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天津新梦想：天津卫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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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天津新梦想：天津卫的底色  
http://www.enorth.com.cn　 2007-09-12 13:16  

张高丽：加快滨海新区基础设施产业功能区建设   07-09-12
张高丽戴相龙分别会见香港客人   07-09-12
戴相龙主持召开市政府103次常务会议   07-09-12



  




　　曾经,天津就像一个豪门贵族,“海天富艳,景物饶人”的欧风美雨式的繁荣像一块大磁石,将天南海北的人吸引到这个“天子渡口”来。

　　然而弹指几十年间,天津不仅早已落后京沪几个身位,也开始陆续被广州、深圳、苏州这些明星城市超越。巨大的落差让这个城市变得忧郁,灰色调让她几乎快被人们遗忘了。

　　在被人贬损、百口莫辩时,天津其实一直在卧薪尝胆,等待新的复兴和崛起的机会。

　　国务院批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滨海新区被列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空客320落户、大乙烯项目动工、渤海银行等一系列让人兴奋的消息终于让天津找到了“城市复兴”的激情。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体验着处处让人能触碰到历史的惊喜,穿越那些机器轰鸣的“大工地”,分明看到了这个城市饱含着历史底蕴的“向上生长的力量”。

　　历史篇

　　天津卫的底色

　　2004年，天津人轰轰烈烈地纪念了自己城市的600岁生日。研究天津历史的专家告诉人们：天津人的确是有怀旧资本的。

　　在中国历史的初始，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在这里留下遗迹；

　　建安年间，曹操下令开凿出了海河水系，由天津入海；

　　元朝初建，海运开通，得名海津镇，为天津商业北方重镇地位垫上最后一块砖；

　　明朝永乐初年，燕王朱棣挥刀进京，赐此地“天津”之名，意为天子渡河之地；

　　明清时代，天下财富聚之能来分之能去；

　　近现代史，无数个第一标示着辉煌显赫。

　　金色天津卫

　　或许是“天津”这个名字带来了好运，自此以后至二战，天津在5个多世纪的时光里都如沉浸在蜜糖中。

　　据《天津卫志》记载，明朝中叶自城西北沿河一带已经成为天津的“CBD”，粮店遍布，交易规模动辄上百万石。这里诞生了天津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著名的津门“八大家”中，半数靠贩粮起家，半数靠盐业发财。

　　南方来的纤夫、船工和搬运工多数不习惯北方的寒冷天气，但又买不起新衣，只好买些旧衣服穿。于是出现了专卖旧衣的店铺和摊点，议价出售，后来，很多客商到天津批购旧衣，再运回南方销售。遂有了“估衣街”——一条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服装商业街，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康熙年间，海禁取消，天津的“运河经济”重新回到了“河海并重”的局面，江南产粮区的漕粮、沿海的芦盐、江南的丝织品沿河海两线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周转集散。从事汇兑业务的钱庄应运而生，天津的钱庄、票号声名远播。天津成为了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清末，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大举入侵打开了天津的门户，租界地出现了，东方人、西方人移居到这里，开始克隆他们的生活环境。

　　20世纪初，流行着一首童谣：“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坐过四轮电吗？你喝过自来水吗？你打过特律封吗？”这里的人最先吃上了洋白面，天津面粉厂，第一次告诉中国人制作面粉未必一定要用石磨。四轮电(电车)的出现，又使劳苦平民有了乘车的权利。虽然修筑起电车的比利时，每年将他们于天津运营电车的收益，作了他们全国的教育经费。

　　那时的天津人打的电话就是爱立信的，坐的电梯就是OTIS的，用的香皂就是联合利华的，吃的西餐就是起士林的，坐的叮当作响的电车就是奔驰的。津门名流们生活“十分有趣，迷人”，而且昂贵。从紫禁城搬来的末代皇帝溥仪轻易不敢带妻妾出门，因为她们会攀比着买北京没有的贵重东西，让人心痛。

　　20世纪上半叶，天津是上海之外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沸腾的中心。从工业到近现代传媒，从大学教育到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天津都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列。

　　机器轰鸣中，天津工业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的全过程。最早的官办工业是清政府的天津机器局，1867年在海光寺建成，即西局，生产西式枪炮；在城东贾家沽道兴建火药厂，即东局，生产火药。1888年试制出中国第一艘潜水艇——水底机船。1887年天津机器局拨出一部分机器设备铸造铜钱，并于1896年正式改为现代化的机器铸币厂；1902年袁世凯在其基础上改建为北洋银元局；1914年成立了天津造币总厂。

　　天津民族工业的兴起，最早出现的是1878年天津招商局总办朱其昂投资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房，后来又有1886年创办的天津自来火(即火柴)公司、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1899年创办的天津织呢厂。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大兴实业，小型轻工业如雨后春笋。从1900年到1914年，天津新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38家，分布在棉织、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行业，产品辐射三北地区。

　　20世纪头30年，天津工商业又有进一步发展，解放路两旁林立的大银行左右着华北、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命脉。现代工商业者群体越来越多，天津商会等几十个代表工商业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组织涌现。同时，新知识群体的形成，缔造了丰富的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大公报》、《益世报》等具有海内外广泛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准和知名度。中国第一个篮球队出现在天津，南开的张伯苓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主张。烹饪、戏剧等有闲阶级的传统国粹也被发展到了历史的极致。出了菜馆进戏院，成为几代天津人最时尚的生活方式，也使天津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烹饪艺术的中心。

　　即使解放后，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也同样夺人眼球：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手表、牡丹牌缝纫机曾并称为时尚的“三大件”。

　　天津，曾经是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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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肩而过的机遇

　　有人评价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天津似乎“运气不太好”。

　　建国初期，天津延续了中央直辖市的地位；1958年，天津被改为河北省的省会，直到1968年才重新恢复中央直辖市地位。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北方大本营，虽然早在1984年天津就被列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但是天津的产业结构、国企改革甚至是与北京的微妙关系，却曾令天津的城市发展思路摇摆不定。

　　1986年8月，邓小平亲临天津考察开发区和港口时就曾经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然而，在邓小平视察天津十年之后，天津也未能迎来预言中的“大发展”。

