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娱自乐，全是转贴

照葫芦画鱼

　　刚刚去看了那个萧红的帖子，强大啊，原来萧红和萧军见面的第二天就同房了，而且当时她怀孕七个月……萧军的口味真是独特……
　　
　　罗隆基是个花花公子
　　
　　转个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八卦：
　　
　　沈从文, 张兆和, 高青子
　　
　　刘洪涛
　　
　　主要因《从文家书》的出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也有一些论家著文评说，但因取材有限，且多就事论事，因此意义不大。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有鉴于此，笔者讨论二人关系，除考证若干史实外，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恋对沈从文创作产生的丰富复杂影响。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自叙传”不免过分，可忽略二者的联系同样非实事求是，折衷的办法，我把它当成理解创作的一个特别的角度。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只是这里不去涉及罢了。
　　
　　在文人婚恋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1929年8月，沈从文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认识当时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张兆和，遂展开爱情攻势。开始时，这攻势因张兆和的羞涩和态度不明朗进展不大，后有胡适居中穿针引线，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1933年寒假，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1933年9月9日，二人在北京结婚。正如结婚所选日期的寓意一样，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生活虽起过一些涟漪，但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喜欢咀嚼文人轶事的读者从这段婚恋中找不到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不免会失望，但这段婚恋在沈从文内心掀起的风暴，以及它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却“好戏”连台，美不胜收。一句话，它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一
　　
　　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结果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巨款。他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1928年在上海，小道消息盛传他和丁玲、胡也频“大被而眠”，那不过是把三人的友谊曲解罢了。一个身体健全的青年人，渴望性爱是极正常的事；沈从文初入都市，有强烈的挫折感，把性爱当成逃避所，因此就有更迫切的需求。沈从文写过像《旧梦》、《篁君日记》、《长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情色作品，表现青年男子的冶游和性经历。虽然沈从文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道中“老手”，但在见到张兆和时之前，在两性经验方面幻想多于亲历，是可以肯定的。况且，性与爱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与张兆和相识，沈从文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沈从文意识到，自己找的是一个陪伴终生的女子，而张兆和是理想的任选。他的激情被调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恋爱中，而张兆和也与沈从文小说创作发生了密切联系。
　　
　　张兆和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在张家姊妹中排行第三。这种体貌特征和亲族关系被沈从文一再利用。他的小说《三三》（1931）写一个乡间小女子朦胧的初恋，小女子名叫三三。三三是否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小说未见交代，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就只能从张兆和的排行来解释。可以作为补充论据的是婚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许多书信都称她为“三三”。《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黑黑”，《长河》中的夭夭是“黑而俏”，都取张兆和的肤色特点。沈从文还有给亲近之人写故事的习惯。《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中说，写这部作品是“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沈从文在追忆《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作缘起时这样写道：“我有个亲戚张小五，……又喜欢给人说故事，又喜欢逼人说故事。我想让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来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1] 这些小说的篇末，大都附有“为张家小五辑自XX经”字样，可见所言不虚。给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写故事可谓醉翁之意，全在取悦张兆和。沈从文另一篇小说《灯》（1930）中，叙述人给一个穿青衣的女子讲关于灯的故事，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遂成就了叙述人的爱情。虽然我们不能妄加测算，那女子的原型就是张兆和，但其格局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的情形却是一致的。张兆和有时也以人物形象进入到沈从文的小说中。《贤贤》（1932）中的贤贤以九妹为原型，但故事的起因却是贤贤的哥哥（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作为知名作家，哥嫂的婚恋被无聊者议论，引起贤贤不快。《三个女性》（1933年8）是献给大海和美丽女子的抒情诗。其中三个女性，“高壮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长袍的女子”蒲静隐射丁玲，“年约十六，身材秀雅，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女子”仪青是九妹，“年约二十，黑脸长眉活泼快乐着紫色衣裙”的黑凤则指张兆和。三个女子在海滨玩耍，被美丽景色所感动，都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黑凤觉得要认识美、接近美，就只有沉默一个办法，这与张兆和谦逊、娴静的性格是相合的。黑凤一边和另两个女子笑闹，另一方面她不忘作为主人的责任，天色已晚，她提醒大家回家。回到住处，黑凤收到未婚夫电报，说XX（指丁玲）已死。黑凤听了久久不能释怀，她在心中默默怀念XX，称赞她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
　　
　　除了上述张兆和与沈从文小说联系的一些直观材料外，还有一些作品隐约透露了恋爱中的沈从文微妙的心曲。《燥》（1931）中的懋力是一个求婚者的形象，他深恋着那个有着“黑黑的脸”，“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的女子，乘火车长途跋涉来求婚。但在上海的旅馆住下后，他因为女子略乏热情的信函而变得疑虑重重，他担心求婚被拒，在房间里焦躁不安，在街上也魂不守舍。从《沈从文全集》所收相关书信看，这正是沈从文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932年，沈从文求婚成功。从此，焦躁被喜悦的心绪取代，沈从文在其后写的一系列作品，大唱爱情的赞歌。《春》（1932）写一个青年医科大学生和一个美丽女子的互诉衷肠的那个美妙时刻。男子为巨大的幸福所淹没，用诗、用沉默、用语无伦次的“疯话”赞美着女子，女子巧妙地鼓励并陶醉于男子的情话。一点小小误会，让男子担心唾手可及的幸福，他无端怀疑起女子的父亲可能横加干涉。女子笑男子太笨，对现实毫无察觉，她暗示他，父亲已经应许，这令男子重新找回了信心，“感到宇宙的完全”。这场爱情的飨宴安置在春天的花园里，蓝天白云，鲜花百灵将爱情装点得诗意盎然。《若墨医生》（1932）的故事发生在青岛海滨。若墨医生事业有成，政治信念坚定，喜欢辩论，另有烟斗不离嘴的嗜好，却对女人没有兴趣。叙述人“我”想到一个牧师的女儿将要到青岛来养病，起意成全他们的好事。虽然若墨医生认为女人“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没有一样好处，但异性天然的吸引力，加上这女子“温柔端静，秀外慧中”，以及青岛海云花草气候的相宜，没有多久就坠入情网。若墨医生的向爱情“投降”，隐含了即将成家的沈从文对自己处境甜蜜的“无奈感”和辩解：没有人能够抵挡世间最美好的爱情的力量。
　　
　　由于爱情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过这中国现代唯一的一部框架故事集。[2] 《月下小景》故事的本事绝大多数取自佛经，沈从文加以铺陈点化而成。沈从文在《湘行书简》（1934年1月16日）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他对张兆和承认：“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3] 《龙朱》、《神巫之爱》等写于沈从文认识张兆和之前，是他渴望爱情而又无从恋爱的见证，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丰仪，《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于爱情成功之时，女性的魅力和男子的为爱而屈服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其中的《扇陀》叙述一得道仙人，因下雨摔跤，迁怒于波罗蒂长国，诅咒它三年不雨。干旱事关国计民生，国王大臣想出种种办法，皆不奏效。国中有一名叫扇陀的女子，“荣华惊人”，“巨富百万”，她献上了“美人计”。扇陀带五百华贵香车，携五百绝色美女，来到仙人所住森林，采花捉蝶，鼓乐沐浴。仙人初不以为意，但不足一月，就逐渐露出“呆相”。扇陀又进一步引诱，扇陀怡然就范。仙人因近色而法力智慧皆失，咒语终得解除。《爱欲》颂扬女子的美貌、聪明以及贞洁和痴情。《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感叹“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若不是有一分特别长处，就肯定是有一种特别魔力”，否则，为什么她们令男人爱得如醉如痴？这些作品的基调是明朗、快乐的，只有一个陶醉于爱情幸福之中的男子才能写出这样灿烂的华章。
　　
　　二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携手踏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年深秋，沈从文开始写他的代表作《边城》，于1934年初春完成。
　　
　　《边城》是沈从文新婚蜜月的产物，但这是一部相当客观化的作品，其中人事心曲，应该和沈从文婚姻生活扯不上具体联系。关于其中翠翠的原型，沈从文提到过三个，《水云》中写道：“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还指出另一个翠翠的原型，即辰州河街绒线铺中那个白脸俊俏的女子。沈从文指认的三个人物原型中，张兆和除在肤色和性情上与翠翠相近外，身份、家世及命运等都相距甚远，她们的联系不是根本性的。其实张兆和的影响是在另外的方面：因为婚姻，沈从文在表现情爱上变得节制、温雅，翠翠的爱意萌动，二老的追求，都相当含蓄，一切发乎情止乎礼仪，它失去了《月下小景》等结婚之前的作品中那种张扬和肉感。
　　
　　关于《边城》与沈从文婚姻的联系，值得重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新婚蜜月里，为什么《边城》是一部悲剧作品？沈从文曾经抱怨亲近的朋友和读者不大理解他“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那么这部客观化的作品背后到底隐藏了沈从文什么样的秘密呢？他自己在《水云》中作了交代，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什么又是沈从文“受压抑的梦”？沈从文说，它们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水云》写于1942年，是对自己1933－1942年十年间情感和写作历程的辩护书，关于《边城》的解释带有浓重的弗洛伊德味道：幸福而平静的婚姻生活无法完全消耗心灵积淤的激情能量，通过《边城》将其宣泄出来，这符合厨川白村关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可是《月下小景》也是一种宣泄，为什么它是喜剧而《边城》是悲剧？沈从文进一步解释：“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4] 话虽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白的：《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水云》中许多交代有事后追认的味道，有些话未必属实，关于沈从文写作《边城》时陷入婚外恋，就没有其他材料提供旁证；相反，其间写的《湘行书简》，浸透着对张兆和的关爱。但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沈从文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厌倦疲乏的心绪，是肯定的；同时，令沈从文动心的其他女子可能已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边城》中人事处处透着“不巧”和“偶然”，是不是对婚姻的追悔的反映？退一步看，《边城》是一个预言：沈从文心灵的风暴就要开始了。
　　
