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中的狼》--作者：玛丽亚·缪勒[美]
前言在西方，侦探小说历来以男性占优势。不仅侦探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多半为男性，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侦探，也基本上是男性。至于女性，往往以受害者或男凶犯合谋人的身分在作品中出现。虽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典侦探小说和现代硬派侦探小说中，也曾出现过少量女侦探，如30年代英国著名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乡村女侦探马普尔小姐、50年代美国作家吉·菲克林所塑造的私人女侦探霍尼·韦斯特。但是，即使这两位比较有影响的女侦探，她们的形象也都没有脱离男性附庸的窠臼，因而没有能够像许多成功的男侦探形象那样，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1977年，美国女作家玛西亚·缪勒的处女作《埃德温铁鞋》出版了。这部描写某古玩店凶杀案的侦探小说的主人公——莎伦·麦科恩，以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全新面貌出现在侦探小说领域。她既有超越一般女人的杰出才能，又有普通女人的七情六欲。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代女骑士”，读者的神经一下子被牵动了。霎时间，《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赞扬文章，大西洋两岸响起一片叫好声。一批又一批女作家闻风而动，紧追玛西亚·缪勒，创作以莎伦·麦科恩为模式的女侦探系列小说。从而，在本世纪最后20年掀起了当代女侦探小说浪潮，把西方侦探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玛西亚·缪勒，则是这个新阶段的开拓者。
玛西亚·缪勒，1944年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她18岁入密歇根大学，先后获得英语学士和新闻硕士学位。毕业后，她推销过杂志，担任过政治经济著作评论员，还当过自由撰稿人，但她的兴趣始终是侦探小说。1977年，她尝试创作女侦探小说，并一举获得成功。在这之后，她和后来成为她终生伴侣的当代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比尔·普尤兹尼一起编纂女侦探小说作品集和论文集。1981年起，她从事专业创作，迄今写有莎伦·麦科恩和埃琳娜·奥利弗雷兹这两位女侦探的系列长篇小说二十多部。这些小说均为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1993年，她荣获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翌年，她的小说《阴影中的狼》又获爱伦·坡最佳犯罪小说提名奖和安东尼·鲍彻奖。目前，她仍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
就玛西亚·缪勒的作品分析，莎伦·麦科恩这个人物的塑造大致分三个阶段。一、《埃德温铁鞋》及80年代初问世的《对这些长片打问号》、《柴郡猫的眼睛》、《驱逐黑暗的游戏》等作品描述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莎伦·麦科恩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个普通家庭，具有八分之一的印第安人血统。起初她在百货店工作，不久调到保安部门。嗣后，到伯克利大学攻读社会学学士学位，并经过几番周折，又恢复原先的行业，在旧金山一家最大的保安公司当职业侦探。她选择这个工作，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和维持生计。最后她看中了颇有自由氛围的众生法律事务所，在该所长期担任职业侦探。她工作勤勉，不畏劳苦，法律观念强，乐于与警方合作，凡是接手的案子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她单身未婚，但也结交性伙伴。她的爱情观是建立在女权主义基础上的。二、接踵而来的《白衣骑士》、《刀光剑影》、《黑星》、《变本加厉》、《风眼》等作品赋予了莎伦·麦科恩新的案情和新的遭际。在此期问，她个性最大的变化是增强了对侦探工作的道德感和使命感。她每每为身不由己地卷入复杂、危险的案情而感到懊悔，但又无法割舍对受害者的同情。结果，只能强迫自己接受一个又一个挑战。在侦破技术上，她也比以前更加成熟。不管她的对手作案手段怎样高明，但还是在她手下原形毕露。三、就是此次翻译出版的作品：《街头枪击案之谜》、《图发湖的秘密》、《鸽房女尸案》、《阴影中的狼》、《爱之祸》。这五部小说均于90年代出版。如果说，以前的作品着意刻画了莎伦·麦科恩的成长和成熟，那么这一阶段的作品则特别强调莎伦·麦科恩的大智大勇和坚强不屈。在这些书中，这位带有女权主义烙印的“现代女骑士”活动场景不受局限，案情时间跨度很大，案情本身也极其复杂、极其危险，因而人物形象也更显生动丰满。
毫无疑问，这时的玛西亚·缪勒在创作上日臻成熟。她对侦探小说的结构布局和情节设计驾轻就熟。她频频让主人公置身于险象环生、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作品充满了紧张的悬念。人们往往会跟随主人公身临其境、跌宕起伏，直到最后案情真相大白，才会轻松地舒一口气。然而，人们始终不会觉得莎伦·麦科恩是个“超人”。这正是玛西亚·缪勒超越一般侦探小说家的高明之处。除此之外，这些作品的社会容量也明显加大，从而增加了思想深度。在阅读、欣赏这些书时，人们无疑会感受到50年代美国当局围剿进步势力的恐怖，也肯定会领悟到70年代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的心绪，而且对于当代美国存在的暴力、婚姻、环保、移民和企业危机等诸多社会问题，也会有所深思。正如玛西亚·缪勒本人所说，她写侦探小说不是纯粹给人消遣，而是试图运用这种众所喜爱的小说样式，通过女主人公一系列曲折经历，反映当代美国的若干社会问题。
介绍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系列及其代表作家玛西亚·缪勒，在中国大陆是首次。由于这次推出的小说是这位代表人物在西方最有影响、最热门、也最为流行的力作，读者一定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通过它对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有所了解。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是当代西方通俗文学的主要支柱。引进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对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畅销小说的创作也是个促进。为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为繁荣我国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也是我们翻译这套系列小说的初衷。
黄禄善
1997年元月于上海大学
6月7日 星期一
“嗨，你这样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我需要和你谈谈。”汉克的手猛地按在我的肩上，当时我正走在众生法律事务所的主楼前梯上，想从他身边挤过去。他这一下按得我陡然止步，险些在台阶上打个趔趄。
“让我走，”我说，“要不我们俩都得摔倒，到头来都得在腿上打石膏。”
汉克无奈地放了手，一边抓挠着他那头棕灰色的硬发，一边说：“对不起。”
“多留点神，别让险情再发生了。”我继续走过去，希望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溜之大吉。
“等等！”他叫了起来。
我叹了口气，转过身来。“有什么事？”
“在3点钟的会议召开之前，我要和你谈谈。”
“什么事？”
他的眼光在厚厚的角质架镜片后躲闪飘忽，“关于事务所改组的事。”
改组，我想，又来了。在过去一年中，你经常能看到一个雇员因职位的某些变动而被弄得不知所措，现在看来该轮到我这位主任调查员了。
“汉克，我正忙着一个案子，现在必须出去一下。”
“如果没有……”他停顿了一下，面露愧色，“合伙人希望你参加会议。”
还没等我开口，汉克就溜上了台阶。“一定要去开会。”他转身对我喊道。
我耸了耸肩，径直走下去。我那辆红色旧通用牌车就夹在墙角和防火栓之间。
去奥克兰机场的路上，我愁眉不展。我刚结束了一个调查，那案子一度把我搅得心神不宁（故事见同辑系列小说《鸽房女尸案》）。我本期望可以轻松一阵子，不料才过了一天半，就陷入到一团情感乱麻的纠缠中去了。我先是为自己的职业忧心忡忡，随后又替我的心上人海诺忐忑不安。
海——海诺·里宾斯基，一个牧场主，莫诺县图发湖弗农城一个环境基金会的董事。他多才多能：飞行员、图书收藏家、生物学家；一度从职外交，还当过某些正义事业的代言人，为此，在警方的档案中留下有关的记录。英语、西班牙语、俄语，以及法语，所有这些语言他都讲得地道纯正。他，瘦削、高挑，粗松的暗麻色头发。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又富有激情的男子，但又是一个被人描绘成危险的、甚至凶暴的男人。
他的一生十分复杂。他蹲过一阵子监狱，他的前妻朱莉·斯波尔丁为救他出狱耗尽了精力。后来，朱莉死于疾病。她在监终前，专门为海诺设立了斯波尔丁环保基金会，好借此去填补他孤独的时光。他的履历中还有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他远离图发湖的九年时间去向不明。有传言说他受雇于中央情报局，又有人说他那几年被关在别的地方监狱里。但我深信，那些说法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