　　《求是》杂志2004年第一期上载文说：“天津作为一个老工商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又有两个特殊的8年：一是划归河北省的8年，几乎没有多少投资，还迁出了几百个工厂；二是唐山大地震损毁了天津60%的建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又是8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些历史的包袱严重制约了天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一位资深经济学者分析说，天津没有上百亿投资的如宝钢、金山石化、首钢、燕山石化这样的大项目，等了20年才等来3.0大排量汽车的生产权，而北京现代从签约到生产两个月就搞定了。天津没有上海的三年财税包干到期再延长三年的特权政策，没有浦东比特区还特区的优惠，批一个3000万美金的项目在上海属于地方权限，在天津则要等待国家有关部门短则数月的审批。几个五年计划中有上百个重大项目，却没有一个摆在天津。相反，天津迁出了上百个工厂，而今天津人的足迹随处可见，都是割肉流血般的支援。

　　天津市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首席专家韩士元认为，转变观念太慢使得改革初期天津政策上灵活性的缺乏。“七五”期间，天津连预定的发展目标都没有实现。

　　进入90年代，天津开始复苏，发展速度加快，1993年以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十五”期间更是以13.9%的速度递增。但80年代的停滞带来的负面效应顽强地笼罩在天津的头上，掩盖了她应得的光彩。

　　或许，天津是50多年来付出与获得最不成比例的城市之一。上海曾经在90年代初发出过《大上海，你还能扛起中国吗》的呼声，对不堪重负的现状展开过讨论，1992年之后举国之力建设的上海才开始扬眉吐气。而天津，渐渐失去了颜色。

　　天津一位高层领导出国考察，竟发现欧洲的投资者们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直辖市叫天津。

　　“不过是一座放大了的石家庄！”天津的网友这样评价自己的城市。他们抱怨说，如今的天津是中国直辖市里最没有特点的一个：既缺少北京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城开不夜的繁华，也不像重庆山重水复、诡谲多姿。几年前，甚至有人编了一个笑话来挖苦天津，说恐怖分子开着飞机来袭击天津，但绕了一圈后决定放弃，他们的判断是，这个城市已经被人炸过一次了。

　　很多天津老人都还记得，以前的海河不像现在这样死水一潭，“在火车站附近的市区就能看到每天的涨潮退潮，景象壮观”。1945年，美军在天津登陆，3000吨的美国军舰沿海河直接驶入了市区。然而90年代基本断流，水闸闸死，海河成了海河水库。

　　一个大都市，赖以生存的水流源头没了，它的路在何方呢？

　　改革开放又一次把天津推向新的历史机遇期，改变中国经济“南快北慢”的格局需要天津出马。对于中国金融的未来而言，天津正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

　　在广东、上海两相辉映、风光无限的时候，在天津被人贬损、百口莫辩时，天津在卧薪尝胆，积蓄实力，等待新的复兴和崛起的机会。

　　重拾金融大旗

　　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漫天的灰尘和劝业场里熙熙攘攘的人流，这些使这个曾经总是略显寂寞的城市在瞬间感受到一种尚未习惯的躁动。此时此刻的天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可见高耸的塔吊，烈日下工人正在施工，一片忙碌与嘈杂。

　　而与劝业场相隔一条马路的就是有“天津金融街”之称的解放北路，这里却是出奇的宁静。60年前，这条街上有49家国内外资银行和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金融实力辐射遍及长江以北。现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外地来的游客在正午的阳光中，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古老的银行旧址，这些雄伟而陈旧的欧式建筑是昔日繁华的见证者。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经济—金融中心，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一度成为整个国家的金融中心。20世纪40年代，天津市区仅解放北路一条街就坐落着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包括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已没有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跨区域银行，天津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经不再。在改革开放最初20年中，天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优势不断萎缩。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唐山大地震中天津也被严重波及，足足有8年时间用于恢复城建，也有人归咎于多次争夺重要金融机构失利。当然，不可避免的还会联想到睡榻之侧北京强大的资源吸纳能力，但这些客观限制之外，不可否认，天津之前在城市定位、城市营销等方面曾如其老街道一样，有些许没落贵族气，却略显粗糙。不过这仍是一个被明显贴上了金融标签的城市，它在金融方面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其数十年来在制造业的影响。

　　2003年1月2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戴相龙以全票通过，正式当选天津市市长。他的上任，让大家对于天津金融的复兴、天津经济的振兴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兴趣，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就成了这个城市的梦想。

　　戴相龙，这位“金融市长”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对天津的印象。在他上任后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加快发展金融、物流、商贸会展、房地产四个主导产业”，金融被列在了第一位；同时他又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在上任前就妥善安排了资金来源的戴相龙，在接下来做的就是寻找资金的突破口了——他走的是三步曲：招商、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和组建北方海港制造业中心。这些让大家都渐渐意识到，天津的金融发展要开始有了新的动作、大的动作了。

　　随后不久《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20号文)适时而出，天津的金融大幕迅速拉开。

　　国务院20号文从四方面给予天津支持，其中金融改革与创新排在首位。天津环渤海地区被国务院定位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

　　改革开放又一次把天津推向新的历史机遇期，改变中国经济“南快北慢”的格局需要天津出马。对于中国金融的未来而言，天津正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对于天津而言，“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的定位，一下子把“天津求发展”，变成了“国家推动天津发展”，天津的地区战略直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尽管在很多金融领域只是刚刚起步，还谈不上破题，但借凭国家政策的东风，天津志在必得，希冀恢复往昔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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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悄悄的推进

　　从2006年6月的国务院20号文下发到现在14个月过去了，人们在谈起滨海新区金融改革时，都禁不住会问：“天津的金融改革，改在何处？”

　　2007年6月6日，滨海新区会展中心张灯结彩。酝酿了几个月之久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在天津以颇具中国色彩的形式开幕。短短三天内，一下子聚集了17个国家的207家基金类投资机构，918家国内工商企业，以及381家各类中介机构，5000余名外来者熙熙攘攘穿梭在滨海新区庞大的会展中心里。从资料到翻译，组委会都做足了功夫，但投资方都是规模在10亿美元之下的中小型基金，多数第一次进入中国，抱着“试水”的心态。

