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国史十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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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妆。正如元稹诗所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服装与装扮，成为时髦风尚。

　　大将高仙芝远征中亚，带回当地的柘枝舞，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来。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裤，脚登“小头鞋履”，于是窄口裤、小头鞋履成为流行
式样。“小头鞋履窄衣裳”，在当时号称“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一般贵族与士民都竞相仿效，“好为胡妇及胡帽”。

　　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姐虢国夫人爱穿“罗帔衫”，都是袒肩露颈的宽松服装，完全摈弃了初唐宫人遮盖全身的装束之风，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

　　外来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剧场，中外艺人，表演戏剧、滑稽剧和其他娱乐节目。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从波斯传来的马球，流传下来描绘马球游戏的画作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中亚各国以及日本、高丽来的使臣、商贾和香客，促进了人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来自这些遥远地区的物品——马匹、珠宝、乐器和织物——激起了宫廷和京城贵族无穷的兴趣。外来文化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臻于完美的银制品，就设计和做工而言，颇有波斯风格。从印度、波斯和中亚传入的新乐器、新曲调，使中国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进士科考试诗赋，这就意味着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捷径。唐高宗时，进士科加试的“杂文”，就是诗赋，为擅长写诗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时，明确了诗赋试与策论试、经义试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诗赋取士更见推重，唐玄宗时进士及第而位极卿相者，如苏颋、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精于诗赋。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官僚中诗人多如牛毛，为历代所罕见。清朝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编辑《全唐诗》，收集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说它空前绝后，也不算太过分。

　　书法在这个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普及于政府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到了盛唐，书法为之一变。颜真卿的书法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初唐的娟媚风气，创造了与盛唐气象相适应的新书体，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为以后历代奉为正统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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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边疆的奚、契丹，于是起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七年后又兼任河东节度使，成为统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东北、华北最大的军阀，与西北军阀哥舒翰遥相呼应，雄镇一方。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博得唐玄宗的宠信。在这方面，这个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于皇帝。此人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当然不会放过献媚的机会，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如此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居然没有看穿他的虚情假意。

　　——为了获得唐玄宗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功夫。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五岁的安禄山竟然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为“养母”，进出宫廷都以杨贵妃的“养儿”（义子）自居。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手，他深知贵妃受皇上无比宠爱，走夫人路线，是最有效的捷径。

　　——东北边疆的奚、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奚、契丹，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可以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又带有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的头衔，管辖东北、华北地区，号称“兵雄天下”。天宝初年，三镇总兵力已经有十八万，当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时，兵力可能已经超过二十万，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十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人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指出，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意思是他将要反叛。事实正是如此。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加紧了反叛的步伐。

　　可悲的是，唐玄宗对安禄山依然深信不疑。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竟然邀请安禄山来华清宫同洗温泉浴。

　　唐玄宗等来的不是来洗温泉浴的安禄山，而是举起反叛旗帜的安禄山。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当他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师时，为反叛打出的幌子就是“奉密诏讨杨国忠”，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且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特地修建温泉汤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就地防御；紧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平叛。

　　白居易《长恨歌》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紧急战报打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舞升平。形势急转直下，兵败如山倒。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四天，就从范阳打到洛阳，东都洛阳遭受一百几十年来未有的浩劫。守卫洛阳的封常清，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轻信监军太监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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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把天宝十五年改为圣武元年，一派改朝换代的架势。这一下叛乱谋反的面目大暴露，先前所谓“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完全是骗人的。

　　这时的形势对安禄山十分不利。第一，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骚扰洛阳与范阳之间的交通，给安禄山带来了后顾之忧。第二，朔方节度使郭子
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在平叛战争中取胜，切断安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第三，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也是胡人，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而且与安禄山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

　　然而，唐玄宗指挥失误，导致满盘皆输。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命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从潼关出兵进攻洛阳，并且要各路兵马围攻洛阳。在当时形势下，坚守潼关是上策，可保长安无虞。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皇帝指出，如果从潼关出兵，有战必败，潼关失守，京师长安危急，天下之乱就不可平了。唐玄宗拒不接受。杨国忠对哥舒翰有所猜忌，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

　　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哥舒翰逃回潼关时，被部将抓获，献给叛军。一向瞧不起安禄山的哥舒翰，在洛阳向被他骂为“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潼关陷落，长安失去屏障，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败坏朝政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是唐玄宗的责任。在马嵬驿的杨贵妃墓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题字，共同的主题就是替杨贵妃鸣冤叫屈，多少反映了一点与正史不同的民间意识。

　　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和执意向西逃跑的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向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并且在那里登上皇帝宝座（即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五万军队从河北赶赴灵武，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抢得皇帝宝座，却只知纵酒享乐。唐军乘机反攻，收复沦陷一年多的长安，继而收复洛阳。