　　三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沈从文刚开始认识高青子时，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这是她格外仿自己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当他把这点秘密看破，而对方亦察觉了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有略微的尴尬和不安，随即有所会心，他们的交往开始了。高青子的装束是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那篇小说中，叙述人“我”在汽车站与一个“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面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的女子邂逅并相爱，演绎出一段悲剧故事。高青子的做法其实在沈从文的小说《灯》里已有先例。这篇小说中，叙述人“我”给一个青衣女子讲关于一盏灯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一个蓝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她第二日 “为凑成那故事”，改穿蓝衣来访叙述人，叙述人“我”梦想成真。在现实中，高青子也因此感动了沈从文。
　　
　　能够佐证二人关系细节的还有高青子写的一篇小说《紫》。这篇小说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13卷4期。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男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种种矛盾情形营造出一幕幕异常美丽的心灵风景。小说中人物关系及其命运和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吻合的。此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证明了与沈从文的联系：“璇青”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 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与沈从文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以紫色为媒，分明是针对如前所述的沈从文小说《第四》；人物提到某人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哥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忘怀紫衣女子时，搬出了现代心理学家葛理斯的著作，以为这是“力比多”使然，这深合沈从文的见解。其他再如喜用的流星比喻，笑是“咕咕的笑”，都透着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在《水云》中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文字，应该就是这一篇；而且小说是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发表的。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在家庭中掀起了波澜。张兆和当时刚生了长子龙朱，正在医院里，这一消息给她以很大打击。1997年笔者访问张兆和先生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当时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的人选。沈从文性格不是刚烈、果断的那一种，并且他深爱张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这种“灵魂的出轨”没有导致家庭破裂，但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沈从文的著名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小说的主人公达士先生（沈从文自己）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教授甲乙丙丁等，他发现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病，这病症是性压抑。达士有未婚妻，他以唯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热心为同事诊治病症，排遣郁结。一个学期结束，达士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不料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简，一行写在沙滩上的字迹，竟把达士留了下来。小说结尾讽刺道：“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有意思的是，在《水云》中，沈从文把这篇作品的写作时间提前到青岛时期（1931－1933），说由于这部作品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一些教授为原型，引起不满，他因此离开了那里：“《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两年前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我到了北平。”[5]实际上，这篇作品写于 1935年7、8月间，发表于当年的《文学》5卷2期上，1935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为时间距写《水云》并不远，“误记”不大可能。沈从文在这里卖的是什么“关子”，只要认真读一读作品就知道了。
　　
　　《八骏图》中引诱达士先生的那个女子，其原型是赵太侔的夫人，南社成员，青岛大学校花的俞姗。《水云》中她也作为一个“偶然”出现。沈从文可能被俞姗的美貌短暂吸引过，但没有证据显示二人之间有特别的关系，相反，沈从文称这女子是“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大观园里拿花荷包的人物”，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沈从文让已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在青岛受到这女子的引诱，反映的却是自己在北京时的处境，金介甫说：“沈让达士先生来做一件他自己做不了的事”，就是这个意思。沈从文把已经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受其他女人引诱写成理性无法控制的无奈之举，是性本能使然，又把与高青子的关系错接在俞姗头上，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掩护。
　　
　　与高青子的接近导致沈从文家庭出现裂痕，并促使他思考婚姻本身对创作的影响。《自杀》（1935）写心理学教授刘习舜和太太之间几乎无事的烦恼。教授刚为学生讲过“爱和惊讶”的心理学问题，加之遇到数年前一对出名夫妇自杀后所留遗孤，触景生情，情绪低落。妻子追问根由，教授无言以对。小说极含蓄地暗示，日常凡俗琐事将激情消磨殆尽，失去了“惊讶”，夫妻恩爱的质量降低了。写于1936年的《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各自的意识流，对激情让位给常识，理想在日常生活面前黯淡后婚姻应该如何维持进行了反思。妻子回忆婚恋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并不是一切，男主人公洞察到潜藏着的婚姻危机：随着疲乏的产生，“惊讶”和“美”消失了；对婚姻的忠诚束缚了想象和激情。他爱妻子，但这爱不能容纳他全部的精神。他承认自己是一个 “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须剪除翅翼。”可是，这克制却不得不以牺牲创作为代价，他不由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
　　
　　沈从文自己就被这矛盾折磨着，走完了三十年代最后几年的创作历程。
　　
　　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在同年8月，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1938年4月，经贵阳到达昆明。张兆和产后不久，身体虚弱，没有与沈从文同行，直到1938年11月，张兆和才携二子辗转与沈从文在昆明团聚。1939年5月，由于敌机空袭，沈从文一家搬到呈贡乡下。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情感（偶然）和理智的矛盾中，情感占了上风，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就是放纵情感的产物。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划，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但近几年，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被看成沈从文在40 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翻译家金提证实，小说中写到的房间，就是沈从文在昆明的家，[6] 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饰、举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读者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在《水云》中对那个“偶然”的描写，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更权威的说明还是来自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了自己在《看虹录》中的“屈服”：“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7]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这时间大约在1942年。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 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8] 这里沈从文提到的高青子写的故事就是《紫》。那篇小说的结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现在，高青子也永远离开了。
　　
　　同名小说《主妇》（1946）是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而作，也是对自己十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希望写一篇作品，以作为纪念。夜色已很深，妻子心疼他的身体，不断来催促休息。他在感动中枯坐了一夜，终于一无所获。这时他不由幻想：“可有一种奇迹，我能不必熬夜，从从容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于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于相反带我到疯狂中？对于主妇，又能从书中得到一种满足，以为系由她的鼓励督促下产生？”他为这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念头发狂，在天明时一人向滇池走去。他想到了自杀以挣脱矛盾，但理智告诉他：“我得回家”，于是他回到了家里；当他在妻子素朴美丽的微笑中，他的心却仿佛仍听到远方有“呼唤招邀声”。他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并未解决，新的诱惑一旦出现，他又会振翅而飞。
　　
　　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他甚至将家庭责任上升到“公民意识”的高度：“我得从作公民意识上，凡事与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困难，以及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尽管在小说中，人物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仍没有彻底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
　　
　　沈从文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并深深折服，他与张兆和的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理解：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是“苦闷的象征”。应该看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无论春和景明，还是狂风骤雨，对他的创作影响都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总是正面的。逃离也吧，归依也罢，沈从文总能将这种内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篇篇精美的作品。沈从文从张兆和受惠之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
　　
　　
　　注释：
　　
　　[1] 《〈月下小景〉题记》，见《沈从文文集》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43页。
　　[2] 参阅拙作《沈从文与现代小说文体变革》，《文学评论》1995年2期。
　　[3] 《沈从文别集·湘行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43页。
　　[4] 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见《沈从文文集》10卷281，279，282页。
　　[5] 同[4]275页。
　　[6] 参阅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史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版442页。
　　[7]同[4]283，284页。
　　[8]同[4]284页