　　“现在天津概念的确被炒得很热，天天都有很多新闻在报道某某大公司要在天津上项目，但实际上，大家还处在观望阶段。时下的天津，很多投资条件还并不具备。”参加这次洽谈会的一家外省企业中介机构的江先生告诉记者，“本来会展一结束准备返回，但现在还是想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具体地考察一下实地的情况。现在时机的确很好，但还是要从长计议。”

　　中央要求天津在金融改革领域先行先试，而天津则需要研究大原则之外的具体操作。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是天津金融改革的第一步。目前其整个布局实际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即从庞杂的机会中首先找出什么才是符合中国金融改革最需要推进的“下一步”。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表面上看，天津滨海新区没有立即整体出现“旧貌换新颜”的市容改变，也没有出现大厦高楼骤然林立的景象。但是，“滨海新区的速度真是很明显。”一位长期做天津金融业报道的同行告诉记者说。事实上，金融改革创新作为综合试验之首，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有关工作一直在悄悄进行。

　　2006年2月16日，首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在天津开业。当年12月，渤海银行即获准开办衍生产品交易，成立一年，资本金已由当初的50亿元增长至140亿元。

　　2006年9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天津滨海新区7项外汇管理改革政策，内容涉及“深化经常项目管理、创新资本项目管理及金融市场交易管理突破”等。

　　2006年11月，天津市政府有关在天津设立全国性柜台交易中心的申请报告已上报国务院。

　　2006年12月9日，滨海新区首家注册的法人金融机构——天津港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开全国港口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先河。

　　2006年12月28日，领锐公司在天津滨海新区开业。有消息指出，这家看似普通的公司，将在其资产证券化后，进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探索。

　　2006年12月30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挂牌。有消息表明：目前，公司正在进行机构建设和项目选择。

　　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今年滨海新区改革创新方面打算在已经批准成立的渤海银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等基础上，在混业经营、外汇制度改革、引进外资银行、建立新的金融机构方面迈开更大的步伐。

　　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今天，滨海新区要走的创新之路与当年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开放模式完全不一样。现在是市场缺什么、滨海新区就补什么。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的第一要务是金融改革创新。包括外汇管理改革在内，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近期重点工作主要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在金融领域，渤海银行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这样的项目已经启动，此外还有多项金融创新正在制订实施方案，如混业经营和监管、离岸金融中心业务等等。

　　这位工作人员还说，“现在有关金融改革创新的细节都已经出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些，已很不容易。而且审批需要时间、见效更需要时间。”

　　为什么金融改革创新的方案要经历如此漫长的酝酿时间，而且整个过程也都是以秘而不宣的形式进行？有银行业内人士及相关学者分析认为：由于在金融改革中获批的相关外汇政策原则性较强，缺乏具体操作细则，贸然公布会让相关企业无所适从，影响政策的落实。而且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突破及经常项下的全面放开，涉及的全部是当今中国金融改革的敏感点，审慎是情有可缘的。

　　“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当前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分析，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存在问题集中表现在直接融资比重低、投资渠道狭窄；国内金融企业分业经营，难以适应客户需求及金融市场竞争形势；外汇储备量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可以说滨海新区金融试点在为中国金融改革探路。”他表示，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正是天津滨海新区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方面的重要探索。

　　“渤海系”概念破题

　　“非常抱歉，因为8月初，我们刚在北京创立了第一家外地的分行，所以很多后续工作都在进行中，细节的内容暂时不便透露。”渤海银行负责宣传的魏小姐婉转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而我们的目光之所以如此关注渤海银行，正是因为它能从一个侧面见证天津金融业的具体发展。

　　渤海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且是近十年来国家惟一批准的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根据渤海银行的半年报显示，渤海银行自今年2月16日银行正式对外营业以来，业务增长迅猛，到6月30日，渤海银行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已经完成全年经营计划的68%。其中，存款余额达到24.9亿元，贷款余额达到43.9亿元，总资产达到了75.3亿元。

　　一位天津渤海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渤海银行的主要是开展批发业务，也就是公司业务，未来也将向零售业务领域拓展。渣打银行是渤海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持股19.9%，渤海银行在经营机制、内控机制等领域向渣打银行学习，这是渤海银行经营业绩能够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显然天津市对渤海银行还有着更多的期待。今年7月25日，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渤海银行调研时，要求渤海银行要主动承担天津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任务，积极制定综合经营的改革方案。以金融业的综合经营改革为突破口，提高创新能力和服务功能。

　　“不久的将来，渤海银行在全国其他各个重要城市相继开立分行也是有可能的。”

　　与此同时，渤海产业基金也成为金融改革的热点之二。渤海产业基金于2006年12月30日在天津设立，它是带着诸多个第一而出现的。第一支中国性的产业投资基金，同时也是第一支大规模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出现应当被看成是完善我国风险投资机制的启动点，是一项国家的战略性举措。

　　从相关报道不难发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本人对渤海产业基金的成立非常重视，因此该基金被称为“市长基金”。在批准的200亿元额度内，渤海产业基金首期60亿即将挂牌，余下的140亿还能成立两个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重点扶持能够带动环渤海、辐射三北的项目，促使其尽快形成产业规模。同时，也会在全国有选择地对有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业进行投资。目前，我国通过沪深两市、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几种有限方式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比例不足10%。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市场前景不明的高新技术企业，很难及时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渤海产业基金的设立，无异于开辟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产业融资新渠道。

　　渤海银行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无疑是天津金融发展的旗舰，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天津的潜力也不可小觑。像汇丰、花旗等银行和天津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之前，很多外资银行在天津都设有分支机构，现在这些外资银行对于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也非常积极，汇丰银行去年就在滨海新区设立分支机构。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这些外资银行的接踵进入，将为天津金融业从根本上提升相关行业的操作理念、手法，并推动天津市其他金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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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金融中心

　　中国金融改革的试点，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到90年代的上海浦东，现在到了天津滨海新区，都是同一个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老概念。但是，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说，赋予中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都有不同的意义和要求。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少人认为这将是天津重振昔日金融中心辉煌的最好契机。但天津市长戴相龙多次公开强调：天津的目标不是北方金融中心，而是“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争取成为金融创新基地”。