海诺拒绝对我吐露“九年之谜”的实情，甚至在我们成了情人之后也还守口如瓶。我设立了一个专门档案，凡能收集到的有关他过去的蛛丝马迹都囊括其中。后来我又销毁了这份档案，我确信自己没有必要去窥探他过去的秘密。然而今天早晨，我得悉海诺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消失显然是事先有准备的。
我得去找他，弄明白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奥克兰机场几乎因大雾而关闭，风猛烈地刮过机场北面的开阔地，通用航空公司的终点站就在那儿。两架公司的喷气机正在加油，此外四周几无动静。我绕过终点站大楼，向小型飞机的固定台走去。
我在机群中快步穿行，直到认出海诺的那架西达布利亚小飞机，上星期三早上他把它停靠在这儿。即使它不在原地，单凭机身上衬着白底的那只展翅翱翔的蓝色海鸥剪影、我也会一眼认出它来。海诺曾骄傲地告诉我，这架飞机可以倒竖着飞行。谢天谢地，迄今他还没有让我领受那样的滋味。
这架飞机一进入我的眼帘，我就知道事态何等的严峻。
上星期三上午，我们从怀德山脉度假回来，爬出飞机的时候，他说他要给飞机加油，立即续飞去圣迭戈。他有许多我不知其名的老朋友，其中一个为某桩生意让他去那儿。和平时一样，海诺没有透露一点此行的内容。
“要我帮忙吗，小姐？”机场的一个线务员绕过西达布利亚的机尾走过来，为了御寒他把羽绒茄克紧裹在身上。
“上星期三以后，这架飞机被人移动过吗？”我边问边将手搭在机翼上。
线务员摇摇头，接着更仔细地看着我。“我想起来了，你是这飞机的乘客。”
“是的。”
“喔，这飞机一直停在这儿。终点站登记台的人正纳闷着，那家伙说他的飞机只在这过一夜，但现在快一个星期了。他再不露面，他们就不得不查查了。”
“他说过他要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逗留吗？”
“我想是这样的。”
我不相信海诺会对我谎报他的目的地。“他说过要去什么地方吗？”
“没提起过。他说要去打个电话，然后给飞机加油。但当他回到这里时，他对我说他改变主意了，然后上飞机去拿他的用品。”
“那他去哪儿了？有人接走他了？”
线务员耸耸肩，“我没注意到。”
“噢，多谢。”我给了他一张名片，“假使他回来，或者打电话来，就请跟我联系。”
他瞪大了眼睛，露出人们在发觉自己和私人侦探交谈时常有的神态。
“那当然，”他说，“你也许该和办公室的桑迪谈一下，她可能知道得多一些。”
“我这就去。”我最后瞥了一眼西达布利亚，便向机场办公楼走去。
在我说明来意以后，那个名叫桑迪的姑娘抽出一张海诺填写过的卡片。卡片上所填写的是他的姓名、住址以及飞机注册登记号。
“那位线务员告诉我，海诺最初进来是要打个电话。”我说着将卡片送还给她。
她点点头，指着付费电话对我说：“他先打了电话，然后来我这儿登记。”
记得那天是我先在这儿打了个简短的电话，然后开车回城里去的。海诺一定是在我之后不久来这儿的。“你注意了没有，那电话是本地的，还是长途的？”
“长途电话。他打了两个，还记下了一些什么。后来他出去了，我见他在门口和杰里谈话，杰里是刚好下班的线务员。他们好像彼此十分熟悉，海诺经常来这儿吗？”
“经常来。杰里今天上班吗？”
桑迪摇摇头。“杰里在度假，去看望他在中西部的家人，他要到下星期才能回来。”
线索断了，该死的！
“杰里让他搭了车，”桑迪又开腔了，“大概是去那边的终点站主楼。”
“你为什么认为他们去那儿呢？”
“因为杰里看上了那儿小吃部的一个女招待，所以通常下了班就去那儿吃饭。”
“你是个不错的观察员。”
“嗨，我有个不错的观察目标。”她冲着我眨巴眼睛，“海诺先生是个有魅力的男子。” 海诺为什么会去主终点站，我能想出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去赶航班，到一个距离超出西达布利亚航程范围的城市。还有一条理由，那就是去租一辆车。既然海诺只打算让西达布利亚停放一夜，那么后一条理由的可能性就更大。此刻和海诺那天去终点站主楼的时间差不多，在租车行等乘客的那些伙计和那天早上当班的可能是同一批人。于是我来到终点站主楼，逐个挨账台出示保存在我皮夹子中的一张海诺的照片。在一家廉价商店柜台前，我碰上运气了，一个黑人青年一眼就认出海诺。“是的，就是他，从我们这儿租了辆车。”
“你还记得他打算租多少时间车，或者他是否已还了？”
“不记得了。”
“那么你能查出来吗？”
他皱皱眉头。
我用手指轻弹着海诺的照片和我的身分证明。“这是一起失踪案。他的飞机还停在机场的北区，他们需要腾出地方。”
“哦，如果是机场的事……”他转身到计算机前敲起键盘，两眼盯着屏幕。“他借了四天。车子在星期六还到了旧金山奥克兰。”
“是辆什么车？”
“92型的丰田克瑞西达。蓝色的。”黑人店员笑起来了。“对了，他问我克瑞西达是什么意思、我说不知道。随后他说‘我怎么能坐在连名字的意思都不知道的玩艺儿里，到高速公路上去冒险？”’
我也笑了。海诺对车子的兴趣和知识停留在他那辆老摩根出世前的年代里。
“你知道车场那儿主管的名字吗？”
“戴维·弗赖伊。他在还车区。”
我在离开机场终点站主楼前，先去了小吃部。找到了那个和北区的线务员杰里约会的女招待。
见了我的身分证明，女招待凯蒂的蓝眼睛里立刻蒙上了恐惶的阴影。“杰里干了什么？”
“没干什么我感兴趣的事。他提起过让什么人搭车来这儿吗？”
她皱起了眉头。“我……等等——是那个有架西达布利亚飞机的家伙吗？”
“就是他。”
“是的，他提起过。那家伙不是杰里的朋友，不过他飞来这儿，他们就聊起来。杰里想要一架西达布利亚那样的飞机，都快想疯了。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呀？”
“海诺·里宾斯基。”
“对对，我怎么会忘记呢？噢，海诺对杰里讲，他如果听说有廉价二手货，就告诉杰里。”
“杰里说过海诺为什么要搭车，或者他打算去哪里吗？”
“他说他着陆是为了让女朋友下飞机，再给飞机加油。随后，他打了电话，却发现本来的计划改变了。他火冒三丈，因为那个电话如果早打几分钟，他就可以和他的女朋友同车去城里，不必再租车了。出什么事了吗？是不是海诺碰上了麻烦？”
“是有些麻烦。”我给她一个难以捉摸的微笑，“我就是他的女朋友。”
凯蒂惊诧得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随后笑出声来。“我知道怎么干，”她说，“换了我做侦探，几个月前就揪出杰里的尾巴了。”
我朝她微妙地笑笑，离开了。
海诺懊恼没能和我一起进城，这表明他认为没有必要对我隐瞒打算会圣迭戈要做的一切。
戴维。弗赖伊是奥克兰附近靠街路边的一个车场经理。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未处理的文件，后窗外坑坑洼洼的场地里挤满了没有租出去的车子。我给弗赖伊看了我的身分证明，他叹着气耸耸肩。
“那车是星期六下班后还来的，”他告诉我说，“他们只把钥匙和租车合同扔进外面的箱子，我们就从他们的信用卡上划账。”
“我能看看那车的租车合同吗？”
弗赖伊把桌上大堆东西推来操去，忙碌了好一阵，总算找出一个文件夹。“嗨，这就是，”弗赖伊说，“这车还来时是坏的。”
“损坏得厉害吗？”
弗赖伊细看文件封套，说：“右前车轮挡板撞凹，前灯破碎。”他将文件夹递给我。
我接过它仔细地察看了一张留言便条。上面写着：修车的全部费用以美国运通信用卡支付。笔迹不是海诺的，海诺的笔迹粗犷而潦草，而这是一手漂亮的好字。租车合同中夹有盖过章的信用卡，卡上有海诺的名字，还有斯波尔丁基金会的名称。我取出记事本记下信用卡的号码和到期时间，然后把文件夹交还给弗赖伊。
“这辆车还在车场里吗？”
“是的，要到明天再进修理厂。”
“我能看一下吗？”
弗赖伊的眼睛眯了起来。“这车不是用于……嗯，犯罪一类的事吧？”
“据我所知不是，这只是例行公事查一下。”
弗赖伊点点头。“那我就没有理由不让你去看车子。34号位，靠围栏。”
我走出办公室，穿过车场。那辆车车头抵着围栏，被撞得很厉害，车身十分肮脏。我伸手摸摸被撞坏的前车轮挡板，哨的一声，它带着灰色尘土掉在地上，尘土像是灰末。我绕车一圈，接着钻进驾驶座。座位被人拉高过，看来开车人比海诺矮得多，甚至比我还矮。
我心中疑窦顿起。这车是怎么撞坏的？为什么海诺没有自己来还车？来还车的人是谁？我开始对车子作彻底的搜查。
车子的贮藏盒内只有一本使用指南，烟灰盒里空空如也。乘客座位旁的地上有两只留有咖啡渣的塑料杯。车座一侧塞着一卷纸，是一张地图。我把它抽了出来，展开这张地图。
一张圣何塞南部地区交通图。图一角一小块地区被粗头红笔圈了出来，旁边的空白处有海诺的手迹：雷文斯伍德公路。
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雷文斯伍德公路。多年来，我不知多少次驱车奔驰在从旧金山到圣迭戈我父母亲家的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途中的一个地方，有一大片按树林，分隔开南北相邻的两条车道。如果你驱车向北，就可以看见一条分道，在它的左边，有一片斑驳陆离的巨砾。路的右边就是那条标明雷文斯伍德的公路。那是个景色迷人的地方。但为什么……？
我卷起地图放入肩包里，接着又查看车后行李箱，一无所有。随后我匆匆回到车场办公室。弗赖伊仍站在他的办公桌后，神情黯然地盯着那山丘似的租车合同。我给了他一张名片，请他一旦有撞坏车子的租车人的音讯，就打电话给我。我奔向我的通用牌车时，心里测算去雷文斯伍德公路要多少时间。现在是2点45分——
该死！我竟忘了众生法律事务所的会议。如果我不到会，也许将会遇到麻烦。 我匆匆赶回众生法律事务所那幢维多利亚式大房子。一走进门厅，我就看见进会客室的拉门关着，几个合伙人就在那个房间里举行他们的每周例会。我们的办公室主任特德从计算机前抬头看着我。
我指指那关着的门说：“我迟到了，我想他们生我的气了。”
特德耸耸肩。
“我应该进去吗？”
“汉克说了，如果你露面了，他们会让人叫你的。”
真可怕，我思忖着。也许他们真要找我麻烦。我走进楼梯下我助手雷的小房间。她屁股坐在办公桌边上打电话，一只脚踏在椅子上，另一只有节奏地磨蹭地板。我挤过她身旁，缩进一把原先是我的旧扶手椅里。雷的样子不太好，金棕色的鬈发该洗洗了，牛仔裤和套衫皱巴巴的。一个星期前，她和她的恋人——珠宝连锁店店主威利·惠兰闹崩了。自此以后，她时而怒火中烧，时而萎靡颓唐。当她挂上电话，转过身子时，我发现她正处在萎靡颓唐阶段，眼睛红红的。
“又和威利吵过了？”
“瞧，我没法谈起他，否则又要掉泪了。你有什么事？”
“我是被召来开合伙人会议的。”
“嗯，为什么？”
“不知道，不过汉克叫我去开会时显得很诡秘。”
“奇怪。”雷绷紧了雀斑脸在思索，“最近我常常听到周围的人提起一个词——改组。”
“不错，汉克说他们想要谈的就是这事。”
“噢，这话听起来就像是降级或者解雇的委婉说法。”
我点点头。虽说合伙人大都是我的朋友，但我对所谓的改组仍感不安。