照葫芦画鱼

　　徐悲鸿与蒋碧微
　　
　　张道藩给蒋碧微的信中牵扯到的第二桩不幸的婚姻，有关徐悲鸿与蒋碧微。1917年，年轻画家徐悲鸿（1895-1953）与宜兴望族小姐蒋碧微（1898-1978）相识时，乡间老家的妻子幼儿刚刚先后亡故，而蒋碧微已有婚约在身。可是一对年青男女相互倾心，不惜私奔追求幸福。在日本小住一年后，1919年至1925年，徐悲鸿获官费留法学画，蒋碧微一同前往。年轻夫妇所有的幸福和矛盾，他们全都经历，并在异国他乡一同结识了一群终生的好朋友。
　　
　　
　　1927年年底，徐悲鸿与蒋碧微归国。先后生子伯阳，女丽丽。 1929年起，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主任。可是随着徐悲鸿的地位提高，他们的生活逐渐安稳富足，夫妻俩的性格乃至世界观的差异却渐渐表露了出来。徐悲鸿视艺术如生命，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蒋碧微则比较看重生活质量，在艺术事业上与丈夫缺乏共鸣。
　　
　　
　　1930年，徐悲鸿和学生孙多慈相遇，发生了情感波动。孙多慈不到二十岁，考入中央大学文学院后，因慕徐悲鸿的盛名，到艺术系旁听，投师徐悲鸿门下,在绘画上具有相当的天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为亲近朋友所关注。在友人撮合下，1932年到1934年夏，徐悲鸿去欧洲办画展，蒋碧微陪同前往，试图借旅行斩断徐的情丝。可是这对苦尽甘来的中年夫妇却一路摩擦不断，修复感情的初衷更是没能实现。（插一句：他们在欧洲时，同住的朋友有画家黄女士---张爱玲的母亲。算算时间，应该是黄女士第二次出国，已离婚。张爱玲此时在父亲和后母的家中生活。）
　　
　　
　　回国后，1936年，徐悲鸿通过关系举荐孙多慈出国留学，遭蒋碧微从中做梗，未有结果。夫妻彻底失和。孙多慈悄然离开南京。而徐悲鸿适逢广西新桂系集团三巨头与蒋介石抗衡，正搜罗天下英才，恰被邀请，遂欣然前往。至此，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但是并没有正式分手。而这时候，蒋碧微也已感情另有所属，外出工作，力图自立支撑家庭，加速了夫妇的离心离德。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蒋碧微带着两个孩子撤退到重庆，以教书为生。1938年，随着战局的变化，高等院校也纷纷迁入四川。孙多慈一家辗转到了长沙。徐悲鸿赶去长沙与孙见面，并将孙的全家接到桂林，而且为孙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这段时间大概是他们在一起最愉快的日子，他们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两人均创作了不少作品。几个月后，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了一则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徐悲鸿与蒋碧微当年没有在父母亲友面前正式举行婚礼，但是此时早已生儿育女，忽然被形容成“同居”关系，蒋碧微的愤怒可想而知。徐悲鸿的朋友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徐、孙的婚事。谁知孙老先生竟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转往浙江丽水。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终于屈从父亲，在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1939年，徐悲鸿再度旅行，应邀去新加坡印度讲学，一去三年。徐悲鸿与蒋碧微形同路人。
　　
　　
　　1942年，徐悲鸿抵重庆，有意挽回和蒋碧微的婚姻。蒋碧微决不愿“再和一个要恶意遗弃我的人共同生活”，她希望徐 “另找女人”。而这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人。1943年，徐悲鸿为中国美术学院招考女资料员，他亲自选中十九岁的廖静文。1944年，徐悲鸿再次登报宣布与蒋分居，接着又登报宣布与廖静文订婚。
　　
　　
　　1945年，抗战胜利。年底，徐悲鸿和蒋碧微在重庆正式离婚，徐悲鸿同意为前妻和一双儿女支付一百万赡养费和一百幅国画。这场拖了二十八年之久的婚姻终告结束。1946年1月，五十二岁的徐悲鸿与二十四岁的廖静文喜结良缘。不久从四川转道上海,北上出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54年，徐悲鸿病逝在北京。
　　
　　
　　张道藩和素珊
　　
　　张道藩就是蒋碧微后来心有所属的那个人。张道藩原来是徐悲鸿留法学画的同学加朋友，1922年与徐悲鸿蒋碧微夫妇相识于巴黎。1926年2月，张道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给蒋碧微写了生平第一封隐示爱意的信。蒋碧微当时虽然因丈夫重艺术而淡妻子心有委屈，但对张道藩的求爱并不为所动。蒋碧微以“此爱唯有痛苦，永无结果”而婉拒。张道藩把这份爱意深埋于心中，与法国少女素珊订婚。
　　
　　
　　张道藩在1928年接素珊到中国来结婚，徐蒋夫妇帮忙筹措旅行费用。之后，张道藩弃画从政，在陈立夫手下作了国民党文化宣传方面的官。1936年冬天，徐悲鸿和蒋碧微发生家庭矛盾，已位居国民党政府高官的张道藩作为双方共同的朋友，从中劝解。他对蒋碧微的遭遇非常同情，深谈之后，却终于情不自禁，再次向蒋碧微坦承了十多年来自己隐秘的爱恋之情。
　　
　　
　　从1937年起，张道藩和蒋碧微之间通信往来频繁，感情发展很快。蒋碧微谋求工作，带着儿女内迁四川，再次就业，方方面面都受到张道藩的关照。徐悲鸿后来几次有意挽回和蒋碧微的婚姻，此时其实已经变成蒋碧微不愿意回头了。张道藩的法国夫人素珊，慢慢也体会到婚姻有人介入，可是欧洲战事激烈，回法国也不现实，她又没有职业，只有带着独生女儿，听由张道藩的安排。张道藩和蒋碧微的婚外恋情，造成三个人为情所苦，殊不可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道藩一家和蒋碧微相继回到南京。蒋碧微的一双儿女先后离家出走，追求进步。此时，茫茫人海，蒋碧微真的除了张道藩，一无所有了。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退至浙江奉化老家。南京危在旦夕。张道藩在此之前，先行将素珊及其母亲女儿送到台湾高雄，与在港务局任职的姐姐姐夫同住。初春，张道藩与蒋碧微由南京去杭州，度过两个半月的“神仙生活”。3月，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广州。4月，张道藩安排蒋碧微先到台北，5月底自己和国民党政府由广东撤退台湾。1949年到1950年之交，素珊的姐夫调到大洋洲的法属新克里多里亚岛上去工作，素珊见张道藩毫无回头之意，索性和母亲女儿及张道藩六妹舜琴一起也去了新克里多里亚岛居住，谁知在此一住就是漫长而痛苦的十年。这十年，张道藩历任交通、内政、教育各部次长部长，1954年官至立法院院长，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道藩与蒋碧微在这个时期，在台北朝夕相守，俨然夫妻。不过，蒋碧微心中未尝不明白，自己的幸福毕竟是建筑在素珊痛苦的基础之上的，一份愧疚不安难于解脱。
　　
　　
　　素珊为了挽救自己合法的婚姻，也曾向蒋介石状告丈夫的婚外恋，曾经劝解过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奉命对张道藩劝说，又找蒋碧微谈心。1958年底，张道藩表示要去澳洲看望素珊。蒋碧微借故先行一步，1959年1月去南洋探亲。临行前，她给张道藩写了一封信，表示使张道藩家庭恢复完整是她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心愿，她希望待她从南洋回来后，二人便分手。1959年3月间，张道藩从澳洲回到台北。晚于丈夫一年余，1960年4月，素珊和女儿及张道藩六妹也回到台北，张道藩与妻子女儿入住立法院公宅新居。这一年，张道藩六十四岁。
　　
　　
　　而蒋碧微六十有二，在台湾岛开始了孤身一人的生活。蒋碧微撰写自传，1966年出版了回忆录，全书五十余万字，上篇为《我与悲鸿》，下篇为《我与道藩》。在下篇中展示了她与张道藩的长达十五、六万字的情书。有人说，情书的公开，成了张道藩的催命符。我倒不这么看。也许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一直对政客张道藩毫无好感，再加上他介入大师的家庭，其嘴脸简直非青面獠牙不足以形容。可是读了他们的书信，倒觉得抛开政治理念，这是一位性情中人。虽然陷入一场违反道德的感情，但是到底是真情一片，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1968年6月12日，张道藩在台北告别人间，享年七十二岁。蒋碧微孤独地又活了十年，1978年12月2日去世---晚于张道藩十年（1968年）、迟于前夫徐悲鸿二十五年（1953年）。而张道藩的法国太太素珊，下落如何，竟没有确切消息。整场感情悲剧里，最可怜的就是她。
　　
　　
　　
　　最后两角
　　
　　读到这里，细心的人会说：题目是八角关系，尚缺两角。其实，这最后两角已经现过身了。徐悲鸿的婚外情对象孙多慈，后来另外结婚，丈夫不是别人，正是王映霞的婚外情对象许绍棣。---张道藩给蒋碧微写信，谈及王映霞郁达夫的婚变，恐怕不会想到这其中会有如此曲折的联系吧。
　　
　　
　　解放前夕，孙多慈和许绍棣去了台湾。许绍棣曾任立法委员。孙多慈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５０年代赴美国和法国进修，在台湾又举办过个人画展。琼瑶女士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她的小弟善画，父亲就延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孙多慈加以指教。
　　
　　
　　蒋碧微在自传中写道，1953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台湾，她心中一片“惘然”。有未知真伪的传闻说，那年，蒋碧微去台北中山堂看画展，在展厅门口刚签好名字，一抬头，正好孙多慈站在了她面前。这对几十年前的情敌相见，一时双方都愣住了。后来是蒋碧微先开了口，略事寒暄后就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多慈。孙多慈闻之即刻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她怎么没有料到，事过多年以后，蒋碧微唯一的一次与她对话，竟是告诉她徐悲鸿的死讯！
　　
　　
　　1970年代初，孙多慈不幸身患乳腺癌，曾三次飞往美国做手术，最终医治无效，于1975年病逝于她中央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的家中，享年六十三岁。1988年，吴健雄到南京参加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校庆时，站在那株“六朝松”下，亲口对徐静斐(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女儿丽丽)说，孙多慈生前为徐悲鸿先生带过三年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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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徐悲鸿，特不DJ蒋碧薇。这个蒋碧薇，号称大美女，大家觉得美么？我怎么米有感觉啊？？