　　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撰文评价，靠近香港的深圳和历史上经济就很发达的上海是设立开发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的当然之选。而在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不如南方人那么开放，还存在地区对立现象(尤其是在天津和邻近的北京之间)，因此要选择一个地方开创经济新风，并作为投资中心，就显得更加困难。

　　以经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目前全球有两大经济引擎，第一是美国，美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主要靠的是消费；而另一个就是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则依靠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客观上需要金融服务为其提供配套的支持，目前金融中心产生在中国的意义，肯定要比产生在其他经济体的意义更大。

　　制订合理的定位和规划对天津市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但戴相龙市长对媒体上热炒的未来天津北方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认同。“天津的金融业需要大发展，但北京是天然的金融中心，天津不可能获得这一地位。”

　　事实上，即使是在天津市，大家对于通过天津的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天津将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只引擎的问题还存在不同看法。据相关的人士介绍，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最初天津市只是借“十一五”来做一个规划，请求中央批准，争取一些支持。可是当报告递到国务院后，国务院并未马上批复。因为中央决定将滨海新区的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颁布的(2006)20号文件，对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比天津市期望的还要大。“本来想要个芝麻，结果给了个西瓜。在这一领域，天津市反而有点像是被推着向前走。”一位曾参与规法报告起草的学界人士笑称。

　　对于天津市未来在金融领域的定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刘煜辉曾表示，“十一五”规划之所以要加快天津的发展，是因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金融中心，来进行资金聚集和资源优化配置。

　　一些经济学家分析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大国，单极的金融中心不可能辐射整个版图，就此而言金融中心可以是多极的，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服务。中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都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行为，一旦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决定加快某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则会聚集大量的人财物方面的资源，预计天津接下来也会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

　　也有专家认为，天津经济—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北京的发展并无矛盾冲突，未来北京的定位应该是国家首都，应该是政治中心和宜居城市。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投融资局局长陈昉热切地盼望着天津金融业的大发展，他希望未来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北京开办代表处，然后将自己的总部开到天津去。而天津应该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成为资金的集散地；建立现货和期货的交易市场，成为多种能源的集散地和定价中心。

　　与上海浦东相比，天津滨海新区尚处于消除基本制度障碍的基础性改革阶段。天津滨海新区全局性的改革刚刚由开发区和保税区不足40平方公里的范围扩展到新区全境，尚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不论是金融基地还是金融中心，对于天津而言都是任重道远。

　　天津准备好了吗？

　　8月20日，国家外汇局首选在天津滨海新区试点个人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业务，境内个人可以通过滨海新区的金融机构直接投资香港证券市场，这是继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放行后，中国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又一步骤。

　　港口、保税区，摩托罗拉、三星、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近几年，天津财政收入由23.6亿元增长到248.4亿元，增长9.5倍；外贸出口由5亿美元增长到185亿美元，增长36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59亿美元；世界500强中有70多家企业在新区投资，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2000年以来，滨海新区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浦东和深圳。2004年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长分别超出浦东和深圳3.7和2.7个百分点。

　　但这些并不足以预示着天津的发展就是坦途一片。

　　天津市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的卢卫所长对记者说：“经济发展需要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国家在国家级大项目的布局上，已经开始充分考虑天津市的需求。100万吨乙烯项目、空客总装厂项目落户天津市滨海新区，表现出国家在天津发展问题上的态度。但是目前，天津的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承担经济中心的角色。要发挥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首先必须自身有力量，更需要积聚更大的能量。”

　　的确，人们往往总会以上海现状来比对天津金融发展。与上海相比，天津金融基础、经验与实际操作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当面临国内从未实施过的创新、改革时，这些不足将影响金融创新实施的速度。无论是金融中心还是金融创新基地，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都指出，以天津目前的条件和基础，急需多方面“补课”，金融创新的发展需要健康的发展空间，这方面滨海新区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培育市场机制。

　　“天津没有证券交易所，也没有大量金融机构的总部。在经济领域，天津的重要性不及深圳，也不及上海。”一位在天津从事了多年证券行业的刘先生对记者说。

　　对于天津正在积极争取的全国性柜台交易市场，专业人士一致认为正是着眼于弥补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天津金融的发展不能靠等国务院的特殊通知，不能靠特批产业投资基金、离岸金融业务等某几项业务来谋求发展，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法规并不鼓励金融创新，与金融创新相矛盾。天津市在金融监管创新等领域要大胆突破，这样才能综合提升天津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增加金融服务的品种。如果天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门槛比较低的、监管严格的柜台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我国资本交易的完善，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第三级的强有力的支持。

　　而且，天津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欠账较多，这让不少期待天津尽快发展的人面对既有成果还是忧喜参半。不过好消息是，据悉国家今后每年会给天津10亿元财政返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十一五”期间，天津的投资规模可能达到50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在1200亿元以上。

　　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容易完成，天津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才的培养，在于法制、与国际接轨金融制度等软环境建设，而这些领域的建设完善才是金融中心最根本的要求。所以金融人才短缺是天津打造金融创新基地亟须弥补的另一块“短板”。采访中不少的金融专家都指出中国金融业发展很快，金融人才供应紧张，在金融业不是很发达的天津就更是如此，如果不加紧人才培养，那么创新业务将很难寻到合适的人员配备。

　　对此，天津真的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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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道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一个典型的载体，是天津都市文化开放性的一个象征，也是近代天津发展史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

　　每一个来天津旅游的人，“五大道”都是被推荐的“必去之地”。可是等到他们来到这盛名在外的建筑群时，多半还是会有些失望的。不熟悉“五大道”历史的人，面对着这些的旧居陈宅，并看不出更多的内容。这里的楼群虽然带着些许“洋气”，可是大多都缺乏基本的维护和修缮，有些还十分明显的显露出破败感。到了夜幕降临时，这没有任何灯光装饰的建筑群就以一片阴影的方式完全沉寂在天津的夜色中，以至于如果不是司机提醒，驱车路过的我们根本不会察觉它的存在。

　　从相关的记载上了解，“五大道”地区其实是天津名居名宅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因小洋楼多、保存完整、建筑风格多样以及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而著名。天津作为闻名世界的近代化的城市，也就是在上个世纪20、30年短短几十年间骤然形成的。如果把这个历史内容抽去或删掉，天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从文化视角看，五大道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一个典型的载体，是天津都市文化开放性的一个象征，也是近代天津发展史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