汉克是资深合伙人，也是创始人，他是我交往最久、关系最密切的男性朋友。他的妻子安妮·玛丽也是这个事务所的创建人，后来离去这里，当了一个环境保护联合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这个联合协会也包括海诺管理的基金会。她也是我最亲密的女友。
杰克·斯图尔特是我们的犯罪学专家，今天他一早就离城走了，要彻底清理一下由于他和我才了结的一个案子而产生的厌烦情绪。拉里·科斯洛斯基，我们的营养专家一定到会，此外到会的还有税务律师帕姆·奥加塔，她接替安妮·玛丽的位置。
不过，有两个人，相对来说有些捉摸不定。一个是新来的合伙人迈克·托拜厄，他童年时代在政府出资营建的太阳谷居住村度过，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吸毒和犯罪泛滥成灾的贫民区；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而后进入了黑斯廷斯法学院。这种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救世军斗士。另一个是从别的事务所合并过来的格洛丽亚，她专攻机会均等与公民权利的案子。我对她的了解甚至不如对迈克的了解，因为她同我们任何人都没什么社交往来。
特德从门口伸进头，说：“他们准备叫你了，莎伦。”
“谢谢。”我站起身，跟在特德后面走出去，随手拂平盖着裤子的红色长套衫。
当我拉开接待室的门时，特德嚼咕地诌了一句拉丁语：“Noli nothis permittere te terere。”
我回过头看他一眼，“说什么？”
“别让那些家伙压倒你。”
这些人显出程度不同的悠闲。汉克懒散地歪倒在钢琴长凳上，帕姆坐在地板上，将背抵着挡灰壁炉。拉里无精打采地坐在扶手椅里，在剥核桃壳。迈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粟色沙发的一头，格洛丽亚则端坐另一边。
我关上门，走过去，扑嗵一下坐到汉克身边，用手指捣捣他，让他向边上挪挪。拉里马上掷来个胡桃给我。
汉克看了我一眼，对其他人说道：“好了，让我们再安静下来。”随后对我说，“我们要你来参加会议，是讨论一个关于提升的问题。”
提升。他们并不打算将我搁在一边，甚至将我解雇，而是要给我一个更好的位置？汉克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随着事务所的发展，案件的调查工作已变得极其繁重。我们想让你再雇几个调查员，先来两个。你和我可以再考虑一下工资预算。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创建一个部门，由你负责。”他停顿一下，似乎在寻找措辞。这是个好消息，但他为什么表达得如此艰难呢？
“由于责任加重了，当然，相应地也要给你加工资，外加别的津贴。”汉克又作了补充。
我历来对众生法律事务所的吝啬很恼火，它一毛不拔到了连必不可少的装备都不给配置的地步；我早就要买一部汽车电话，如果他们不肯报账，我就得自己掏腰包。
汉克强做笑颜，“现在，除案件调查量增加外，你或许注意到了，我们正越来越多地依靠律师帮办们的研究而工作。”
他这番话强调“现在”一词，话中有音，这使我警觉起来。
汉克摘下他的眼镜，捏住一只镜脚将眼镜快速转动。这个动作显出他心里十分不自在。“使用律师帮办是为律师们免去耗时费工的事务，向我们的当事人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从而赢得更高的利润额。”
“我的天，汉克，”拉里开了腔，“看来你像是在引用《加利福尼亚律师帮办指南》。”
汉克瞪了他一眼，让他闭嘴。我瞅瞅帕姆，她正朝着地毯微笑。汉克重新戴上眼镜，满含歉意地注视着我，“对不起，刚才我是否口气上有些不恰当？其实我是想把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据讲清楚。”
“什么决定？如果我需要明白其依据的话，我会提问的。”
他环视了一圈，似乎希望其他什么人将话头接过去。没人自告奋勇。最终他只好开口讲了：“我们已决定将调查服务部和律师帮办研究室合成一个部门，由你当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我蹩起了眉头，连忙说：“我深感荣幸，但这两个部门工作性质不同，再说，我对律师帮办做的大部分工作都不熟悉。”
格洛丽亚朝前探身，黑眼睛炯炯有神，“律师帮办研究判例法，莎伦。他们会见当事人，撰写备忘录和摘录诉讼要点，为法庭审判准备证据，起草质询，为开庭审判编制文件目录。总之，除了实际应用法律，还需要处理一切有关事务，从而使律师的工作变得简洁便利。”
“我明白这些基本的职责说明，但在我看来，既然律师帮办的工作同他们被指定的律师密不可分，那么让律师帮办直接向律师负责，就更顺理成章。”我说了我的看法。
“他们现在是这么做的，并且还将继续下去。但我们需要确保工作平稳开展，这属于你和新的部门的功能。作为负责人，你要把各种受理的案例排列出进程表，督促帮办们按进程工作，每个研究阶段都要有记录文本，这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会被疏漏。当然，还加上管理你自己的调查人员。”格洛丽亚鲜亮的双唇弯出一款浅笑，似乎期待着我向她致以热烈的谢意。 现在我明白了，汉克为什么提起这个会议时躲躲闪闪。我对他们说：“这是一项极其耗时的工作。考虑到我三天两头离开办公室搞我自己的调查，我不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切实可行的。”
迈克皱紧了眉头，两道黑色的浓眉聚成一道直线。从他对汉克飞快的一瞥，我看出他和格洛丽亚早知我不会喜欢他们的计划。迈克说：“莎伦，所以我们让你提前一步再雇些调查人员。他们会使你腾出时间去履行管理职责。”
我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是想把我拴死在办公桌旁。”
迈克真挚诚恳地说：“职位提高了，工资也加上去了。且慢，我们还忘了提奖励计划呢！”说着对准凸起的额头拍了一巴掌。
我对他的真诚不以为然。从帕姆到拉里再到汉克，我挨着个儿看了一遍。然后我问他们：“你们都同意了，杰克也同意了？”
汉克防护似地隆起肩膀，我几乎从没见过他这副可怜相。最后，还是格洛丽亚开口了：“我们讨论过奖励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接纳你参加利润分成。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上季度利润上升了百分之十四。”
我愣住了，一时思绪繁乱。我惧怕将要到来的无休止的伏案工作，但工资增加，利润分成，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美国梦。
“莎伦，”帕姆说话了，“你也许现在并不这样认为，但实际上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管理人。你会把新的研究部变成我们合伙人事务所的中坚力量。”
研究部，多么乏味枯燥的词汇。研究就是钻在发霉的档案中，缓慢刻板地整理分析。我摇摇头，一面竭力摆脱被出卖的感觉，一面努力琢磨他们提出的方案。管理更多的调查人员，问题不大；甚至对付律师帮办也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但要我每周在一张办公桌后坐40个小时，却是我无法想象的。
我说：“我还是认为把这两种工作交给我一个人，是一个错误。”
迈克尖刻地回敬道：“这还没轮到你来批评我们的改组方案！”
帕姆打断了迈克的话，说：“我们这儿向来是开诚布公的，所以这次我们也应该说个明白。”
“说明白什么？”我问道。
汉克沉重地叹了口气，“我要你在开会前来见我，但你没来。你太忙了，出去办案子，没法打搅你。”
“这恰恰就是个问题。”格洛丽亚接上来说。
我看着她，“问题？”
“是的，就是问题。”她点头以示强调，长长的鬈发上下跳动起来。“莎伦，你是个出色的调查人员，但你缺乏纪律。贝尼迪克特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贝尼迪克特案子是我刚刚了结的一个案子（即鸽房女尸案）。“它怎样呢？”
“你接到授权调查通知了吗？”
“起初没有，当时汉克在度假——”
“你向其他人提出要求去调查它吗？”
“我一直向汉克报告工作。他回来后，也同意我去干。”
“那是你先斩后奏。”
“杰克要求过——”
“他没有权利，你们俩都明白，它是杰克个人的职责，由于你迁就了他，结果你忽视了自己的其他职责。”
迈克接过了话题：“那也不是孤立的例子，图发湖的事又是一例。”
我怒不可遏地转身对着汉克说：“当时，是你把我暂调到那个案子上去的。”
迈克讲：“他之所以借调你去，仅仅是因为安妮·玛丽是他的妻子，又是那个联合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是她要你去的。他没有通过正常的途径，没得到我们其余人的同意。这次新的改组计划将阻止类似的滥用权力。”
汉克竟然点头了，多么令人惊愕。“迈克是对的，我承认这一点。在我们的多次会议上，我们谈过这问题，并有过争论。以前，众生是一个小小的合伙人事务所，我可以使规章制度有所通融，但随着事务所的发展，我还继续这么做，就会导致对我们的损害。我们必须学会去适应。”
这番话使我哑口无言。他所说的是实情，也有道理。这些人没有企图触犯你，我对自己说，他们是好人，他们心里放着合伙人事务所的最高利益。但是，见鬼，他们要求得太多了！
汉克又问我：“莎伦，你有什么想法？”
我沉默不语。
他们就这样一致地对这项新决定做了表决，而我又别无选择。如果我拒绝，就意味着离开；接受的话，有得也有失。也许我能还清修建住房用的抵押贷款，能买称心的家具，能在银行存一部分税后工资。也许，我还能重新开始去上飞行课，学会开飞机，并取得执照。代价是：牺牲我酷爱的自由，以及冒险的乐趣。
我谨慎地问道：“关于养老金呢？你们股东都有一份。”
他们吃惊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汉克回答：“我相信这能解决。至少工资先提高三分之一。”
我心算了一下，提出：“翻个倍会更吸引人。”
“这一点……我们可以商量。那么，你对这事怎么看？”
“我必须再考虑一下。我不想离开众生，所以我会认真考虑你们的安排。”
合伙人们又交换了一下眼色，汉克问我：“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听你的回音？”
“星期三下班之前。”