蒋碧薇和情妇张道藩。蒋碧薇好看么？到底好看在什么地方啊？？



悲鸿为蒋碧薇画的像。那时他们青春年少



徐悲鸿第二任妻子廖静文年轻的时候，没有蒋碧薇摩登，可我觉得很漂亮啊。连徐蒋的女儿都说她才是父亲真正的妻子。

猪哼哼

很好很娱乐$支持$

照葫芦画鱼

　　另一个超级极品的故事，来自我同学的转述：
　　
　　话说当年鲁迅伯伯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生机勃勃的……JP青年，有一位还蛮有名的作家许钦文，还有一个年轻的美术家陶元庆同学，该二同学看似并无纠葛……陶同学身娇体弱，二十多岁就撒手人寰，由于身后萧条，鲁伯伯还拿出了300块钱为他办后事。但此时，许同学忽然悲愤欲绝地跳出来做未亡人状，虽然他没有鲁伯伯有钱，但居然拿出了1000块钱！周围的人，比如CJ的丰子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但是我们腐女的心在跳动！】
　　
　　办完陶同学的后事，许同学仍然十分悲伤，于是在西湖边上盖了个房子，与陶同学的妹妹陶思瑾同学一起住。陶小姐有个要好的女同学，名叫刘梦莹，两人形影不离，食寝一处，每天手拉手去学跳舞，真乃西湖一景，美人江山，江山美人……但是风云突变，日月变色……某一日，美丽的刘小姐被人砍死在家里，身中十多刀，香消玉殒。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开始大家怀疑是许钦文和她有情爱纠葛，故而情杀，但后来排除了他的嫌疑，于是最大的嫌疑人就落到了陶小姐身上，话说这陶小姐还真的被抓了进去，但她说自己当时精神失常，所以……就被放了出来，嫁人了！！
　　
　　这个故事的彪悍之处在于BL和GL齐飞，集变态、血腥、情杀、文艺于一身，口味之重，世所罕见，强烈推荐给李安作为下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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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的亲朋好友有很多彪悍的事迹，比如许钦文有一段强大的背背山恋情（嫌疑），丰子恺在自己的文集里很津津有味了八了许钦文和装帧艺术家陶元庆的事情，陶帮鲁迅做过《朝花夕拾》、《坟》等的封面，是个敏感的文艺男青年，他身材瘦小，皮肤白皙，许钦文每次到杭州，都会给陶很多礼物，比如汗巾、花露水、眉笔之类，两个人亲密无间，可惜陶身材羸弱，1929年底就死了，许钦文非常的伤心，做奠仪时，当时对陶元庆最好的鲁迅出了200大洋，但是许钦文居然出了1000元，丰子恺都在文中嘀咕太令人吃惊了，许专门为陶在西湖旁建了一座纪念室，自己住在旁边的小屋里，像守墓人一样。真是情深意重，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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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思瑾最强的是，她最后嫁给了主审刘梦莹案件的法官。
　　
　　
　　囧囧囧囧囧
　　从白娘娘开始，西湖边上就是女妖精出没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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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口味男主角之一
　　
　　许钦文

