼长江入海之咽喉，背靠富绕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得天独厚。

　　早在十六世纪初期，上海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十七世纪以后，发展为东南名邑，被称为“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者入侵，清政府政治腐败，昏庸无能，被辟为“通商口岸”。有一个世纪之久，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

　　在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战役”，占领了上海。千百万上海民众经历了日伪长达八年的血腥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件投降，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然而，抗战胜利了，天下并没有太平。

　　“胜者王候，败者寇。”昔日，国民党为维护统治，国军曾经追杀“赤化份子”，围剿“共匪”。而今，风云变幻时过境迁，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人民解放军则要追杀“白匪”，坚决彻底地消灭“蒋匪邦”。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战绩不佳，连连失利。已呈现出江河日下、大势已去，败北中原的结局。国民党只得退守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妄图据守南国半壁江山。

　　1948年冬，长江以北地区基本上已被人民解放军控制，而且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来年春季，积极地筹备渡江之战。

　　而国民党在长江南岸，也是重兵设防，以备不测。两军隔江对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开战在所难免。似乎历史上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赤壁之战”，在二十世纪中叶将会再次重演。

　　此时，民国首都――南京，以及长江口的上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中……

　　战争风云的突变，带来了时局的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社会异常混乱。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就各自考虑着自已的去向与归宿。

　　达官贵人，巨商豪富纷纷收拾金银珠宝贵重之物飞往香港、台湾或者国外――东南亚、欧美等地远遁异国他乡。

　　次之――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靠卖苦力吃饭的千百万穷苦老百姓，他们往往在历史风云变幻的时候，在政权更迭的演绎中，不想也无力逃向它处，像美英飞机轰炸巴格达一样百姓们虽知危险，但又是多么地无奈。仍然固执地留下来看守着他们的老屋，眷恋着生他养他的故土！苦苦地挣扎着，支撑着，煎熬着……每天还必须劳作才能吃饭活命。

　　因为大家知道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手中。尽管多数统治者大都乐于名义上的将“民主”的桂冠戴在老百姓的头上，实际上他们早已强奸了民意，欺骗了民众，还恬不知耻地叫嚷着：“给了你民主和自由”。不少的当权者都喜欢号称自已是民众的“仆人”或者冠以“公仆”，标榜着是为“主人”服务的，但向来都是他们锦衣御食，楼堂馆所的在享受。而穷苦的老百姓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在吃苦受罪。然而，苦难的民众心里都是很清楚，命运的决定权却不在自已的掌握中。虽然不满，但多不敢表露，归根结底就是惧怕当权者的弹压。于是，只好做个“阿Q”，采取画饼充饥的精神胜利法――“妈妈的，儿子整老子”。

　　人生“难得糊涂”，明哲保身“阿弥佗佛……阿弥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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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我们家在上海仅呆了几个月，又开始了漂泊他乡的流浪生活。

　　1948年的冬天，国军与人民解放军沿江对峙，形势紧张，愈演愈烈。当局决定一批军人家眷先期撤离上海。

　　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北风呼啸，雨雪交加的下午。十三军家眷老少一百多人，由上海码头扶老携幻登上了一艘停靠在黄蒲江畔的轮船，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也登上了这艘轮船。

　　此时，船上已经聚集了好几百其他军人家属，房间、饭厅、过道和甲板下的通仓里都挤满了人。有北方甘、陕、晋、冀、蒙、鲁、豫等地方的人，还有江浙、湘鄂、皖赣、云贵川的南方人。轮船上的气氛嘈杂混乱，南腔北调地为争仓夺铺和堆放行李，吵骂得不亦乐乎！似乎半壁江山丢掉了也在所不惜，而没有他堆放东西的半平米的地方重要。这就是中国某些人的癖性特色――不管何时、何处，即便是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灭顶之灾将要降临的时候，也不会忘了“窝里斗”。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竟敢卖国求荣，助纣为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如果到了没有一点精神支柱，丧失了相互帮助的公德，而只顾损人利己，争权夺利，一味地热衷于“窝里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终究要四分五裂，走向灭亡，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至于这艘船究竟开往何方？到哪里停泊靠岸？上峰不讲，大家也一概不知。好像人们已把居家的性命都交给了这艘船上的舵手与船长，而自个儿的命运如何？倒是无权过问。

　　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轮船缓缓地驶出了黄蒲江吴淞口，进入了波涛滚滚，汹涌澎湃的东海，消失在前途渺茫、吉凶难测的洋面……

　　但是，此次我们向南漂泊，比起半年后的1949年5月间，国民党最后一批军人和军人家眷撤离上海时的惨状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