“好极了。同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在哪儿找你。”我对着他嘲弄地笑笑，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经过特德的桌子，我问他：“拉丁文里‘进退两难’怎么说的？”
“对不起，”他同情地看看我，“我那本拉丁文书上没有说。” 我坐在二楼正面窗前的办公桌后，旋转了一圈座椅，忧郁地望着窗外那栋三角形草地旁的房屋。过了一会，我又转回办公桌，把电话挪到身旁，拨了斯波尔丁环保基金会的号码。
海诺的助理凯特·马洛伊接了电话，当她听出是我的声音，顿时叫了起来：“有消息了？”
“不，还没有，但今天早晨我和你谈过之后，我做了一些调查。”随后我简单地对她说了我的发现，接着又问她，“海诺从机场打电话的信用卡，是他个人的还是基金会的？”
“他通常用基金会的，过后再付还他个人的费用。我估计他还有一张用于家里电话的。”
“你把那个四位数的代码给我好吗？”
她告诉了我，又重复一遍，然后问道：“你想查出他打电话给了谁？”
“我试试看。我估计，他平时也使用那张美国运通信用卡。”我把抄下的租车合同上的信用卡号码念给凯特听。
“不错，就是。”
“请帮个忙，给美国运通信用公司打个电话好吗？我想知道，海诺在租车后是否还为别的事用过那张卡。”
“好的。”
“请再告诉我，他的会计师名字和电话号码。”
“会计师名字叫巴里·阿什福德，就在弗农镇。”随后，她报了电话号码。
挂上电话后，我看了一下手表，4点55分。我立即查出奥克兰机场通用航空终点站的电话，拨了那个号码。桑迪打算回家了，但她还是愿意花点时间去查海诺在那部付费电话上所打的两个电话的号码。接下去，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太平洋贝尔电话用户免费服务处的号码，拨打过去，在一连串录音答话之后，终于和那儿的业务代表通上了话。
我将自己说成是斯波尔丁基金会的凯特·马洛伊，“上星期三早上，即6月2日，我们的一个雇员从奥克兰机场打了几个信用卡电话，至今我们还没有收到账单，我想查出所打电话的号码，还有通话时间和费用。”
“对不起，小姐，我没法取得那样的资料，你们的雇员应该在打完电话后自己询问。”
“那么，谁能得到这样的资料呢？”
“你可以和营业室的管理员去说，但现在已下班了。”
我放下电话，又看看手表，5点整。必须有个更快的办法去找到我想要的资料，不能等到明天早上营业办公室开门。
忽然我记起了一个人，连忙找出我的索引名片本。他的名字叫罗恩·钱，在一次邻居家举行的圣诞聚会上，我遇到他，我们一见如故。临别时，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太平洋贝尔公司市场部的一个中层经理。我抽出那张名片，翻转过来。他家的电话号码是以648开头，和众生法律事务所的一样，他家就在这附近。现在就打电话太早了，他还没有从市中心的办公室回家。于是我把名片塞进我的裤子口袋。随后，我给在弗农的会计巴里打了电话，没人接。我便去楼下雷的办公室拿我的拎包，然后驱车直奔圣贝尼托县的雷文斯伍德公路。
车驶过迪利城，驶出多雾地带，天气一下子变热了。黄昏初临，阳光依然和煦灿烂。通向朋宁苏拉去的整条公路，如织的车辆缓慢蠕动，而进了圣何塞，车流简直寸步难移。多年来，为了应付加利福尼亚北部多变的气候，我总在车上放着替换衣服，这会儿我真想换上贴身背心和短裤。但这要下高速公路进加油站才能从车后旅行箱里取出衣服。我只得不时地撩起贴在身上的又湿又粘的套衫，将车上的通风器开到最大。
等我到达按树林和巨砾群的所在处时，早就过了七点半。雷文斯伍德公路在东面约一百码处岔出，那里就是一片多石的林区。
我把车开到路边停下。在我左边的铺道上，斑驳的巨砾和高耸的参天大树投下一大片阴影。偶尔有辆汽车从旁疾驰而过，卷起的气流震得我那辆小小的通用牌车微微颤抖。我向东望去，一马平川的田野洒满了柔和的夕阳余辉，有一条公路把田野分成两块，伸向远方的崎岖丘陵。这是个农业县，眼前是一览无余的嫩绿谷物。偶尔有数幢建筑，附近停放着康拜因和拖拉机。
我在想：海诺，你为什么来这儿？雷文斯伍德公路引你去了哪儿？
停了一阵，我调过车头，向东开去。我放慢车速，搜寻着任何能够表明海诺来过这儿的迹象。在一个牧场的围栏前，路到了尽头。我下了车，环顾了一下四周。
除了远处有座二层楼的灰房子和一个牲口棚，这里四野空旷。我找不到可以进入这块地产的道路。我猜想，如有什么人要来这儿，他不得不取道霍里斯特或别的公路。
既然如此，这儿就不是海诺的目的地。不仅逻辑这么告诉我，还有一种神秘的心理因素使我知道这一点。从海诺和我相识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存在一种奇特的感情联系。
不，我断定海诺没来过这荒僻的地方。如果他来过，我一定会感觉出来。
我打算朝北折回101干道。突然，在巨砾和按树林之间的一块空地引起我的注意。这片空地相当大，直径约有二十英尺，那儿留有轮胎痕迹。再过去一点，一个大树桩附近的石头圈中，留着一堆营火的灰烬。我下车朝那儿走过去。
我走到火圈前，观察地面，发现临时用石块垒成的火圈被撞散，已残缺不全，中间的灰烬炭渣上留着轮胎碾过的痕迹。
灰烬，我想起了那辆被撞坏的出租车上的灰末尘埃。
车轮印一直延伸到巨砾，那儿枝叶遍地狼藉。天有些暗了，我从包中拿出小手电筒。在一块巨砾上离地面约摸两英尺高的地方有块明显的白色痕迹。我把手电照得更近些，于是看出在灰白色的石块上留着一些蓝色漆屑。我马上蹲下身，发现一些像是车前灯上的碎玻璃撒在那儿。
看来，这就是海诺来过的地方，也是车子撞坏的地方。
我从包中抽出两只信封，一只装了些碎玻璃片，一只装了些蓝漆片；然后开始在地上的断枝落叶中仔细搜寻。
炸薯片和快餐盒；纸盘和塑料叉；用过的避孕套和啤酒罐；糖果纸和塑料杯；气装饮料瓶和污迹斑斑的一次性尿布。天啊！人竟成了猪！
收集垃圾令人作呕，但我决心翻个遍，干到底。报纸、塑料袋、口香糖纸、书夹式火柴纸板、香烟头，以及五花八门的纸屑。其中一张废纸片上有海诺的粗大笔迹：RKI移动电话——777—3209。
汽车电话，谁的？RKI，是一个人还是一家公司？谁的移动电话？看上去更像是一家公司的。
我继续搜索，但没再发现与海诺相关的东西。我放弃了搜寻，回到车上。
那么，这儿发生过什么事呢？我心里疑团重重。海诺和谁会面？也许和RKI交涉什么事情？他干吗要驾着租来的车闯过火圈冲到巨砾边？撞得有多厉害？足以伤着他吗？也许会。厉害得送了他性命？这一切，我无法猜测。
最后，我启动车子，打开前灯，驾车北上向旧金山驶去。但在路上的第一个加油站，我就迫不及待地停车进去给罗恩·钱拨了个电话。他在家，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也愿意去查海诺打的电话号码，条件是下个星期和他一起吃顿午饭。我保证一定践约。他说今晚迟些时候给我回电，不然就在明天一早当作头一件事来办。接着，我又试着给海诺的会计巴里打电话，还是没人接。此后我就继续上道回城里。
大约11点，我回到了在格伦公园区附近我的防震小屋。上台阶的时候，我被什么绊了一下，顿时传出一声发怒的嚎叫。“对不起，拉尔夫。”我一边说一边为我养的猫开开门。它一下子蹿进屋里，嘴里还在怒号。
录音电话机上的灯在闪烁，我按了录音。罗恩·钱的声音传出来：海诺先拨了一个拉霍亚的电话，后一个是本市的。这两个电话号码都属于伦肖一凯塞尔国际公司。罗恩·钱还给了那两处的地址，并说至此为止，没有人再用那张信用卡打过电话。
伦肖一凯塞尔国际公司。RK！。好像似曾相识。
我拨了一个旧金山的号码，对方传来了录音：“你已接通伦肖—凯塞尔国际公司的服务电话。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您如果打的是紧急电话，请报您的保密号，然后按一下1，稍候片刻，我们的代理人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紧急电话？保密号？我不由纳闷。那是个什么公司？除非我熬通宵去查阅黄页电话号簿，不然的话，我家中的所有参考资料都不能提供我要的答案。我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去打探他们在格林街的办公室。
但是真该死，这名字听上去怎么那么熟悉？
6月8日 星期二
次日早上7点10分醒来时，我终于从记忆里挖掘出“伦肖—凯塞尔国际公司”，而且陷入极度的忧虑之中。我弄不明白，海诺为什么和他们搅到一起去，除非……如果真的不幸而言中，那就说明我先前是严重地看错了人。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随后，我掀开被子，赶走身边的猫儿，洗了个淋浴，穿上牛仔裤和套衫，出门到教堂街的一个街角，买了份当天的《新闻报》和一个硬面包圈，又回到家。
报上没有多少有趣的东西，甚至让人感到索然寡味。吃完咖啡和面包，到了9点钟，我拨了市内一家保安公司的电话号码，要求和鲍勃·斯特恩通话。鲍勃是我的前一位老板，几年前，我被他解雇，而当我办了几起重大案子后，有了点名气，他就试图重新雇我回去工作。
“你有什么事，莎伦？”鲍勃问我，“你准备回我这儿？”
“今天不会。你能告诉我伦肖一凯塞尔国际公司的情况吗？”
“RKI？呸。莎伦，难道你想接受那帮人的雇佣吗？”
“为什么你老是怀疑我长着跳槽的心眼？自从你把我踢到街头后，我就一直在众生法律事务所尽职。”
“那些家伙伪装善良，他们不会善待你的。还是回我这儿吧，我保证——”
“RKI？”
“对，对。你知道阿克曼和帕隆怕吗？知道保罗、张伯伦吗？那些国际安全咨询界的大人物。”
“我知道”
“嗯，RKI就是在那一点上和他们对上号。阿和帕主要是以前的那种暗探。保、张却都拥有法学或会计学学位，衣冠楚楚的。RKI是两者兼收并用。不过，还有另外几种人使他们炫耀一时，并且十分危险。”
“另外一种人？”
“是的，你不会真想知道那些人的底细吧。他们是不按任何规则来做事的。正是他们使RKI显得成效卓著。”
听上去，海诺在那种地方会干得得心应手。“那么，谁是那儿的头呢？还有他们的背景怎样？”
“绝非寻常。就拿盖奇·伦肖来说，出身于特种部队。70年代中期被指定负责一班称为森塔克的人马，专门完成默默无闻的秘密任务。到1985年，森塔克被解散。伦肖在泰国销声匿迹，三年后重新露面，回到美国时显然已是阔佬了。他和他的老相识丹·凯塞尔以合伙的形式在拉霍亚建起了RKI公司。”
“那拉霍亚就是他们总部所在地？”
“他们在美国和海外各主要城市都有办事处。”
“那可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的惊人发展啊。”
“嗯，有些办事处仅有个信箱而已，但成绩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这位丹·凯塞尔呢，”我继续问鲍勃，“有他的资料吗？”