照葫芦画鱼

　　郁达夫和王映霞
　　
　　作家郁达夫（1896-1945）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的一个旧式文人家庭里。在遇到王映霞之前，郁达夫有过一次婚姻。这第一次婚姻是由母亲包办的，可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毫无感情的包办婚姻。郁达夫1913年到1922年留学日本。1917年暑假，郁达夫奉母命从日本回家与孙荃（1897-1978）订婚，郁达夫对孙荃的印象是“其貌不扬。谈吐风流，也有可取之处”。郁达夫返回日本后，二人常有魚雁往返。郁达夫在信中和她谈诗，谈书法，指导她读书、临帖，感情日增。1920年暑假，二人完婚。1922年郁达夫从日本学成回国。秋季，他从上海去安庆执教，接出孙荃和孩子同往。次年4月，一家人难以维持生活，孙荃带着孩子重回富阳老屋。一年后，郁达夫看不惯文坛上的“奇闻轶事”，遂“还乡高卧”。不到一星期，因琐事影响了心绪，便又想离家去北京，因无路费，孙荃拿出仅有的衣服首饰，质入当铺，筹足路费，挥泪送郁达夫远行。1925年4月，郁达夫接孙荃母子到北京居住，他则奔波于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夫妻很少团聚。孙荃担负起理家育子的全部重任，对远在外地的郁达夫也十分关心。他們共同生活了八年，生了二女一子。
　　
　　
　　至192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相爱结婚。原配妻子孙荃如遭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但她有子女，必须活下去。为免受社会歧视、打击，她提出，离异不离婚，带着子女再次回到富阳老屋，开始了她五十年凄苦悲凉的孤独生活，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只身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孙荃逝世，享年82岁。
　　
　　
　　1927年初，就在中国时局处于风云变幻之际，郁达夫随着南方革命军胜利北伐的步履来到了上海。在一个朋友家里，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对他后半生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女人——王映霞。王映霞当时做小学教师，是一个新式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加之她漂亮的外形，郁达夫对她一见钟情，将她视为自己灵与肉“全都救度”的女神。但是，二十岁的王映霞，面对这位年长十几岁、家有妻儿的著名作家所投递出来的感情，还处于矛盾彷徨之中。王映霞的犹豫使郁达夫痛苦万分，他的信如雪片一样飞向她，有时居然一天两封。他写道： “映霞，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记了。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映霞，我从没有这样地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在郁达夫的猛烈追求下，二人相爱。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结婚后，他们来到上海。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后早夭）。
　　
　　
　　1935年深秋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次年四月竣工，取名为“风雨茅庐”。在杭州，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读读书、散散步，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郁达夫于1936年正月离开杭州，去福州漫游。到福州后，郁达夫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政，负责经济设计方面的工作。据称，省主席陈仪曾拟任命郁达夫为教育厅长，但考虑到他文人气质较浓，口出常无忌以及人事有纠葛而作罢，任之为参政，实质拿的也是“厅级”的薪金。这年8月13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荀。此间的一年左右，夫妇两人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郁达夫在福州，逐渐听到王映霞交友广泛的流言，遂催促她去福州团聚。王映霞遵嘱南去，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
　　
　　
　　1937年8 月，日本侵华大军南下进攻上海，杭州不保。王映霞携子避难，与国民党浙江省党政机关一起撤到浙西山区的丽水。郁达夫意识到他和王映霞之间有人插足，此人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名叫许绍棣，本是郁达夫的朋友，原配夫人去世了。郁达夫追到丽水，“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许绍棣几年以后另外结婚了。
　　
　　
　　1938年，全家到达武汉后，郁达夫截获了王映霞的几封情书，一怒之下，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这就是文章开头处，张道藩在信中向蒋碧微提到的风波。当时，张道藩随国民党政府在武汉，耳闻目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的争端，心有所感。
　　
　　
　　1938年7月，王映霞不辞而别。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上，接连两天登出同一则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启。”这无疑致使夫妇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在郭沫若、田汉等朋友的劝说下，郁达夫10月里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的误会。双方暂时言归于好，并立下字据：“从今以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
　　
　　
　　很快，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带领全家逃到湖南汉寿。秋天，郁达夫只身再到福州供职。一个多月后，汉寿面临战火，王映霞便带全家搭火车往长沙东行，又回到了浙西江山。郁达夫连备函电催促，叫王映霞把岳母和两个幼子暂留江山，王映霞和长子赶快到福州。到了福州，郁达夫告知王映霞，他已接受新加坡星州日报的聘请，要带他们母子远赴南洋。
　　
　　
　　1938年年底，王映霞跟随郁达夫远渡南洋。但是，离开是非之地，并没有弥合二人的矛盾。相反，他们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更为加深了。1939年，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郁达夫将近来写的二十首旧体诗词，加以详细注释，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这组诗词不留余地，毫无保留地暴露他和王映霞感情破裂以及王映霞与许绍棣感情发展的过程，包括不少难以启齿的家事。王映霞当然很难容忍，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事情发展成互揭疮疤，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第二次离家。这次家庭纠纷，虽经朋友多方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毁家诗纪》发表一年后，双方协议离婚。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儿子郁飞留给郁达夫。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有思念，不免懊悔，有诗为证。可是，王映霞是再不会回头了。
　　
　　
　　1941年，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但是，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反对。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搬出了郁家。稍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1943年，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姻。何丽有没受过教育，不懂华文，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到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暗杀，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何丽有和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郁达夫至今尸骨无存。
　　
　　
　　再说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当过保育员、做过秘书及文书科科员。1942年4月，由王正延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婚后，钟贤道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育有一子一女。1948年起，他们定居上海。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恩来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给周总理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1957年，52岁的王映霞又当上了小学教师。钟贤道1980年病逝，王映霞逝于2000年。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大儿子郁飞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
　　
　　