　　对于天津人来说，它不再被视做过了时的昔时遗物，相反渐渐成了此地的一种城市标志，甚至升华为一种骄傲了。就在这样一群祭奠往日辉煌时光的历史建筑里，我们居然还能遇到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邵承德，实在是奇遇。他和他的老伴就住在这片古旧的小洋楼群之间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平房里，周围的老邻居、街坊大多都因为城市危楼拆迁规划而选择搬离了，只有他因为高额的房价、不多的养老金，只能够在这片拥挤的住所，静静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邵承德1934年出生在杭州，父亲是旧时官吏，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谓的老八旗。1937年因为父亲的调任到天津，他也随着父母离开江南小镇来到天津，并在五大道这里度过了整个人生的大部分光阴。

　　“打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五大道这一片住，那时是解放前，这里属于英租界的地方，后头这些房子还没有，记忆中这里周围是一片草地，所以这凉快极了。”回忆起童年，邵大爷变得十分健谈，“冬天就太冷了，虽然自己烧了暖气但还是冷，所以就到别的地方住去了。夏天凉快就上这边住来了。那两个树荫一搭，两边都种着槐树，你一走，整条街都是弥漫着槐花的香。”

　　当年的五大道并不是一个历史称呼，这个地处原英租界的住宅区，从无“五大道”之称。六十年代以来，城管部门为了对这片十分集中的西方住宅建筑便于称呼，才称之为五大道。若言大道，应是六条(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和马场道)，而非五条；但相说久了，约定俗成，五大道反成了一种“官称”，它东起小白楼，西至九十中学，南抵马场道，北达南京路。旧时租界里的人谈房子，一提“耀华桥下”(南京路以北)便是指较低层次的洋房。五大道全是高级住宅。英租界那个时候一般住的是高级职员、政府官吏。天津人曾俗称老城内外为“上边”，五大道一带为“下边”。这上下两个地域也是两个世界，不仅很少往来，连说话语调也截然不同。五大道的居民只说国语，不说天津话。

　　“那个时候一般住的是高级、政府官吏。有几座是东北的，以前是张学良的部下，还有卢木斋，做过市长，是大资本家。南开大学现在有个木斋堂，就是卢木斋修的。”

　　当时五大道的一大特色，是建筑的私密性构成的深遂和幽静的氛围。这里的住户——无论是寓公式的军政要人，还是成功的实业家们，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这种心理必然性地外化在五大道的环境形象上。这里的房屋尺度宜人，倾向低矮，没有高楼；隔院临街，院中花木掩住里边的楼窗，虽然精致但绝不张扬。院墙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最巧妙的是民园大楼的方孔式围墙，它采用百页窗的原理，看似透孔透光，实际上从外边根本不可能对院内一览无余，这就适应了房主人深居与私秘的心理，自然也构成了五大道独有的幽雅沉静又稳定温馨的氛围。

　　“30、40年代的天津很时尚，好多北京人赶到天津来，买吃的东西买鞋买穿的都上这边来。从前天津好多好的大厨师，没有在饭馆里做，都是在家庭里做。一般应酬都讲究在家吃。那时候我们家光厨师就有三个。一个西餐厨师，两个中餐厨师。一斤两个头的大虾，在天津不算什么的，穷人和富人都吃对虾。就是有钱人在早晨买，八点之前买，没钱的人在下午五点买。当时有身份的人都不能听相声，那些都是下等的市民的爱好。解放后的相声跟以前的相声不可同日而语，提高了很多。现在的相声干净极了。”作为官吏子弟的邵大爷在当时过的是衣食无忧的日子。

　　“后来解放，我也从原来的一栋楼房换到了一层楼房，又从一层楼搬到了半层楼，最后住到这个小院里，一直到现在。”邵大爷所说的小院其实就是临时搭建的小平房，窄窄的两间屋子，外墙上还有当年地震后加固的痕迹。

　　“现在这的模样跟过去的模样变化太大了。但这些变化都是慢慢的，一时一刻也许你不会察觉，但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小时候爬过的树都砍了。以前每座楼房和每座楼房的墙都被拆了，还有旁边的车房都拆了，你们看到的那些高高的房子，墙也给拆了，就为了让它透绿。透绿了让它看见房子。”因为天津将对五大道地区七条道路进行综合整修，包括违章建筑以及有碍观瞻房屋在内的拆迁和房屋整修工作全面展开，很多以前住在一起的老邻居都一一搬走了。邵大爷没有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虽然房子已经十分陈旧，可是望着不断攀升的房价，每个月拿1000多元退休金的邵大爷只能“望房心叹”。

　　“我不敢说现在天津的变化大不大，因为我从来不出去，没有娱乐，不去逛街，现在有太多的东西看不懂，听不懂。觉得嗖的一下周围的东西都变了，可是你自己还是没有变，结果就什么都跟不上了。”现在的邵大爷每天伺候着生病的老伴，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剧院听当地人热衷的娱乐——相声和曲艺。生活在五大道有些落寞的陈年旧宅里，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听听自己收藏了多年的2000张CD，看看早就开始泛黄的一百多册藏书。

　　“我每天守着这些唱片和书就很开心了，只有他们是跟着我一辈子的，是不会变的。”

　　林希:：天津离精神大都会尚远

　　不管其它的城市多么繁华、现代、舒适，天津还是那个讲吃讲喝、低调、务实、酷爱现实生活的天津。

　　今日天津，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两种路径、两种机制的两个城区之间，是历史和现代的交融。而我们只有通过亲历了天津几十年发展的老人的口中才能够拼凑出那个具有600年历史的中心城区和市民的具体影象，于是我们找到“天津闲人”林希——这是一位1935年出身旧中国买办之家，如今与冯骥才一起被称做津味小说“双帜”的作家。