“越战时他在特种部队，我只知道这些。现在，伦肖是他们的台前人物，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而凯塞尔总是避开公众视线。”
“他和伦肖在什么地方成为老朋友的？”
“他们在福雷斯诺一起上中学，偏偏在那个鬼地方。”
福雷斯诺，也许那就是事情的关连点。海诺出生在福雷斯诺，他父亲曾在那儿经管过一个农作物喷药眼务机构。他12岁时，父母离婚，此后他是在继父的牧场里长大的。他继承了那个牧场，现在就住在那个图发湖附近的牧场中。“鲍勃，”我连忙问道，“你有没有听人提起过海诺·里宾斯基这个名字就是伦肖或者凯塞尔的化名？”
鲍勃想了想说：“没有。”
“如果你要接近这些人，又不让他们知道你想干什么，那该怎么办？你会怎么去干？”
“小心翼翼。”
“怎么小心？”
“莎伦，你到底要查什么？”鲍勃的语气变得担心了。
“我的一个朋友可能搅进了RKI，而且可能遭到伤害。”
“所以你要去营救。”
“嗯嗯。”
“莎伦，你也许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照片在本地报纸上频频刊出，以致现在不得不要努力保持这个名声。但是你跟RKI不是一伙，那些人无处不有、铁石心肠，危险得很。”
“鲍勃，你并没有告诉我，我所要知道的东西。”
鲍勃叹了口气，“我正竭力告诫你别去惹他们。”
“不可能。”
一阵沉默。“好吧，既然如此，我要给你个忠告：你要为你朋友的事去查个明白，你就和他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和盖奇·伦肖约个时间，把话说明，问他怎么回事。”
这正适合我的个性。我一向喜欢单刀直入，开门见山。
挂上电话后，我坐在沙发里，双脚搁在咖啡桌上思索了片刻。随着危及美国国内外公司雇员与行政人员的恐怖活动日益增多，国际安全咨询业务应运而生，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诸如风险分析、保安方案设计、人员防卫训练，以及提供保安和护卫人员。这只是他们在《华尔街日报》采访中谈到的一部分。
他们不愿提及的活动就是他们所谓的意外事件服务，诸如针对讹诈与绑架拿出危机处理计划，然后实施赎救谈判或武力解救，包括解救前的扣押人质和成功后的人质释放。一般承包大宗反恐怖活动保险的保险公司，会指定一些保安公司在发生绑架事件时可以同联邦调查局一起被呼求。鲍勃刚才提到保险公司对RKI心存戒备，是指他们的经营手段不正规，他们经常绕过联邦当局独往独来。他们在交付赎金和救回人质行动中的策略比其他保安公司更具风险，也许他们会获得很高的成功率，但一旦行动失误，势必酿成悲剧。
海诺跟这些人在一起干些什么呢？
他曾告诉我，一个圣迭戈的老朋友有一个商业计划要和他磋商。难道是一个来自福雷斯诺他童年时的老朋友？抑或一个来自他生活中九年空白处的老朋友？不论怎么说，那一定是RKI的某个人，可能就是丹·凯塞尔，或者盖奇·伦肖。
我走到电话机前拨了昨夜从录音电话磁带上抄下的拉霍亚电话号码。接电话的女士说盖奇·伦肖离城外出了。那么丹·凯塞尔呢？他现在无法听电话。或许我可以打电话去旧金山找伦肖先生？
我拨打了那个旧金山的电话，回话的是个男人。我又提出要和伦肖通话。他记下我的名字，让我暂等。30秒钟后他回来了，问我找伦肖有什么事。
“关于海诺·里宾斯基。”我说。
对方短暂的沉默，随后说：“请稍等。”
线路另一端传来的第二个声音，洪亮有力，但声调又十分谨慎。“我是盖奇·伦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麦科恩女士？”
“我想和你当面谈谈海诺·里宾斯基的事。”
“里宾斯基……？”
“伦肖先生，你认识他。”
“……是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朋友。”
“我明白了。”
“我想和你见面。” 电话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响，大概是伦肖在录我的声音。“好吧，麦科恩女士，今天我不很忙，你能在10点半来这儿吗？”
“当然可以。”
“你有我们这儿的地址吗？”
“有”
“那我们在一小时后见。”
我放下听筒，走进浴室，略施淡妆，把头发盘成一个发髻，用一只玳瑁梳子将发譬别紧。随后，我在穿衣镜前端详自己的衣着，见到双眉间的隐隐皱纹，笑了起来。可以肯定，在RKI是没人会在意我的衣着和容貌的。他们，还有我，都有更为紧要的事情要关心。
我要去的格林街在巴特里街和福朗特街之间，直通城里的内河码头。我开着通用牌车挤进了福朗特街，然后再挤进一个多半是违章的停车场，下车后向RKI所在地走去。
这是一座经过装修的小仓库，陈旧的砖结构，高高的拱形窗，新开的天窗和铁料镶边装饰使房子扩大了。一个身穿灰色制服、长相颇帅的男人在接待桌后向我致意。他那异常锐利的目光告诉我，他是个卫士，胀鼓鼓的上衣表明他身带武器。他核对了夹纸板上我的名字，给了我一个塑料的来访者标牌，然后指点我上右侧一个盘旋式铸铁楼梯。
楼梯的顶端有一扇防火门，我推开门，马上又和另一个卫士照面，这次是个女卫士。伦肖和凯塞尔的防卫森严到了偏执的地步。
我报出名字后，女卫士也在一览表上进行核对。接着在她的内线电话上给什么人按了铃。大约过了三分钟，一个很年轻的男人从通道一侧出来，自我介绍是伦肖先生的助手。他要我跟着他。
我们经过一些单间，里面的男男女女都盯着计算机屏幕，打着字，读着报告，或者对着电话讲话。尽管人人在忙碌，却一片宁静。我的陪同说：“这里有浅色噪音设施，它避免一个人的声音干扰另一个人。”
我暗自思忖：这种呆板而枯燥乏味的工作场所准会把我活活憋死。
伦肖的助手在一个拐角办公室前停步，示意我进去，自己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一个身着皱巴巴棕色服装的男人坐在拱形窗前的金属办公桌上，两脚平伸在一张椅子上打电话。他又高又瘦，狭长的脸庞上长着林肯式的眉毛，黑色的头发有些长，而前额却令人吃惊地弯着一络白发，黑边眼镜掩饰不了双目的敏锐和智慧。
他对着话筒说了声“我们以后再谈”，转而放下话筒仔细地注视着我，仿佛在铭记我貌的每个细节。我刚好站在对面，只能任他仔细地打量。好一阵子他才点头，表明他对我的印象已准确地输入了他大脑的资料库。他这才开口：“坐吧，告诉我，你要什么。”
我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海诺·里宾斯基在上星期三和你们拉霍亚办事处的某个人有过一次约会。”我开始讲起来。
伦肖没有反应，仅仅凝神看着我。
“他在奥克兰机场给拉霍亚打电话，被告知计划有变，于是就来这儿了。”
他依然不作回答。
“在这之后，他租了一辆车开到圣贝尼托县内101干道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雷文斯伍德公路附近。他在那儿出了事故，车头撞瘪了，前灯碰碎了。星期六晚上，那辆车被别人送回到旧金山的奥克兰，而不是海诺本人送去的。”
这时，伦肖有了一个极其细微的反应：眼圈旁的皱纹轻微地抽了一下，我几乎没有察觉。“继续说下去。”
“海诺的飞机还停放在奥克兰机场。自他离开图发湖以来，他办公室的人没一个得到他的音讯。他出了什么事？现在在哪里？”
“你为什么寻找他呢？”他猝然问。
我还在考虑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因此没法回答这问题。为了赢得时间，我只好说：“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与贵公司无关。”
伦肖站起来，在办公桌后面踱了一圈，然后看看手表，撩起落到额头的那绺白发。他也在为自己拖延时间。“说到现在，”他终于讲话了，“你一直是非常直截了当的，麦科恩女士。”
“我已告诉你，我找海诺是私事，同RKI无关。”
“也许有关，也许无关。”他的身子倾向办公桌，手掌按着桌面，那绺白发又滑了下来。“我实在感到奇怪，一个受雇于当地法律服务机构的私人调查员，究竟跟海诺有什么关系。”看着我吃惊的神态，他又继续说：“是的，我知道你的名字，并且把你的背景核实清楚了。这是我们的一条规则。我的发现把原本就不清不白的局面更搅得浑水一潭。”
“什么局面？”
他摇摇头说：“如果你不愿意直言相告，那就别指望我会坦诚相见。”
即便我这么做了，他也不可能开诚布公。我在头脑中飞快地盘算：究竟向他摊出多少底。
伦肖等着，我沉默不语。他挺直身子，开始踱步，长长的手臂紧勾在背后。“麦科恩女士，我给你的时间已超出了我的安排。你对海诺·里宾斯基有什么兴趣？”
他说海诺名字时的神态语气使我警觉起来。我看见的是一张绷紧的嘴，以及一种泄露隐清的煞白脸色。这个人憎恨海诺，而且对他怒气冲天。我想起鲍勃刻画的RKI这些人：“他们铁石心肠，危险得很。”
“好吧。”我开口了，打算再煽一煽他的怒火，“海诺和我共同参与了一项商业交易，可我一直不了解有关细节。他欺骗了我，所以我要找到他。”
伦肖的目光刺在我脸上。过了会儿，他坐到办公桌上，恢复了先前的姿势。“我很高兴听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他以信任的语气说，“但我需要知道这个商业交易的更多情况。”
“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还有别的投资者，他们重视保密。”
伦肖沉默了片刻，扯了扯他那绿色领带结。盖奇·伦肖对我编造的“商业交易”，正如我对他突然成了可以推心置腹的角色一样，决不信以为真。我碰到他那被逗乐的眼神，不由地咧嘴笑起来。
伦肖也笑了。“嗨，这就是我们的共同之处，麦科恩女士，胡编瞎扯，打个平手。你要找海诺，我承认我也要找他。目的相同，可是动机呢？也许相同，也许并不相同。我们决定做什么呢？”
我不可能和这个人以诚相见。我的动机是关心，是爱护，是某种类似爱情的情感，哦，对这种情感他可能体验过一两次。但在眼下的情境中，关心爱护以及爱情对他都根本不适用。
“你的动机呢，麦科恩女士？”
我们又一次四目相对，眼神是严肃的。我说：“我能告诉你的是，在我找到海诺的时候，等待他的将不是好事情。”
“你不是在说真话，就是在当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为了你好，但愿是前者。”
“为什么？”
在他那副镜片的后面，双目变得冷酷，嘴巴四周的肤色变得惨白。“因为，”他对着我说，“如果你喜欢海诺的话，你将遭到无情的打击。要知道，我一旦找到他，就要杀了他。” 现在我不得不动用我的全部演戏技巧，提问时竭力保持话音平稳镇定。“海诺对你干了什么？”
伦肖摇着头说：“那是秘密，就像你和他的商业往来。”