　　美术评论家和作家黄苗子的夫人，画家兼诗人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曾写过一篇《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专门谈到叔父的感情纠葛，算是比较诚恳公正。“本来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在私生活中发生婚变悲剧并非天大的奇事，其发生的根源除双方的是非之外，往往与社会的复杂问题有关，而且感情上的好恶很难以简单的是非来判断。尤其是事过数十年，无论哪一方都不必再揪出来加以谴责。……郁达夫由于所处时代、遭遇和本身性格的复杂，被误解遭歪曲而受谴责的事很多，比较起来，婚变问题还只能算小事一桩。据我所知，爱护他的朋友也曾责怪他不该写那些令人难堪的诗注，更不应该在‘家’已破裂正思弥合的时候，拿去公开发表，这是不合乎为人之道的。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即使作为晚辈，我也会尽力劝告和阻止他这样做。如果他能按常理考虑到发表后对双方的严重后果，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生活还应维持的现实利益，他便不会寄出发表了，可惜这位诗人根本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记得1939年先父(达夫长兄郁华)在上海收到他寄来刚刚发表《毁家诗纪》的《大风》旬刊，读后叹息不已，当时就在末页的天格上写下一首绝句：（略）。他料定达夫这样一来，家庭便不可能再重圆了。”
　　
　　
　　“然而这与后世如何理解《毁家诗纪》这一作品，如何分析它的激情的来由和暴露的目的，完全是两回事。《毁家诗纪》无疑是郁达夫呕心沥血之作，是从1936年以后数年中每有所感陆续写的，而诗注却是后来集中发表前所加。他用一切艺术手法渲染令他心碎的爱情和那种灼人的愤恨。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可看出，最终的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乱中闯入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郁达夫佚文集》序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官场的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在郁达夫一生中，不知多少次被一时的激情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做出什么事来，而这一次却是经过多次的屈辱、隐忍，积累了两年多才爆发出来的。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吞噬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考虑之内了。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毁家’，而在于他所痴心爱过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同样爱他，白首偕老。这是一个根本错误所造成的必然悲剧。虽然确曾有过几年幸福生活，自从郁达夫为之负债的风雨茅庐造起来，有了接近上层社会的生活，本质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
　　
　　
　　“偶然见到一篇王映霞女士于 1983年所写的文章《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其中有一句真心话，倒可以作为我以上见解的注脚：‘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这句话是在她叙述了1942年在重庆，经王正廷大使介绍与招商局局长钟贤道结婚的情况之后说的。她描写了当时的婚礼冠盖云集，隆重热闹，震动了整个山城。因此这句话也就是意味着王映霞女士对自己前后两次悬殊的——不幸与幸福——婚姻的比较的总结。’”
　　
　　
　　王映霞晚年还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她对往事细节没有做出澄清，只是坚持否认郁达夫在《毁家诗记》里加在她头上的“情感上的背叛”的罪名，“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王映霞有此诉求倒也不足为奇。郁达夫在不少诗作中，都拿“妾”的身份给王映霞定义（比如把她比作朝云，苏东坡的妾），且他本来并没有和原配夫人离婚，王有这样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郁达夫王映霞都已作古，可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作为郁、王两人的生前好友，被誉为中国现代爱情诗鼻祖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在遗作《王映霞的一个秘密》里回忆：曾与王映霞产生暧昧关系的，不是或不只是许绍棣，而是特务机构的首脑戴笠。汪静之和妻子为了保护自己和当事诸人的安全，一直保守着机密。如今，当事的人们已经相继离世，真相大白了，可是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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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当初的轰动效果可以媲美徐志摩和陆小曼吧?
　　
　　郁达夫是爱王爱得死去活来的
　　
　　后来在杭州到底发生什么事?
　　后来居然发展到两人在报纸上对骂来着,雷!
　　
　　王映霞没有想像中的美,但是也 不错了



[ 本帖最后由 照葫芦画鱼 于 2008-1-10 17:54 编辑 ]

照葫芦画鱼

　　林彪曾要政治局证明叶群是处女
　　佚名
　　
　　在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发生过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林彪这一要求虽很荒唐，却也事出有因。
　　
　　林彪要证实叶群婚前是处女 周恩来：荒唐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国*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在会场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放着林彪手书的一张纸，大意是说，他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聂荣臻看到后，拿着林彪的这个手书，气愤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随即主席台上的人就让把林彪的这个手书收回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刘西尧听周恩来说起过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九一三事件’后，我听周总理说，在1966年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对叶群的指责，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叶群在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被政治局多数成员否决。林彪叛逃后，周总理提起此事讲，一个*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当时他感到很惊讶！”
　　
　　“匿名信”事件惊动中央常委
　　
　　林彪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严慰冰的匿名信，那严慰冰又是什么人？她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
　　从1950年代末开始，林家就不断收到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辱骂叶群，揭其到延安前后生活糜烂，还给林的女儿豆豆写信，称其不是林彪亲生。不仅如此，写信者的恶劣之处还在于在署名和寄信时，有意把视线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身上引。直到今日，王光美谈起此事，还颇有怨言。
　　据《陆定一传奇人生》记载，1966年2月初，有一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上午10时左右，陆定一来到彭真家里。彭真拿出一叠材料交给陆定一，对他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匿名信是严慰冰所写。这些信绝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
　　陆定一不禁大吃一惊，他翻了翻这几十封信，又仔细端详笔迹，和严慰冰的笔迹相似。
　　彭真接着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X，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做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么会写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迹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牵动了中央常委，因为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他们相信陆定一不会参与此事，因此委托彭真把详情告诉他，让他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以便心中有数。
　　第二天，陆定一把这些字迹送到彭真家里。过了四五天，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拿了公安部退回的字迹给了陆定一，说：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中央常委讨论过，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
　　陆定一住进了北京医院。他本来就有消化系统不好的毛病，因此严慰冰没有怀疑，还常常到医院来探望。2月8日，陆定一曾同彭真、康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汇报提纲》的事情，严慰冰都到机场送迎。回北京后陆定一直接住到医院去了，未回家中。
　　