　　《小康》：在外地人眼里，天津人是怎样的形象出现？

　　林希：“卫嘴子”，是中国人对天津人的总体界定，它对天津人的性格特点做了最根本的概括。天津人能说，爱说，天津人语言表达能力强，这是个优点。善于挖掘语言潜能，更是天津人的生存本能。天津人说话表情活泼，话语幽默，语音动听，内容丰富。天津人被称为“卫嘴子”，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天津人见多识广。从九条大河来的人，也算得上是来自五湖四海了，后来再加上开埠通商，办洋务，天津又成了一个开放城市。这里也产生了无数天才的嗓子和幽默大师，张寿臣、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苏文茂、马季、冯巩、郭德刚，只有天津人才能给大家这么多关于生活的快乐。

　　《小康》：天津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怎样的外部环境形成了这样一些特点？

　　林希：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产生了主要的影响。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现在外来人印象中的城市符号只是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津味小吃，在“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等风靡全国的草根娱乐舞台上，又有多少选手自称是天津人？天津并不是一个特别时尚的城市，没有原创性的时尚符号，没有领先全国的时尚风潮。

　　而且天津是一个平民城市，天津人安于做平民，而且安于世世代代做平民。天津人认为做老百姓最好，过小日子，是天津人最高的人生理想。

　　《小康》：从《大公报》、《北洋画报》的创立可以得知当年的天津传媒业是十分发达的，可是现在在全国范围来看，天津文化传媒业的发展已远远不及其他的省市。

　　林希：传媒可以代表一座城市的气度和品位，长期以来，天津文化醉心于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情调之中，导致天津文化性格逐渐枯竭萎缩；长期以来，天津文化受制于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而缺乏自发的、活跃的、多元的、民间的文化发展氛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恐怕天津是全国唯一个能看到年轻小伙蹲在天桥下面看人打牌看8个小时的城市。天津也有酒吧街，但是却没有北京后海、三里屯以及上海衡山道、新天地那样的品味和氛围；天津也有多家古玩城、旧书市，但是却没有类似北京、上海那样的特色民营书店。唯一令外地人羡慕不已的，或许就是那些散布在老城一带大街小巷里的相声园子了。

　　《小康》：您认为天津未来的发展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林希：天津的社会土壤不会大量产生精英人物，即使产生了，也因水土不服，很多人会选择离开天津，但一出去就成名了，或者一出名就出去了，因此也就有了一种奇特的“天津人流现象”。另一方面，天津人的不思进取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运营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建设物质大都会的同时，天津建设精神大都会的路途还很漫长。

　　在过去的15年里,“天津经济看开发区,开发区看摩托罗拉”的口号几乎每个天津人都耳熟能详。摩托罗拉和天津开发区的发展息息相关。

　　1986年,摩托罗拉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求投资机会,并与天津开发区接触。1988年,时任开发区主任的叶迪生应邀访美,在摩托罗拉公司总部第一次看到“大哥大”。主人让他往中国打电话,一拨,居然通了。这位半导体专家十分激动:眼下中国人家里安部座机都难,如果这种无绳电话落户天津,其意义不言而喻。在他的极力推荐下,天津市对此项目非常重视,当时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甚至表示“谁要放走摩托罗拉,谁就是天津的罪人。

　　摩托罗拉传播与公共事务部高级经理陈雷对记者回忆说,“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反映出天津的诚意,就是在当时谈判的时候,不管当天有多少的谈判结果,第二天美方都能够一早收到相关的翻译内容和准确的答复,这说明天津方面肯定是彻夜加班完成的。”在一番细思量后,摩托罗拉将自己在中国的大本营放到了天津。

　　“摩托罗拉的BP机和手机生产线是最先落地的两个项目,当时投资约1.2亿美元。”这使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独资企业。公司的设立得到了天津开发区、天津市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所有审批手续在14天内全部完成,创下了轰动一时的速度奇迹。

　　1992年以前,天津开发区还是一个小型的出口加工基地,年工业总产值不过10个亿。由于国家给的指标少,每年外商投资是以千万级人民币进行计算的。摩托罗拉工厂到天津后,为其生产配件的公司也纷纷到天津落户,当地约有20到30家企业为摩托罗拉提供配套产品。

　　摩托罗拉公司刚刚到泰达的时候,员工不愿意住在荒凉的开发区,晚上都要到四五十公里外的天津市过夜,而现在,以第几大街命名的街道已经到了第十三大街,摩托罗拉所在的位置以北,分布着从第四大街到第十三大街的广大区域,里面密密麻麻地散落着包括世界五百强在内的众多工厂。晚上,站在高楼上四处眺望,远处最灯火通明的地方,往往就是开着夜班的工厂。

　　外资青睐天津,一方面是因为天津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另一方面,在经历外商投资的业务进入到稳定的发展后,天津已经形成有六个支柱性的成熟产业,包括电子信息、汽车、石化、现代医药以及新能源、环保等等。

　　天津开发区拥有丰富的企业资源,不但有近4000家的外资企业,还有近一万家的内资企业,同时拥有超过200家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值占了总产值的62%以上,总资产达到18.5%,工业全年劳动生产率是人均32万人民币,这在全国也是最高的。

　　滨海新区正在着力打造乙烯炼化一体化、空客A320、天碱搬迁改造、冷轧薄板、造修船基地等20个大型项目,并努力确保太平洋汽车零部件、中集集装箱、SEW精密机械、扎努西压缩机、约翰迪尔拖拉机等22个重点项目在下半年建成投产,积极实现太平洋国际集装箱、华元半导体等18个项目增资扩产,使加拿大铝业、亚实动力等30个已经确定的大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全力推进大推力火箭、蓝星新材料等7个中央企业项目建设,促使矿山机械、LED芯片等30个已经签约和即将签约的外资项目加快前期项目进度。

　　“滨海新区从天津地区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对于摩托罗拉而言是个发展的绝好契机,”陈雷告诉记者说,“我们有一个美国的政府官员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滨海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当时就给了他一句话,‘这就是另一个浦东新区’。当然,具体实际而言,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在战略意义上是一样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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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洙：我选择我相信

　　天津距离韩国只有一个小时的飞行距离，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吸引韩国企业的重要因素。

　　2007年8月10日下午，与北京相邻的天津自然也没躲得开“桑拿气候”。韩三洙会长刚开完会，匆匆赶来欣然接受采访。他身着运动休闲装，和蔼、面善，精力充沛，行动敏捷。“你好，你好，非常抱歉，让你久等了，实在是太忙了。”刚一见面，韩会长就忙不迭地说。虽然中文说得不很流利，但是看得出他非常喜欢说中文。