　　此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角就是留守范阳的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他不愿受安庆绪节制，率八万军队向朝廷投降，出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史思明反叛，与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遥相呼应。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出让皇位作为交换条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并且在半年以后再度攻陷洛阳。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动局面。正在此时，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唐军乘机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范阳，遭到守军拒绝，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时期腐败政治导致的后果。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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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六千余万，此后由于分裂和战乱，人口总数几起几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年（755年）约有七千余万。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根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二是，原先水稻栽培采取粗放的直播法，这一时期把直播法改造成为移植法，也就是说，过去把稻种直接撒播到田里，现在先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

　　其三是，对于水稻栽培的各个环节都讲究精耕细作：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锄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

　　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至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另外有两点也颇值得注意。一是江南麦作的推广与稻麦二熟制的形成，标志农业生产水平的一大进步。与此相呼应的是，水稻种植由南向北推广。二是由于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蚕桑、茶叶、蔬菜、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的专业户，从事个体小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蚕桑区农家的蚕桑丝织经营，开始从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生产。陈旉《农书》说，湖州地区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业。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导致“商业革命”较早的出现，成为宋朝历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这是西方汉学家的看法。他们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一次“商业革命”。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宋朝的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是言之有据的。

　　如果对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与唐朝的首都长安加以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唐宋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可以从这个中原大都市中看到商业革命的真实状况。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闭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与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变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显现，随着开封的繁荣，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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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也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政府宣布取消对于夜市的禁令，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开封城内十字大街有所谓“鬼市”——通宵达旦的商业街；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夜市营业到三更，而五更时分又再开张；至于“耍弄去处”（娱乐场所），营业“通宵不绝”。

　　开封城的街巷结构截然不同于长安，他的四条御街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相连，此外还有东西向的横街，以及南北向的直街，互相连通成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有繁华的“街市”，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最为热闹的是以北面御街为中心的街市，从宫城南门（宣德门）东去，有东西向的潘楼街、土市子，南面是界身巷，潘楼街既有集市性质的潘楼酒店，又有金银彩帛的交易所，还有最大的娱乐场所桑家瓦子。北面的马行街，既有马市（交易马匹的市场），又有庄楼、杨楼等酒楼，还有大小货行、医行、药行。再往北的新封丘门大街，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饮食店。

　　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面前，一切文字记载都相形见绌。这幅长卷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东京开封的街市繁荣景象。画卷从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开始，向西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周围的街市、城门口的街市、十字街头的街市。张择端画了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房屋楼阁一百多间、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画面上有满载货物的骆驼队正在向东出城，城门内不远处有一座三层楼房——孙家正店（酒楼），门前有彩楼欢门，十分富丽堂皇。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各类商店的招牌幌子： “王家罗锦匹帛铺”、“刘家上色沉檀栋香”、“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香药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豪华的招商旅馆——“久住王员外家”。

　　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交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此外还有三千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有“应招女郎”——“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有“陪酒女郎”——“为酒客换酒斟酒”；有“卖唱女郎”——叫做“扎客”或“打酒坐”。显示了开封迥然有别于昔日长安的新潮特色。

　　开封城位于汴水（汴河）两岸，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开封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的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大山门内出卖飞禽走兽；第二座山门内出卖各种杂货；广场上出卖家用器物，有蒲盒、簟席、屏帏、鞍辔、弓箭、时果、腊脯等；近大殿处，出卖老字号名牌产品：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廊出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首饰、幞头帽子等；大殿后、资圣阁前出卖书籍、古玩、图画、土产、香药之类。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 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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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时期，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是由商业信用关系孕育出来的纸质货币。宋仁宗时期，政府从商人那里收回了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按：“务”是机构名称），负责印刷、发行交子。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固定，盖有官印；用户以现钱换取纸币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在册，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随着这种纸币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中央政府在首都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
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所谓“会子”，原先叫做“便钱会子”，“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就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中叶，发展为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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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它来评价朱熹学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
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即所谓 “朱子学”，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的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 卷；他的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朱熹认定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从 “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够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理与气的讨论，虽然抽象，却不乏兴味。下面引用几段来加以欣赏：

　　——学生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之理总名否？”朱熹答：“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学生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

　　——学生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朱熹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学生问：“理在先，气在后？”朱熹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学生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切不可简单化地说，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新近出版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说得比较好：理先气后，是朱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它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早年认为理气无先后，以后认为从逻辑推论，理在气先。朱子的理气学说，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和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三百年以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也提出了与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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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年轻一代“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过于苛刻，其实不然。按照朱熹的逻辑，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中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么就谈不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朱熹为什么要强调“持敬”、“涵养”工夫了。他所说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貌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恭敬敬、畏畏谨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

　　然而，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学术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绍兴年间，就有依附秦桧的官僚攻击程学、洛学，原因就是他们反对“和议”（实即投降），诬蔑这些学派为“专门曲学”，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学派门户之争，而是明火执仗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也因为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朱熹疾恶如仇，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二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侂胄的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