　　据后来陆续南逃到福州的人们所说――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在这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兵分三路强行渡江。

　　于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统治中心――南京。在此之前，1949年2月4日，南京行政院决定，国民政府迁都广州，不久又迁往台北。

　　随着战事向长江中下游扩展，江南诸城镇如：九江、南昌、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续被人民解放军攻占。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一座“孤岛”。

　　兵败如山倒，溃军似惊鸟。败退下来的军人及家属纷纷南逃，生存支撑着人们要活命的欲望。成千上万的大难不死的人们饥寒交迫，面容憔悴，心灰意冷。有的流落在人烟稀少的山间丛林中，有的奔走在阴雨连绵、崎岖不平的泥泞小路上……

　　那时你根本就分不清谁是长官谁是士兵？哪些是民哪些是军？他们是一群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的难民。就像非洲大陆上在迁徙中被追赶的野生动物一样，狂跑奔命，仿佛死神就在他们的背后追赶，落伍一步将有被吞噬的可能。有的老弱病残者就丧命在千里大逃亡的路途中，成了江南大地上的一个孤魂野鬼，遗憾终身的亡灵。

　　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暴风骤雨的历史岁月中，有的被抛弃，有的最终成了政治角逐的牺牲品，还有的星散到江浙沿海和岭南闽粤港奥台地区，甚至流落到异国他乡……

　　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官僚、地主和资本家，他们占据着全国的大城市和各地的州府县城，以及农村的多数土地。控制着党政军，贪脏枉法，巧取豪夺。有的贪得无厌，谋求私利，开着店，办着厂，收着租，压榨工人，剥削农民。还有的为富不仁，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弄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于是，共产党抓住他们的弊病，顺从民意，博得人心，领导穷苦老百姓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斗得国民党一败涂地，在大陆上丢掉了政权，丧失了多年的统治地位。后来国民党只好退守台湾，以至于形成了与共产党以台湾海峡割据对峙的局面，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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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据后来到台湾的原我父亲的部下王超群所述，在我们先批撤离上海的五个月后（王的家眷也和我们一起撤离到福州），于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打上海的前夕，国民党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的情况是非常凄惨的……（王超群河南汝阳人，抗战前期民国二十八年八月，考入南阳三十一集团军十三军军官大队（军校），后被分配到第四师迫击炮营当文书。民国三十一年调第四师十一团任中尉军需。民国三十六年任第六十三师上尉军需。民国三十八年在沪任三五三师上尉军需。当年五月二十五日，由沪去台）。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一个风雨交加，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一艘军舰孤独地停在黄蒲江的水面上，待命接送一批撤离人员。它成了濒于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孤岛”上海国军唯一救命的船。

　　由于当时处在战事危急的非常时期，当局决定对登舰人员严加限制，只准许师团级军官及他们的家眷上船。

　　三五三师只有师团长及参谋长方可上舰。因王超群在上海留守处搞慰劳工作，碰巧又遇上了联络船上的联络官邱全林才得以上舰。于五月三十日抵达台湾。

　　当军舰开走时，没能上船滞留在江岸上数以千计的军人及其家眷们愤怒了！他们在哭喊，在叫骂。怒嚎声、悲泣声回荡在黄蒲江畔梅雨淅淅的夜空中……。在这大兵压境，生死存亡的关头，长官们有的带着自已的妻儿老小跑了。有的则弃他们而去，丢下了从抗战起就追随着他们的部下及亲人。他们的部下及亲人多半是在抗战初期日军侵华，狼烟四起，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刻。家乡城镇被毁，村庄被焚烧，亲人遭杀害，国破家亡无法生存、无法活命的时候。有的弃农当兵，有的弃工投军，有的投笔从戎，怀着国仇家恨，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背井离乡，舍弃故土，千辛万苦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军旅中，他们出生入死，抗击日军的暴行。还有的浴血奋战，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流尽最后一滴血，忠魂归故里，白骨露于野！最终成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亡灵。而今他们及他们的亲人却又被人遗弃，无处可依。

　　死去的已刻为年轮，偷生的却再添伤痕。

　　国共二次合作早已破裂，当初达成的协议成为一张空纸，携手一致对外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抗战后国共两党又发生了第三次国内战争。双方逐鹿中原，国军失利，国民党退守江南。随之南京失守，苏杭被占，上海已成为“孤岛”，陷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硝烟弥漫，战祸临头，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当时，对于败军及其家眷们来说，为了保命，躲避战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只有南逃――逃向福建，逃向广东，逃向港台，逃向国外……