　　作为天津韩国商会会长和阿罗马(天津)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韩三洙在天津生活了十余年，因而见证了天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995年，他在天津投资创办独资公司，几年来，他的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资金从当初的50万美金增加到了目前的3000万美金。像所有来津投资的韩国商人一样，他曾经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在天津投资，他回忆说：“当年，我在印度以及马来西亚等国进行了考察，但是我认为中国是个无限的市场，如果在天津投资，一定会成功的。当时天津的领导非常诚心诚意地对待投资者，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为投资者着想。他们非常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地的投资环境，热情邀请我来这里投资。我认为，天津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完备，和韩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邻，拥有相同的文化氛围，最后还是选择了天津。”

　　“我很看好企业在天津的发展，但是相比较中国的企业，韩国公司具有一定优势，比如服务还有产品质量。韩国企业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很到位的。即使半夜，人家需要，也要提供服务。”

　　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天津的加快发展和扩大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户天津，天津三星公司、锦湖轮胎社、大韩航空有限公司、汉拿(天津)房地产、LG、世韩集团、胜胜木业社德铃通信等韩国知名企业先后在天津落户。

　　“由于天津是个大城市，所以我们韩国商会在收集天津各个区域的优势资料以后，按地区、行业分别给他们介绍。韩国的主导企业是半导体、通讯、汽车、重工业、生物工程。今后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天津的发展，这些企业还将不断的加大投入。韩国有很强的技术，也有很多资本家，我会帮助他们在天津投资。制造业离不开水电，希望搞好供水供电。也希望中国文化设施以及体育设施更完善，还有居住环境更好些。”韩会长十分看中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机遇。

　　韩国企业投资的重点一般都集中在手机IT产业，还有通讯、计算机、汽车、半导体等这样的尖端技术上，同时也有着向更多的领域拓展的趋势。今年7月举办的“韩国友好周”中，来津的众多韩国企业主要考察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状况，希望能在滨海新区进行基础材料、制药、纳米技术、生物电子技术、信息通信等行业的投资。2006年，天津与韩国贸易额达到110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了近40倍。目前，韩国在津投资企业累计达2600多家，实际投资额30亿美元，居来津投资国家和地区的第5位。除制造业外，滨海新区自去年大力引进的服务外包型企业也成为吸引韩国投资的一大亮点。通过吸引更多的金融、物流韩国企业来津，是天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的一大捷径。

　　说起在天津的这几年生活，韩三洙颇有感触，他觉得天津给他的最大感受就是时刻都在变化：“环境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与10年相比天津新建有很多高品位的住宅公寓，生活上更加便利，很多韩国人喜欢的饮食在这里都能够购买得到。以前每周只有三次去韩国的班机，现在已经增加到11次。”

　　“我的太太曾在1995年前后来过天津，但是那时候无法适应天津，环境不好。”现在早已把家安在天津的韩三洙告诉记者，“她现在感觉天津环境什么都好了，很习惯这边的生活。”

　　张高丽被外界所称的“从南到北，面朝大海”的主政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厚的资源，无论是人脉或是理念思维。而这也让人们对于天津未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角色有了更多的期待。

　　2007年3月25日下午，张高丽正式上任天津市委书记。他表示，来天津工作，是一个新的考验，他将努力做到：“一要为民，二要务实，三要清廉”。

　　天津作为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华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和商贸中心，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2006年，天津市生产总值达到4337.7亿元，增长了14.4%，实现了经济总量提前4年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人均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成为国内第三个进入到5000美元俱乐部的省市。

　　2006年3月22日，《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获得国务院原则通过，将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是年同月，“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继而又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张高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言必说“滨海新区”

　　“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决定天津的前途命运。”

　　天津各方人士普遍认为，张高丽的到来将加快天津滨海新区以“龙头”姿势融入环渤海经济圈的步伐。

　　张高丽有在“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长期工作的经历，并曾带领了深圳的腾飞。

　　2001年12月6日，刚刚过了55岁生日的张高丽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北上山东。在广东期间，张高丽有四年的时间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身分亲身参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

　　转往山东，张高丽从副省长到省长、省委书记，山东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加速，甚至以15%以上的速度成长。2006年，山东省的GDP总量首次超过2万亿元，在广东之后，与江苏省携手进入“2万亿GDP俱乐部”。

　　张高丽主政天津，让人期待天津能成为第二个深圳。

　　深圳市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生产总值突破每年10000亿元。据天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滨海新区2005年完成生产总值1960.5亿元，同比增长20.2%，如果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到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的GDP将超过9000亿元，和深圳仅相差1000亿元。

　　在就任天津市委书记5天后，张高丽视察工作的第一站就是滨海新区。他几乎跑遍了天津保税区的每一个地方，从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工地、天保冈谷物流有限公司，到天津港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和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等场所，张高丽都做了认真的调研。

　　5月14日，张高丽又一次到滨海新区大港区、塘沽区调研。他前往塘沽区临港工业区，察看了二期围海工程现场，了解整体规划和项目建设情况。

　　5月29日，在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张高丽在报告中用相当的篇幅强调：未来5年要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对于滨海新区的未来，张高丽提出，要尽快形成“五个标志区”：改革创新的先导区、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区、国际物流的集散区、各类人才的创业区、宜居生态新城区。

　　然而，要实现这一美好的目标，滨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因新区下辖各行政区步调不一等问题就很棘手。

　　为此，张高丽多次提出，滨海新区要“超前发展，先行先试，创新观念”，“新区发展是一盘棋。”并且，张高丽急令建立一个有利于强化统一领导、理顺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各地都在竞相加快发展，周边地区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挑战前所未有。”6月13日，在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动员大会上，张高丽微言大义。

　　当天，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成立，张高丽亲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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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不开的“金融情结”

　　2006年，国家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处于金融改革和创新当口的天津，需要一次经济的全面提振，而这十分需要天津领导层的金融和创新意识。