　　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朝廷提心吊胆，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在悼念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此一时，彼一时，简直是天壤之别，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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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至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以通行无阻地直达各地，东西方交往盛极一时。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大主教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然后带着蒙古大汗贵由致教皇的书信，向教皇复命。这份书信的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用波斯文
书写，上面盖着蒙古大汗的印章。这恐怕算得上是东西方外交史上最早的国书原件，弥足珍贵。

　　125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前往蒙古，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大汗，然后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返回。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了解13世纪蒙古的纪实文献。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指出，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之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地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在谈到上述欧洲使节访问蒙古之后，汤因比说，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60年前后，尼哥罗·波罗兄弟来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不花剌（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经商，以后跟随旭烈兀的使臣前往蒙古的上都开平，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委托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到达蒙古的上都开平，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出任元朝官职，游历了大都（北京）、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作了生动的记录。马可·波罗一行凭借大汗发给的银质通行证，沿途得到食物、住宿和安全的保证。他的游记同其他中世纪传说一样，有着一些奇异的故事，欧洲人认为他把元朝中国的辽阔和繁华渲染得太过分，以为是在吹牛。当忏悔牧师在他临死时敦促他收回他的全部谎言时，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还没有讲出我看到的一半呢！

　　马可·波罗确实是在记录他的所见所闻，经过专家们的考证，他的记录基本属实。例如，13世纪末他来到昔日南宋的都城杭州时，不禁赞叹为“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当时南宋刚灭亡不久，劫后余生的杭州，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波罗写道：

　　——“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

　　——“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

　　——“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

　　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致使杭州这座花园城市闻名于世。其他的中国见闻记录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例如，关于忽必烈时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带有很强的写实性。马可·波罗称中国为“契丹”，称南方的汉人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所有这些称呼，都带有宋末元初的时代特色。

　　 1289年，伊利汗国的大汗阿鲁浑因妃子去世，派遣使者到大都，向元朝皇帝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为了稳妥起见，忽必烈命令马可·波罗随同伊利汗国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达伊利汗国。马可·波罗完成任务后，从那里动身回国，1295年抵达威尼斯。

　　不久，马可·波罗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他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的小说家记录成书，书名《世界的描述》（一曰《世界的印象》）。中译本以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流行最广，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了13世纪中国生动活泼的各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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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于他“百万牛皮”的成见，至今仍然没有消除。1981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 Wood）女士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她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进一步论证她的观点。她的结论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任何接近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不朽的《马可·波罗行纪》完全是杜撰之作。她的这种见解，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也得到几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的支持。

　　中国的元史专家杨志玖首先表示异议，针对伍芳思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他在《环球》杂志1982年第10期发表文章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历史书籍中确实没有发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是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供考证的资料。例如，伊利汗阿鲁浑的妃子死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大都，请忽必烈大汗赐给他一个与王妃同族的女子为妃。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许配给他，三位使臣邀请马可·波罗护送，从海路回国。这些在《经世大典》中有明确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 ·波罗所说相符。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也有相同的记载。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表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此外，《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附近有两所基督教教堂，在瓜洲附近的长江中的寺院，即著名的金山寺，都可以在《至顺镇江志》中得到印证。这些目击的记录，决不是“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可以“杜撰”得出来的。又如，《马可·波罗行纪》有一章专讲元朝的纸币，说它通行全国，信用程度之高，“竟与纯金无异”，“伪造者处极刑”。这点由1963 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所证实，铜版正中刻有“伪造者处死”五个大字。

　　1997年，杨志玖针对伍芳思的著作，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全面论述了他的观点：伍芳思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马可·波罗行纪》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考之处也不少，若非亲见便难以解释。

　　以后有的中国专家为此写了专著，全面反驳伍芳思的结论。现在看来，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显然过于武断，难以令人置信。

　　元朝的东西交流，除了频繁的陆上交通之外，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蒙古重视色目人的政策，促进了阿拉伯商人渡海东来，东西方贸易日趋繁荣。当时的泉州港，与阿拉伯世界的巴格达港，遥遥相对，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商港。泉州外国商船云集，号称“番舶之饶，杂货山积”。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最为有名，世代经营海上贸易，南宋末年曾经出任主管泉州对外贸易的职务——提举市舶使；投降元朝后，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负责与海外各国的通商事宜。此后蒲寿庚父子从事海外贸易达三十年，富甲东南，成为传奇人物。泉州也因海外贸易的发达，吸引各国商人前来居住，城南的“番坊”是各国商人、教士居住区，阿拉伯侨民数以万计。他们中许多人与当地人通婚，死后安葬在那里。今日泉州一带蒲、丁、郭等姓，就是当年阿拉伯人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