永远的罗马

　　第四节

　　一个人、一群人，如果到了仅仅是为了活命而争斗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与禽兽没有两样，也就毫无人格道德和理念信仰可言。即会发生人性被泯灭，情理被抛弃，神经被挤压得变了形，心态将会被扭曲，做出一些损人利已的事情……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去霄……（杜甫《兵车行》）这是一千多年前，爱国诗人杜甫对安史之乱中的兵灾战祸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的真实描述。

　　透过那久远的历史烟云，我们仍然可以依稀看见，在上个世纪中叶，即1949年5月25日，一个阴雨连绵夜暮如漆的晚上，国民党用来逃命的军舰载着他们的长官，抛弃了抗战以来就追随着他们的部下及亲人。军舰冷酷无情地驶出了吴淞口进入东海，向台湾逃去……

　　而在上海黄浦江畔上，滞留着数以千计的国民党军人家眷。他们中有的子女命丧在八年抗战中，有的父亲、丈夫魂断沙场，还有为吃饭活命，当兵打仗伤痕累累的老兵。此时，他们被抛弃，处境艰难，走投无路。前面抛弃他们的是他们的长官――是他们的同胞。后面逼近他们的追兵也是他们的同胞。他们都是中国人，华夏的炎黄子孙，只不过双方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各自为着他们的政党、领袖、政权、政治主张、理想……肩负着不可抗拒的历史史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地去战斗，而留下了特定的人生历史轨迹罢了。

　　当可怜无奈的人们意识到被抛弃时，也意味着他们将要成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

　　这时，人们心情沉重，神情颓丧。有的自华北逃到中原，又漂泊到淞沪地区，现在又被抛弃，前途渺茫，凶吉难测，不知道以后自家性命寄托到何方？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地上，究竟要逃到哪里才是个安全之地？

　　当天夜里，黄浦江畔的码头上，霪雨霏霏，灯光昏暗。惶惶不安的人们痛心疾首，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夜空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风声鹤唳，诚惶诚恐。孩子们哭声恸地，老人们异常悲伤，望江兴叹，一片凄惨景象！人间苦胜地狱！

　　雨水、泪水、血水！，汇入滚滚万里的长江水！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五代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

永远的罗马

第一部 第八章 栖身榕城 苦中有乐


　　第一节

      1948年夏天，由于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时局动荡不安。国民党十三军家眷由平津撤离到江南的淞沪地区。1948年秋末，又从上海退居到东南沿海浙闽地区。

　　从河北塘沽港上船的国民党军人家眷中，十三军的家眷共有四十多家，经过近半年的漂泊逃难，到达福州时还有三十几家。

　　人有时也和角马、羚羊、糜鹿……野生动物一样，为了生存寻找食物和躲避干旱、洪水、天敌等灾害，尽管前途渺茫，具有危险，凶吉难测。但他们仍是一如既往执着地长途跋涉，企图求得一个能够生存的栖身之地。

　　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决定了人们各自的命运，除此之外，而无别的选择。

　　在这遥遥无期，数千公里的逃亡迁徙中，有的人因为途中疾苦劳累，身染重病，或者因为意外的伤害，不幸痛苦绝望地死去！从此，永离红尘，魂归故里，一了百了地摆脱了这个世上没完没了的人间苦难。

　　还有的家眷因为老人年迈和孩子年幼，长久奔波，身心憔悴，再也无力追随人们疲于奔命而掉队。从此消失在江南大地和岭南闽粤等地的茫茫人海里……不知所踪。

　　天苍苍，海茫茫。成千上万向南涌去的难民潮，随着历史政治的风云变幻，历史洪流的冲击而颠沛流离。有的失散，有的掉队悄然地离去。至于他们的命运如何？至今仍然渺无踪迹。宛如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却不知它陨落到何处……

　　然而，当中秋“明月出天山”银光如霜弥撒大地的时候，有时我会只身散步在祖国西北边陲――达板城一个工厂生活区的林间小道上，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又浮现出了那久远而又凄楚的回忆！

　　当年，那些在凄风苦雨中四处漂泊流浪的难民们――动荡战乱时期的兵灾家属，你们后来流向何方？而今又栖身在哪里？别来无恙，现在生活得好吗？

　　不管你们后来流浪到东南沿海客家侨乡，还是漂泊到香港、澳门和台湾，或是流浪到东南亚、欧美等异国他乡……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悠悠而久远，但仍抹不去我对你们的思念！

　　碧血浓于水，绵绵中华情。“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我们是骨肉同胞，我们都是华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这，西北遥远而又偏僻的地方我真诚地向你们问一声好，道一句祝福。

　　“祖国统一，中华民族大团圆！”

　　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