　　严慰冰无意之中露出马脚
　　
　　从1950年代末开始，一封封匿名信就投寄到林彪、叶群手里，他们暗中侦查，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查出谁写的。这批信给林家带来的恐慌是显而易见的，其阴影压了林彪夫妇好几年。公安部和总政保卫部束手无策，几年都破不了案。最后查获是严慰冰所为还颇具戏剧性。
　　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扒手扒去。她找了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去，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个满怀。这个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叶群！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林彪取而代之，从此以后，叶群气焰日盛，动辄骂人。严慰冰不吃她这一套，两人争吵起来。
　　严慰冰咽不下这口气，事后到总政找叶群的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普通话，总政这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林彪把此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终于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公安部将此事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并经常委讨论，然后由彭真告诉了陆定一。
　　4月28日，严慰冰的专案组将她送进了看守所。1967年严慰冰又被送到秦城监狱。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原因
　　
　　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给林彪和叶群呢？事情要从延安时代说起。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不知从哪里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和林彪结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这个医院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当时条件困难，有时供应不上，叶群便大吵大闹，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非议，严慰冰也看不惯叶群这种作风。
　　《陆定一传奇人生》中还说，中共建政后进了城，叶群作风未变，而且发展到伸手要权要官，一次次提级，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在军队里，她颐指气使，简直像个女霸。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直接引发她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前妻生有一个女儿，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1961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知道林彪女儿的不幸遭遇后，深表同情，对叶群的这种做法深为愤慨。
　　陆定一后来说：“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它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
　　

照葫芦画鱼

　吃饭前写一下陈公博同学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的故事。
　　
　　话说陈公博同学，虽然贵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博士没拿到，原因是他没钱出版博士论文，而不出版博士论文就不能拿博士，所以他就读了博士课程但没有博士学位），但在男女问题上仍然忠于传统，大小通吃，来者不拒。
　　
　　他的大老婆名叫李励庄，两个人生有一个儿子叫陈干。李同学比较幕后，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且说陈公博同学来上海参加一大时正好新婚，所以带着老婆（佛海同学也是），当时风声很紧，他们要想办法脱身逃跑，就对旅馆老板说他们是新婚夫妻，现在把行李放在房间里，两个人去杭州玩一玩，然后就跑掉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公博同学没有去南湖小船上油灯下研究革命形势……
　　
　　公博同学第二个马子名字不详，是他手下一个姓何的人的姐妹，人称“大小姐”，大小姐和大老婆住在一起，十分和谐，一起抚养陈干同学，并且一起捞钱。
　　
　　第三个马子是第二个马子的妹妹，人称“三小姐”，三小姐和大老婆不和谐，所以住在外面。三小姐非常之奇怪，她似乎不希望依靠儿子上位，所以她一有小孩就打掉，结果把身体打坏了……
　　
　　第四个马子最强大，有名有姓叫莫国康，是陈公博同学在广东时候的女学生。她很奇怪，明明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关系，她却对外宣称自己“终身不嫁”（=终身做情妇？），然后大模大样和陈公博在一起，伪政府里这位莫委员可是陈同学的心腹之心腹啊。
　　
　　抗战快要胜利时，日本人把陈公博用飞机接到日本，飞机小，只有他坐在位子上，其他人都坐地板，带着的核心成员，一个是大老婆，一个就是莫委员，可谓情深意长。
　　
　　莫委员对陈老师一生爱慕，胜利后审判汉奸，据说莫委员对陈老师不置一词，这也算乱世鸳鸯（狼狈为奸？）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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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受教育了~~~原来p腿早就存在了:cool:

照葫芦画鱼

　　 随便八一下丁玲令人膜拜的情史
　　
　　
　　 丁玲大姐是民国文艺女性中的奇葩，惊世骇俗这种形容词简直为她量身定做，她家里非常有钱，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系的官职更高，家族庞大，而光是她一家就有200多间房子，货真价实的是含金钥匙出生。
　　
　　 值得一提的是她彪悍的母亲，平常掌管家里财政，丈夫去世后她新潮地注册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还十分钦佩武则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丁玲同志强大的性格受到了她母亲的影响。
　　
　　
　　丁玲在女校交了很多好友，这些同学中有我党高级干部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她跟王剑虹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点可疑的百合倾向，但是进步女性都是生冷不忌男女通吃的，这个时期，丁玲对南开大学的一位表兄开始了热烈追求，那位表兄是个胆小鬼，循规蹈矩，面对她如潮水般的爱意竟然逃之夭夭，因为同时她又跟另外一位表兄订了婚，虽然她不反感这位漂亮的未婚夫，但是作为新时代女性，怎么可以毫无芥蒂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于是16岁的强大女性丁玲与百合女伴王剑虹毅然逃到了上海，在那里，王剑虹马上被瞿秋白搞定做太太，同时丁玲也为瞿秋白的才能而着迷，但非常奇怪，直到瞿秋白告诉丁玲他们要结婚了，丁玲才知道自己的亲密女伴和自己的仰慕对象在谈恋爱，于是丁玲一个人凄凄惨惨戚戚的回家乡疗伤，但是没多久，瞿秋白的病染给了王剑虹，这个新任太太不久去世，她在死前半个月给丁玲写信暗示求救，但被抛弃的丁玲沉浸在自怜中，毫无所觉，瞿秋白当时可能另有新欢，因为四个月后他就挖了沈玄庐儿子的墙脚，快乐的结婚了，他甚至没有参加妻子的葬礼，只剩下丁玲扶棺大恸，终身痛恨瞿秋白。
　　
　　
　　丁玲到北京遇到了胡也频，浪漫的女青年就跟诗人同居了，而她居然对他一无所知，直到两年后胡也频自己说起过去为止，天哪，果然是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但是未免也太神经大条了吧，我们是否应该庆幸当时民风淳朴，没有那么多人贩子，不然我们就无法膜拜这伟大的女作家多姿多彩的一生了。
　　
　　
　　胡也频的往事也很强大，他祖父是太平军石达开的部下，所以他家就很穷，只好送他去珠宝店做学徒，在店里，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了，一名断背山爱好者意图强奸胡也频，在胡也频的奋勇抗争下，终于强奸未遂，但是胡同学满头是血，还被颜she了，这件事使他的心灵蒙上阴影，从此开始仇恨珠宝店，并顺手牵羊了店里的超大金镯子人间蒸发。
　　
　　
　　到北京后，青年诗人胡也频与进步女学生丁玲刚认识，就带着她去看望以后的绯闻男主角之一沈从文，丁玲和沈是老乡，两个人立即热络起来，把胡也频甩在一边，胡也频意识到了危机，马上重拳出击，在丁玲回乡的时候追到了湖南。丁玲不为所动，两个人一起回北京的时候，她本来打算立即和胡分手，但是桃色新闻传得飞快，丁玲非常愤怒，说：“好吧，我们就同居！”，于是两人同居了，根据丁玲的说法，他们是纯洁的柏拉图式同居，毫无肉体关系。
　　
　　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她立即决定，自己要到上海去做电影明星，洪深牵线搭桥做了引路人，两位男士顺势也跟着南下了。可惜上海电影界太肤浅了，不能了解伟大女性丁玲的内在美，她的明星梦就此夭折。于是她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