我稍加思考后说：“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的猜想。你或者你的合伙人雇了海诺，可能是让他去应付一个需用他那种特殊才能的局面。海诺干砸了，或者出卖了你。你说你要找到他，可关于他藏身何处的线索，你也许还不如我掌握的多。这就是你同意见我的缘由。你认为我会给你一点提示。”
伦肖眯起眼睛打量我。
“这就是我能助你一臂之力的地方，”我说下去，“如果你告诉我已发生的事，我就能找到他。知道吗，海诺和我过去是情人，所以我知道他思考问题的思路。”
伦肖狐疑地扬起双眉，“你们过去是情人，现在你愿意把他交给我？”
我耸耸肩说：“时过境迁，人也会变。”
“真令人心寒，麦科恩女士。”
“你不也曾经是海诺的朋友吗？”
他点点头。
“噢，那么你就应该理解这种变化。”
这回，他无话可说。他站起来重新开始踱步。我仔细地观察他。这个人要杀海诺，我必须了解他，才可能阻止他。
“麦科恩女士，”伦肖沉默了一会又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出色的调查员，如果你先前和海诺的关系确实不假，那我认为你处于有利地位。不过我依然怀疑你能找到他，因为我们的侦探自星期天晚上以来，一直查不出他的去向。”
星期天晚上，而不是星期六。还掉那辆租借的车不是在星期六？“那么，我们是陷入僵局了。”我说。
他面对我，双手叉腰。“你知道，我根本不相信你的故事，什么商业交易，别的投资人要求保密，海诺骗了你，等等。就是那些看来更合乎逻辑的动机：他抛弃你。你企图利用我去报复他，我也未必一定相信，这一切像是一股烟幕，至于它背后是什么个人的意图、我不打算去猜测。”
“我的动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能被用来去做你们的侦探迄今为止束手无策的事。”
伦肖不置可否，但他的眼睛在骨碌碌转动，他在心里盘算。终于，他点头了，“好吧，跟我来。”说着走向门口。
我起身跟上去，“我们去哪儿？”
“去楼下，有一些材料我需要让你熟悉。你的报酬，我们随后再讨论。”
五分钟后，我坐在门厅旁边放映室的前排座位上。伦肖按了一下控制台的一个开关，室内的灯暗了。他揪了一下另一个按钮，一个男人的图像出现在屏幕上。
“蒂莫西·莫宁，”伦肖说，“菲尼克斯实验室的总经理和董事会主席。”
菲尼克斯实验室……哦，对了，一家公司，它初上市的股票突然被收回。今天早晨在家时，我曾想读一读商业版上的那篇有关这件事的文章。我琢磨着图像上这个男人的脸、大约三十多岁。当一个总经理和董事会主席还显年轻。丰满的脸颊，留着唇须，一头蓬乱的深麻色鬈发，发际略显朝后。他那表情自然的笑容和金丝边眼镜后面的闪亮目光告诉我。这个男人拥有精明的才智和对生活的热情。
伦肖又接了一下按钮，画面转换了。“黛安娜·莫宁，蒂莫西的妻子，他们结婚多年，她是实验室的财务主管。”
黛安娜·莫宁面容瘦削，高颧骨，鹰钩鼻，淡褐色的大眼睛，披肩金发也是鬈曲的。她摆好了姿势照相，毫无幽默感。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和谐美满地生活的。
伦肖又调换了幻灯片，屏幕上出现一幢单层水泥建筑，四周由钢丝网栅栏围住。建筑物的两侧是开阔地，背后矗起一个橡树点缀的山坡。靠着门边是一个警卫室，一块标牌上写着：菲尼克斯实验室公司。
“这是这家公司的实验室，”伦肖解释道，“菲尼克斯是生物技术工业领域中的一家热门公司。你懂生物技术吗？”
“略知一二。”
“我有一份背景材料，你好好读读它。最基本地讲，生物技术是未来的遗传工程、疾病预防和治疗等方面发展的一股浪潮。真正兴起这个领域的工业，是在旧金山海湾地区。九个月前，菲尼克斯宣布他们正在开发一种叫安特福隆一号的药物，这种药物能够阻止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生长。他们计划发行上市股票来筹措资金，供药物研制的最后阶段使用。”
“我在今天的《新闻报》上看到要上市的原始股票已被收回，这是为什么？”
伦肖又放出一个幻灯画面：一条狭窄的道路，两边野生植物丛生，一辆红色马自达跑车倒在那里，车头栽在路右侧的水沟里。
“这就是蒂莫西·莫宁被绑架的现场。时间大约在6月1日，星期二上午7点10分。这是诺瓦托城外一条从他家出来的路。”
这么说，菲尼克斯公司是RKI的客户。
“莫宁有没有投反恐怖保险？”
“没有，他对保险竭力回避。”
“这为什么？”
“因为这种保险方式虽说是保密的，但时有泄漏。而一旦泄密就等于是直接招引极端的暴力事件。莫宁信任完善的保安和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可他对我们向他提出的建议却又置之不理。”
“什么建议？”
“我们向他提出的准则：经常变更上班路线，变更日常惯例。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停车去帮助任何人。万一被迫停车，不可开启车门锁或者打开车窗，而应该用车载电话求救。当然，他无法改变上班去的路线，因为他住在一条与外界隔绝的路上，那条路只有一个出口。但如果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一成不变的人，可以将他离家的时间改一改，至于其余的……”
伦肖换了幻灯片。一个车子的近景：驾驶座旁的车门洞开。“我们推测他是被迫开到水沟里的。他可能是自己下车，也可能驾车行驶时车门未锁，因此被人用暴力拉出来的。”又一张幻灯片：车子内部，车载电话仍搁在话座上。“不是他没有用这部电话，就是没来得及去拿。”
“发现绑架是在什么时候？谁发现的？”我问。
“黛安娜·莫宁在7点23分离开住房。她发现了那辆车，于是打电话给我们。”
“为什么不给警察打电话呢？”
“我们和客户定的协议是：不论发生什么意外，首先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认为对客户有利，我们会通知当局的。” “那你认为向警方报告对莫宁是否有利呢？”
“不，一开始我们推测，莫宁的失踪可能是他自我策划的，因为事发当天和随后的两天，都没人出来勒索赎金。不过，从第一天起，我们也假设了这是一起地地道道的绑架，因为保护动物权益的极端组织曾经威胁过实验室和莫宁夫妇。”
“为什么呢？”
“因为生产这种新药品——安特福隆一号，需要从海豚软骨中提取一种物质。一个名为陆海卫士的组织制造过几次炸弹恐吓，莫宁夫妇以及其他主要雇员也都收到过死亡威胁的信件和电话。”
“都来自这同一组织？”
“这不清楚。但这些恐吓可能是绑架的前兆。”
“我猜想，你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介绍海诺进公司的。”
“不，这太有讽刺意味了。绑架案发生的几周前，我和他联系商谈加入我们公司的事，我们需要有他那种才能的人。他和我定了星期三在拉霍亚见面。但就在那时，莫宁绑架案发生了，我赶来旧金山。我请海诺参与这案子，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他能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时，我也想让他再尝尝‘老动作’的滋味，趁机说月B他来我们这儿入伙。”
我真想问问这所谓的“老动作”。伦肖是在哪儿结识海诺的？他们曾经一起参与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伦肖要海诺加入RKI？但我决不能问这些事，否则我刚才声称对海诺了如指掌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说下去，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又问道。
“我们一直等到6月4日，绑架者终于来和我们联系了，但还无法获知他们是陆海卫士还是其他极端组织。听电话里那个女人讲话的口音，海诺认为她是个墨西哥人。他们要200万美元，必须是不做记号的小面额现钞。你知道那笔钱有多重？”
“可以想象。”
“差不多有290磅，可以塞满几只大箱子。我们试图说服他们接受电汇转账到瑞士或巴哈马银行的账户，但他们知道各国政府和外国银行正在联手抵制讹诈勒索。他们一定要现金，又极度紧张。我们让他们送来了证明受害人还活着的证据。”又是一张幻灯片：蒂莫西·莫宁正拿着一份6月4日的《纽约时报》。
伦肖往下说：“最后，丹·凯塞尔，我的合伙人想出一个主意，由菲尼克斯在这儿的银行账户开出一张不可撤销的国际信用证书，抬头开上他们指定的任何一家国外公司，他们答应了。很显然，他们在墨西哥城的考勒雷斯国际公司有可信赖的人。”
“你把他们查出来了？”
“不错。规模相当大的一家企业，生产绢花一类东西。老板是墨西哥一个巨富家族的成员——伊曼纽尔·方特斯，他也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为多种项目捐过款，特别愿意为一些保护海洋哺乳动物项目解囊相助。”
“海豚，真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方特斯的兄弟吉尔伯特，他拥有一支总部设在墨西哥恩赛纳达小城的庞大的金枪鱼捕捞船队，这同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兄弟之间恶感相向、仇怨以对。”
“仇视到足以使伊曼纽尔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我们已经从多种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
“那么，你们有没有试图和墨西哥当局联系，对他施加压力，查出他是否和什么极端组织有牵连？”
伦肖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失去了理智。“我们是不报告官方的，只是对这事作些安排，目标是保证受害者活着回来。然后如果我们没抓到他们的话，就让当局去追捕绑架者。”他无情地笑了，“海诺被安排去办理交接；我们希望他能够认出什么人来。他们玩弄惯常的伎俩：先去这个电话亭打电话，再到另一个地方去等电话，最后讲定了地点，就是圣贝尼托县内的那个岔道。”
“那儿发生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海诺不对劲。据他说，当他到达时，岔道上还有一辆车，那个开车人张皇失措，迫使他不得已撞上一片巨砾，而那开车人却扬长而去。以后海诺干等着，却没有别的人再出现。”
“但是，你对此不相信。”