　　从央行行长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对金融一直情有独钟，在天津市民眼中，他也是一个特能搞钱的好市长，是天津的“救星”、“财神爷”。而张高丽的到来，无疑又为天津增添了一位具有深厚“经济学背景”的领导。对于宏观经济，张高丽颇有研究，1999年被清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被母校厦门大学聘为管理学院院长和教授。

　　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中,天津并不是一个“胆大敢为”的城市。然而作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需要的是突破。在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张高丽的报告中近50次提到创新。

　　“张高丽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强。”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在宣布张高丽的调任时，贺国强还特别向津门各级官员强调，天津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在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张高丽着重要求，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和创新，探索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发展各类基金，争取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在接见率先“试水”金融改革的渤海银行董事会成员时，张高丽语重心长地表示，天津的发展正处在十分关键的时期，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努力把天津建设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

　　张高丽表示，要大力发展金融业，把推进金融改革创新作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重要任务，积极探索，扎实推进，努力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创新基地。

　　在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张高丽第一次给关心这座城市的人们勾勒出天津未来五年的发展图景：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元，人均超过8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2000亿元，万元GDP能耗下降20%。

　　“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初步确立”已经成为天津新一届市委的工作目标。

　　“老石油”的新课题

　　150万吨乙烯，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化工项目前不久落户天津；就在5月初，与滨海新区咫尺之遥的曹妃甸又发现了储量高达10亿吨的大油田，而石化业本来也就是天津的支柱产业之一。

　　张高丽可以称得上一位“老石油”了。1970年，24岁的张高丽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油部广东茂名石油公司当工人，后任秘书、政治部团总支书记、公司团委副书记；1977年，31岁的张高丽开始成为企业高管，任茂名石油公司炼油厂一车间党总支书记；1980年起任石油部茂名石化公司党委常委、计划处长、副经理；1984年任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中国石化总公司茂名石化公司经理。

　　在张高丽主政山东期间，山东的炼化尤其是地方上的民营炼化厂表现出了极强的活力，在全国其他地方两大国有石油公司几乎垄断石油炼化的局面下，山东民营炼化厂异军突起，占到了全国民营炼化能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作为一个老石油工作者，张高丽在到任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就来到大港油田看望石油工人。他还登上了大港油田30JD3钻井队的钻井平台，察看钻井的生产情况。当天，张高丽强调，要牢记“两个务必”，发扬石油工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优良传统作风。

　　作为天津工业发展龙头，大乙烯、大炼油现在已经开始建设，国际油价的上升使石化行业也进入了黄金时期，仅在去年，天津石油开采业就完成工业总产值647.87亿元，增长32%。

　　如何让石油行业在天津崛起中发挥更强势的作用，或许是张高丽驾轻就熟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

　　凝聚起“环渤海”的合作力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天津已经不再是天津人的天津的今天，天津人更需要开阔的思想视野，“跳出天津看天津，跳出过去看未来”。有着沿海开放城市长期工作经验的张高丽显然明白“合作”与“走出去”对于天津的重要性。在与其它省市越来越频繁的互动中，天津尤其是滨海新区的形象和发展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8月14日至18日，张高丽、戴相龙率领的天津市党政代表团到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厦门市等地学习考察。“合作”与“交流”成为期间被提及最多的词语。张高丽表示，将加强与兄弟省市的合作与交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更好地促进滨海新区龙头带动、中心城区全面提升、各区县加快发展三个层面优势互补，努力实现天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

　　被外界所称的“从南到北，面朝大海”的张高丽的主政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厚的资源，无论是人脉或是理念思维。而这也让人们对于天津未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角色有了更多的期待。

　　有评论家指出，张高丽此次入主天津，肯定会将山东半岛和深圳特区的经验带到津城，像珠三角那样合作与互补，打开一个新局面。

　　在传统的观点里，山东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一部分，但从经济联系上看，山东不仅远离京津，而且中间还有河北大片农村相隔，京津辐射力很难渗透至山东。而且山东省更为强调的是由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潍坊、威海、东营、日照组成的半岛城市群。

　　2006年11月底，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率代表团到山东省和青岛市考察，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山东省政府和青岛市高层几乎全部出席了与天津代表团的座谈会。当时戴相龙提出天津与山东可以加强合作的方面包括：港口合作、区域交通网络、产业合作、科技合作、旅游合作、金融合作。

　　专家认为，张高丽进入津门，将可以促进山东半岛融入环渤海区域的步伐，打破行政区划枷锁，积极参与京津冀和辽东半岛的合作，包括一些企业与京津在研发和生产基地上的合作，以及围绕环渤海提供农副产品、输出劳务等等。

　　有评论认为，张高丽在山东任职六年有余，以其对环渤海发展之熟悉，对推动“十一五”规划的天津滨海新区以及环渤海区域经济，应可驾轻就熟。

　　此前即有媒体评论称，张高丽离开山东，带走的是背后无法估量的人脉。

　　这一点，在天津第十四届商品交易投资洽谈会上的确得到了充分体现。4月18日，天津第十四届商品交易投资洽谈会开幕，环渤海区域内的北京、河北、山东、辽宁四省市均由省市政府组团参会参展，还是近年来的第一次，而环渤海32个联席会议成员城市也悉数亮相展会。

　　巧合的是，与张高丽调动同时，刚刚由陕西省省委书记调任山东省省委书记的李建国，曾在天津工作了二十几年，从基层一直做到市委副书记。天津与山东的沟通在两地高层间将会更加顺畅。

　　除了与山东的密切走动外，天津与临近的河北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

　　2005年12月，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率团赴唐山考察冀津经济技术合作。2007年2月，唐山市委书记赵勇率团赴天津，与天津市就加快沿海交通设施的对接和沿海开发达成了初步共识。6月，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首次出访，就率团赴曹妃甸工业区学习考察；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也率团对滨海新区进行考察，并举行交流合作座谈会，两地就加强冀津合作、推动环渤海崛起形成战略共识。张高丽把这一次两省市高层互访称作“加强津冀合作的一个新起点”。其收获便是7月21日天津滨海新区与唐山市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书》，双方就促进产业合作发展、曹妃甸港与天津港联合发展、构建共同的要素市场等达成共识。有学者将此经济合作协议称为“冀津协调发展的破局之作，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