　　 丁玲开始专心走文学青年路线，与胡也频、沈从文一起三个人到杭州，进行了华丽的3p生活。可怜的胡也频思想不够先进，忍无可忍回到了上海，丁玲也回去了，两人开始过正经的夫妻生活，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胡也频英年早逝。
　　
　　
　　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她生活在痛苦之中，此时，冯雪峰作为中共在上海的负责人，对她进行安慰引导，冯是党内有名的白面书生，他身材修长，玉树临风，丁玲对他发生了炽热的感情，虽然冯已经结婚，丁玲还是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但是理智的冯雪峰同志坚定婉转的拒绝了她。这是丁玲人生中的一大遗憾，所以她终身对冯雪峰怀着特殊的感情。
　　
　　
　　丁玲女士孤身一人生活在寂寞和恐惧中，幸好1932年夏天她遇到了生命中的又一个男人冯达，冯达在30年代初负责中共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他的一生过得很舒服，不知道为什么，戴笠的军统很喜欢用中共的变节人员做事。冯达背叛中共后就到戴老板手下做事，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沦陷”，冯达就到台湾，供职“国防部情报局”，相比大多数一会上天一会入地的老革命，他的命运实在好太多了，几乎没吃过什么苦。
　　
　　
　　冯达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注意着装，大概看上去风度翩翩，丁玲冰封的心再次遇到了春天，于是在秋天他们就同居了。同样，丁玲还是对同居伴侣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单身汉。我们需要再一次为丁玲的rp称幸吗？丁玲马上自食其果了，过了几个月她被国民党软禁到南京，出卖者正是冯达。奇怪的是，国民党帮她提供的住所颇为不错，而丁玲，虽然她说自己恨不得去揍冯达，但是在南京软禁三年期间，他们一直同床，丁玲还帮他生了个女儿，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的舞蹈家。
　　
　　
　　 1936年，按照正统的说法，丁玲逃出了魔爪，回到上海见到了亲爱的雪峰。此后她就奔赴延安，嫁给了比她小十多岁的陈明，她的情史正式结束。
　　
　　
　　 根据坊间资料，在左联期间，丁玲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发电机，跟楼适夷、钱君匋等相继有过露水姻缘，不过这些都是边角碎料，相比于她人生中轰轰烈烈的感情旅程，这些不值一提。当然，热心人士也可以对详细情况进行仔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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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间的小姑娘就是这位著名舞蹈家，蒋祖慧，是《红色娘子军》的编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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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八一下丁玲和主席。
　　
　　
　　丁玲1936年奔赴革命青年的圣地延安，她当时名气很大，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我们的主席一改他邋遢的作风，专门刮了胡子去迎接她，因为实在太隆重了连周恩来都非常吃惊（主席同志平时卫生习惯的恐怖可见一斑），中共中央外交部专门做了大餐宴请丁玲，在当时生活条件下，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满汉全席，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开欢迎会，主席也亲自到场欢迎气氛，这么多噱头花下来，风头超过迎接美国总统。
　　
　　
　　但是，知名女作家丁玲的内心世界是十分神秘的，我们不知道从上海到延安发生了什么事，使她的审美观为之改变。在上海，丁玲女士是一位摩登的太太，从前面贴的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到，时髦的长裙和精致的首饰，虽然沈从文后来说她“丑似无盐，而乱若武曌”，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得不到而欲毁之而后快的嫉妒心理，不必理会，毕竟，大导演洪深也认可了丁玲成为电影明星的潜质嘛。
　　
　　
　　 到了延安后，丁玲剪去头发，身穿肥大的军装，十分男性化。而且，她对主席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主席因为仰慕这位文艺女青年，在丁玲刚到陕北的一段时间内，经常找她散步、聊天。有一天，丁玲很小白地对主席说，她非常钦佩史末特莱热情忘我的工作作风，惭愧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这使得主席十分尴尬，只好深沉地说：“要向她学习啊！”又有一次，丁玲负责一个文艺演出，大概是突然心血来潮，要表明革命纪律性，下令不许任何人在节目正在演出时从台口上下，恰恰主席因为日理万机，到演出进行中才来，丁玲一女当关，坚决不让主席入内，搞得主席面子扫地。最不可饶恕的是，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赏脸请丁玲喝喜酒，帖子发过去了，丁玲的女儿正好在生病，她就没有空，而且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耍大牌不去，事后连解释也懒得奉上，于是主席心中大怒，对丁玲的幻想一扫而空，一到1955年批判胡风时，轻轻一下马上就把她拉进去狂批了。
　　
　　
　　 但是丁玲实在太强大了，几十年后她依然彪悍如故，有人问她：你恨主席吗？她老人家非常酷地回答说：我当然不恨。他当年爱我却得不到我，只好叫人折辱我罢了，我有什么好恨？
　　
　　 膜拜啊！
　　

[ 本帖最后由 照葫芦画鱼 于 2008-1-10 18:16 编辑 ]

照葫芦画鱼

　　当毛三夫人未叫蓝苹之前，她已经离过一次婚（同裴明伦，仅2个月旋离婚）同过一次居（同俞启威，俞同学相当有政治前途，后来就是新天津首任市长、市委书记黄敬），35年改名蓝苹以后结识崔万秋，来往相当密切~~~从此，蓝苹同学在上海开始了四流小演员的生涯。在此期间，蓝苹同学对赵丹同学相当倾慕，并疯狂追求。但是赵丹同学当时名气非常大，同时在跟名气同样大的叶露茜在交往，对蓝苹同学根本木有感觉，蓝苹同学被无情的拒绝鸟……
　　蓝苹同学从此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转投唐纳怀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沈钧儒为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三对新人证婚。
　　但是事情没完，蓝平和唐纳的婚姻破裂以后，赵丹一热血，给唐纳介绍了个对象陈璐，两个人感情不要太好！结果这几个人的祸根啊祸根~从此埋下了。
　　后来蓝苹成了毛三夫人以后以后再以后的那段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里，赵丹和黄宗英被整得那叫一个惨！陈璐被整得那叫一个惨！！陈璐的罪名是“攻击中央首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由此看来，一个小心眼的女人的了势发了疯，争风吃醋的事情都能搞成政治事件，连《人民日报》都要发社论来攻击一个演员，还有什么比这种三八到极致的事情更可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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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刘海粟被毛三夫人大整特整，后来有人问刘海粟：“江青为什么在乎老师身边有关于她的东西，是不是当初老师真的跟她有一点说不清的关系？” 　刘老先生这么说的：：“人世间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啊！谁也不会知道，一个同你做过模特儿，同你……被你冷落不要了，这样的女人，后来竟然……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 ~~~~~~~~~~~~
　　刘老先生啊~这话说得，太让人想入非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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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转几个图片都不行。。反正这几个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