“当时我是相信的，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感觉到这事有些反常。绑架者不久又和我们联系，他们要把接头地点向南移，叫海诺到圣迭戈西克尔饭店住下，他们在星期天给他打电话。这使我们真的担心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表明他们有可能已携带莫宁进入了墨西哥。假如他们把那份信用证书拿到手而又背信弃义地不放日莫宁，那么我们就无法通过武力去重新解救莫宁。在不少国家，我们既可和那儿的当局合作，也可在他们周围动手。但在墨西哥不行。去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允许从别国的管辖范围内强行抓捕罪犯，归案受审。在那之后，墨西哥完全退出合作。局势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危险。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动。公司的方针要求我们不涉足边境以南。”
“我知道了，所以海诺在那天晚上飞往圣迭戈？”
“嗯。我们的一个侦探让他在旧金山的奥克兰下车，并替他还了租借的车子。”
“他随身带着信用证书吗？”
“他妈的，他恰恰带着！”
“他和你们在拉霍亚的人联络了吗？”
“没有，万一绑架者在监视他，那太危险。我们知道他进了一家叫巴里凯的汽车旅馆。星期天，他由我在洛马岬角的一个女朋友送出一个口信，说接头时间定在晚上11点，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消息。此后，海诺带着那份2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书，离开汽车旅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他在圣迭戈租的车子都不知去向。”
忧虑和不安顿时袭来。为了掩饰，我接着问道：“那么，信用证书被兑现过吗？”
“没有，我们随时监控着菲尼克斯的银行账户。”
“还有，海诺在他接头之前就被人下手遭了暗算，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这可能，但不大像这回事。海诺很会保护自己。我怀疑他和那伙绑架者做了笔交易，或者从一开始他就和那些人串通一气。”
“你是说从你接纳他参与这起案子之前起就有问题了？他怎么会了解到菲尼克斯是你们的客户呢？”
“因为几十星期前我给他送去的公司材料中，有一份完整的保密客户名单。我真是个十足的笨蛋，忽略了你刚才讲的那句话：时过境迁，人也会变。”
伦肖停顿下来，脸拉得老长，面色苍白。“由于我的愚蠢，莫宁可能脑瓜挨了子弹，被扔在阴沟中慢慢腐烂，而海诺正逍遥自在地坐等时机，到他认为风平浪静、万无一失时，拿出那张2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书派用场。”他两眼冒火，“海诺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凝神看着莫宁手拿6月4日《纽约时报》的那张幻灯片，莫宁脸上是僵硬而恐惧的神色。他已经知道他死到临头了。
但这种结局不是海诺造成的。尽管我对他的认识还没有了如指掌、知面知心，但我知道他决不会与绑架者狼狈为奸。表面上看，有关证据对他不利，但如果挖掘得深，一定会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要寻根究底。盖奇·伦肖不能让海诺受冤枉。
伦肖问我：“你还考虑与我们一起干吗？麦科恩女士？”
我的神情变得严峻坚毅。我转向伦肖果断地说：“是的，一起干。”
“那就让我们谈谈你的报酬吧。” 我把伦肖预先供我使用的现金支票放入口袋，记下去诺瓦托城外莫宁家的路线，约定4点钟在那儿和伦肖会面。对我来讲，和受害者的妻子谈谈，是必须的。
几分钟后我将车停到RKI的开户银行门口，进去将支票兑成现金，然后来到花旗银行的一个支行，将这笔钱大半存入我的账户，留一部分作零用。伦肖给我的报酬是惊人的，并让我大开眼界，条件是要我提供海诺的现况。最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众生法律事务所里静悄悄的。特德倒在他的办公椅上，两眼盯着计算机屏幕。
我大约用半小时处理了一些信件，然后再次给海诺的会计巴里打电话。巴里说海诺有过安排，在他离家外出期间，让他替海诺付账单。
“海诺当时说他要外出多久吗？”
“没有，但他告诉我也许不等账单寄来，他就回来了。不过，他也要我注意，也许他并不马上回来。”
看来，海诺对伦肖的提议似乎是愿意考虑的。如果拉霍亚的事情顺利，他就多呆上几天，如果情况相反，他就打道回府。
我谢了巴里，接着又打电话给海诺的助手凯特·马洛伊。她说她刚去过海诺的牧场，“没问出些什么。海诺没和雇员们讲过任何事。他之所以提前付他们两个月的工钱，是因为那儿有个人的妻子要生小孩，海诺为图方便干脆给所有人都预发发了两个月的工钱。”
“那么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那儿怎么样？你能发现些什么吗？”
“有些情况。他在奥克兰租车后，两次用了那张卡，一次在星期六晚上用来购买美航公司机票去圣迭戈，一次用在那儿一家名叫巴里凯的汽车旅馆。自星期天之后没再用过，但也可能是账单来得慢了。”
这些情况同伦肖讲的完全吻合。我在电话中说：“谢谢你，凯特。我有了海诺的一条线索，今晚我将去圣迭戈。”趁凯特还没来得及追问，我就挂上了电话。
我陷在转椅中，茫然盯着窗外。如果说海诺在离开图发湖的时候就已经和绑架莫宁的那伙人勾结，那么他早该做好长期藏匿的准备，甚至变卖他的财产。然而实际上他出门是由于我打电话鼓动他和我一起去怀德山脉旅行。当然，我还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不会插手那种勾当。
我用内线电话招雷到楼上来。她情绪不佳，头发、衣着依旧邋里邋遢。见我上下打量着她，她索性啪地一下坐在了躺椅前的地板上，说了一句：“祝贺你。”
她已得悉我被提升，还把海诺让人定时给我送来的玫瑰插进了我桌上的花瓶里。
我说：“多谢了。你的威利还是那么难弄吗？”
“还那样。这混账东西在婚前问题上寸步不让。天哪，好像我要他的钱！我要不要他还没准呢。”
可怜的雷，我为她遭受折磨而难过。
我对雷说：“来些赫希牌巧克力。”
“一开始就是巧克力把我弄得这样萎靡不振的。”她闷闷不乐地说，但手已伸进我的巧克力盒。这时，我开始向她讲述海诺的失踪，盖奇·伦肖的威胁，还有我假意提供线索，想把海诺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雷听着听着，眼睛越睁越大。“天哪，莎伦，”我刚说完，她就接上说，一那些RKI的家伙没把你吓坏吧？”
“我现在更害怕的是海诺的处境，伦肖一旦找到他就会下毒手。不管怎么说，个把小时后，我要去诺瓦托找绑架受害人的妻子谈谈。然后我再去圣迭戈。这就需要你帮忙了。”
“你要我在这儿为你打掩护？这你知道我会帮忙的。不过那些合伙人要是发现了……”她又耸耸肩膀，“新规定里有一条，不得在外受雇。这可能会砸了你的提升。”
“我想不会那么严重。、你愿意为我打掩护吗？”
“当然。不过我可是冒着丢饭碗的危险。这，你是知道的。”
“那么……”
“不，我不在乎。你的事重要。”她停了下来，神色变得严肃了。“不过，你要让我知道怎样找到你，看在上帝份上，让你的录音电话开着。”
“没问题。”我马上又想到了我的猫。“我还想请你喂喂我的拉尔夫和爱丽丝，行吗？”
“当然可以。”
我把一把备用房门钥匙扔给雷，说：“你还可以拥有我的玫瑰。”随后看了一眼手表，对雷说：“我们最好马上查点一下我们的办案量。我是被缠住了，你应该独立处理新来的事情。这事结束后，我保证你得到一份可观的酬劳。”
雷苦笑了一下。“只要把威利·惠兰的脑袋带给我，就足够了。”
我做好外出旅行的安排，正要离开办公室，听到有人敲门框，是格洛丽亚。她问我：“你能给一点时间吗？”
我注视了一下手表，已经2点45分了。考虑到去诺瓦托，在金门大桥上或是圣拉法尔的瓶颈地段经常发生交通阻塞，我必须多留出15分钟。“几乎没时间了。”我对格洛丽亚说。
“用不了一小会。”她进了我的办公室，坐在躺椅的边沿。
她清了清嗓门，说：“我为我昨天讲的话来道歉，我太冒昧了。”
“哦，昨天我对提升的反应也不很礼貌。”
“你考虑过那事了吗？”
“有所考虑，但还没法做决定。” 她迟疑了一下，开口说：“如果我告诉你，为什么对你接受那个提升，我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也许会帮助你打定主意。我要向你介绍我的出身和背景。”
我一下子警觉起来。我还从没听到过格洛丽亚使用过“出身和背景”之类的措词。这话简直像一句市场广告用语。
“莎伦，请听我讲出来好吗？”格洛丽亚说。
“好吧。”我在心里减去了到诺瓦托去多留的那15分钟。
“我母亲出生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她开始叙述，“家里非常贫穷。在我姐姐四岁时，父亲抛弃了我母亲，当时她正怀着我。她决定向北越过边境到美国。那儿有一个姨妈，她嫁给了一个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他们能帮助我母亲。在一个夜晚，我母亲领着我姐姐等候在峡谷的一个小山头上。她们跟着其余等在那儿的人们一起越过了边境。”
我知道那个小山头。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父母亲的一位朋友住在圣迭戈界碑路边的小农场里，从那儿望得见国境线。每次我们去那儿作客，我都能见到许多人耐心地等候在那些小山上。白天，人们像过节一样，做野炊，烧烤肉食，孩子们游玩嬉戏。当暮色降临，那儿就变得万籁俱寂，他们也把随身带的衣服一层一层地穿戴在身上。黑暗中，他们等待美国边境巡逻队去其他地方巡逻。到时候，那些人都悄悄出动，伺机消失在一条条蛮荒未开的峡谷中。
这些人被他们的蛇头叫作小鸡。他们不仅要规避美国边境巡逻队和美国各帮各伙的匪徒，还要防备埋伏在那里的蒂华纳警察，这些警察专门越过边境，来抓自己国家的偷渡者。
格洛丽亚继续讲：“我母亲在走私谷里遭到土匪的袭击，她没被强奸，但被抢去了仅有的一点点钱。她领着我姐姐，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从边境一直走到圣迭戈的一个藏身之处。”
那段路程怎么算都有15英里。真是不可思议。
格洛丽亚说：“两个月后，我降生在萨利纳斯一个季节农工的棚屋里，我姨妈一家就在那里收莴苣。医生是个西班牙人，他免费帮人接生。他能开出生证，证明我是诞生在美国的国土上。三年后，移民归化局抓住了我母亲，于是我母亲和姐姐被驱逐出境。而我留在了我姨妈身边。你看，我是美国公民了。”
“没过几年，我母亲就死在了蒂华纳。我差不多已想不起她的模样。直到今天，我的姐姐都在憎恨我，尽管我不断地设法帮助她。我不怪她，因为当年留在美国的是我。”
这一小会我发现她的唇角在微微地发抖，双眼蒙上了阴影。这段经历是真实的。也许她过去太多地用这段个人经历来点燃自己奋斗的激情。
“我的姨妈让我上学读书，尽管我们从加拿大边境到里弗赛德县，住过一个又一个的棚屋。我15岁时，一位中学教师认为我应该去上大学，设法给我安排进俄勒冈州立大学。我学得很好，又申请进了这所大学的法学院，得到又一笔奖学金。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我恋爱了，他是英国人，家里很有钱。当家人发现我怀了孕，就逼他回欧洲去了一年。他们不肯要一个偷渡来的墨西哥人做他们的儿媳妇。”
我不禁对她产生了同情。而格洛丽亚的眼光变得坚毅了。
“我有了个小女孩，叫特丽萨。我搬进尤金的一个妇女合作公寓，一边上学，一边照料孩子。毕业后不久，我去了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工作，以后又到波特兰的一家小公司工作。是那儿的人告诉我来这儿谋职，他们知道这才是我需要的工作。”
她重新看着我，目光平静，双唇抿出一条克制的直线。“特丽萨现在10岁了，在校门门功课得优，她长得真美。她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我问道：“这一切就是你的出身与背景？”
“是的。”她停下来注视着我，眼神中的愤怒在收敛。“莎伦，我个人放弃了许多，一直在为那些难以保证自己权益的人工作。除了特丽萨，我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一天中有18个小时，我醒着与法律同呼吸，剩余的六个小时，在梦中我也见到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坚持认为你应该接受这次提升的原因。我们需要我们的人做出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使我们这个合伙人事务所变为一个真正富有生命力、可望成功的机构。我想，众生一向待你不薄，现在该是回报的时候了。”
我猛地站立起来，转身背着她，向窗外看去，心里急速地思索着。
“你所说的也许有道理，”我对她讲出了自己的看法，“你正在努力追求的，就是让人们能够自由地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而你，虽然牺牲了你自己的个人生活，但事实上也是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是的。”
“那我真为你高兴。但是我的梦呢？”
“你的梦？”她显得大为惊诧，似乎她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像我这样的人，多少也算美国主流社会的人，竟然也有梦想。
“是的，格洛丽亚，我也有梦想。讲到底，你是要我为你们的梦想而放弃我自己的。”
“但是我的梦想是——”
“更加美好？更有价值？就因为你曾经经受过艰难和歧视？”现在轮到我忿忿不平了，“你对我以诚相待，那么现在我也以我的诚意告诉你一些事。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就是晚上给办公大楼当门卫，为了打发时间，我看侦探小说，后来饥不择食地看，一个夜班能看完一本甚至两本。就这样，我产生了梦想。我所做的梦都是在夜里无惧无畏地走上街头，去履行匡谬祛邪的使命。我想使世间的事情变得公正无误，就像你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很幸运，你我都实现了各自的梦想。你通过法律制度矫正谬误，而我借助查明真相挽回不良的局势。也许我的方法不具有你那种决定性的效力和作用，但它使我最充分地施展才能，远比记录案例、督促律师帮办做工作更有用武之地。我是个再好不过的调查人员。如果你去问问在这儿呆过一阵子的人，你就会知道，我不止一次地把这个合伙人事务所拉出困境。所以，别对我说我该如何回报众生，因为我早就一次又一次地回报过了。”
格洛丽亚闭口了，凝视着墙角的那株橡胶植物。过了片刻，她说：“你总是有理的，不是吗？你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
“你怎么知道我的一切来得容易？你有墨西哥血统，而我身上有印第安人的血统，我是个八分之一的肖肖尼人。不少美国人不喜欢混血儿，也不喜欢有八分之一杂血统的人。”
她马上打量起我的面容，一脸困惑不解的表情。原来，她只注意自己的出身和血统，而对我的血统视而不见。
我瞥了一眼手表，站起身来对她说：“我能给你的时间就到这儿。我会考虑提升的事，但一定按照是非曲直来定夺。” 当我终于找到去莫宁家的那条路时，已是4点10分了。我开车驶上一条两侧石柱陡立的私人车道，这是盖奇·伦肖向我描述过的。我通过安全对讲盒自报了身分，大门便打开了。我顺着蜿蜒而上的沥青路往坡上驶去。
莫宁的房子用红杉和粗面石块建成。几辆车子聚在车道尽头的停车处，一辆是年久失修的绿色福特，还有两辆灰栗色运货车，我估计这是RKI的车队。还有一辆淡蓝色德国宝马车，车身上竖着车内电话天线。我把通用牌车停在两辆货车之间，然后走出车子。石阶顺着车库通到第二道门。我又一次和对讲机通话，得到了进门的许可。房子的进口处有一个院落，带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
楼房的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制服、并带武器配备的警卫走出来，极其仔细地审视我，紧接着伦肖出现了。“不错，是她。”他对警卫说罢又朝着我讲：“你来迟了。”
“我很抱歉。”我没作任何解释。
伦肖示意我走进门厅，门厅的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蓝色中国地毯。穿过门厅是一间小客厅，里面坐着两个男人，身上的灰制服和RKI办公楼门廊里那个守卫一模一样。桌上摆着电话监听设备。
伦肖说：“我们让通讯技术专家一直呆在这儿，以备绑架者再来接触。”
“从我们谈话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吗？”
“没有”
“信用证书还没被动用？”
他摇了摇头。“到大客厅去吧，莫宁夫人马上出来。”他走在我前面进了大客厅，啪地一下坐进一把皮革椅子，双脚搁在椅子前的脚垫上。
我坐在另一把相同的皮革椅上，立刻对他说：“离开这儿后我准备去圣迭戈。你能把你那位同海诺联络的女朋友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我吗？”
“艾丽西亚·费里斯。”他闭了会眼睛，说出了电话号码，又向我重复一遍。“你打算和我们在拉霍亚的人联系吗？”
“不。和海诺不去联系的原因一样。”
他点点头。“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许需要他们。凯塞尔现在回那儿去了，你可以直接去找他。你需要一个识别号码，以便下班后与我们电话联系。我来定一个，用电话告诉你。你准备住什么地方？”
“住巴里凯。”
“我们的人早查过那个汽车旅馆了，看过海诺的旅馆费用，包括房费、酒吧费、餐费，还有一个给艾丽西亚的电话。”
“你不是说他在那儿还租了一辆车吗？”
“不错，阿维斯租车行的。我们从汽车旅馆的登记上得知车的牌照号码。”
“什么数字？”
他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把车牌号告诉我，又补充说：“金牌本田，考德型，今年的车式。”
我记下牌号和车的特征。
伦肖问我：“你熟悉圣迭戈吗？”
我已准备了他问这个问题，于是顺口回答：“现在不怎么熟了。我生在那儿，但父母已离婚，家里的其他人也各奔东西。”
“噢，你还需要什么——啊，莫宁夫人来了。”莫宁夫人进来时，伦肖站了起来。
黛安娜·莫宁看上去比我在幻灯片上所见的更显得娇小瘦弱，眼角嘴边有新出现、极度紧张的纹路。她朝我点点头，又示意伦肖坐下，自己缩到一张沙发的角落里，样子很消沉。
“伦肖告诉我，他请你来看看我们交付赎金的安排有什么差错。”她对我说。
如果说她的措词使伦肖恼火的话，他倒并没有流露出来。我说：“我计划今晚飞往圣迭戈，开始调查你的丈夫、那份信用证书以及去交接的那个人究竟在哪里。”
“你是说我丈夫的尸骨在何处吧？”她愤愤地讥讽道，显然对伦肖他们十分不满。
“我们还没有他死亡的证据。”
黛安娜·莫宁不赞同地挥了下手。“绑架者一定拿到了信用证书，因为他们没有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延长沉默是绑架者惯用的伎俩，这是他们用来刺激你神经的手段。”
“好啊，他们干得不错。我恨这种沉默，我恨这样的等待。我不会做什么假设。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她突然伸展开身躯，向我倾过身来。“这儿的情况，伦肖给你讲了多少？”
“讲了一些。我知道菲尼克斯实验室正在开发的新药惹怒了保护动物权利激进分子，你怀疑一个极端组织绑架了你丈夫。我知道你们已经收回了上市发行的股票。”
伦肖说：“我已给了莎伦一份生物技术工业的材料。”
黛安娜·莫宁根本不去看他。“别看那材料，它们多半是些多余的话。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你需要知道一切。”
我扫了一眼伦肖。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里，外表的神情和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但他的十指紧紧交叉在一起，仿佛他要活活掐死一个人似的。 “我们这一行属于比较新兴的工业，”黛安娜·莫宁开始讲了，“10年或12年前，只有两家发行股票的生物技术公司，而现在大约有260家，拥有一个超过400亿美元的大市场。大多数人还认为我们是搞遗传工程的，但这只是整个先锋派工艺技术领域中的一部分，新兴的技术工艺还包括合理的药物设计，菲尼克斯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这样说够清楚了吧？”
“目前没有问题。”我没有被她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所镇住。
“筹措资金一直是发展这项工业的大问题。对菲尼克斯来讲，我们是幸运的，几家主要的投机老板很早就对我们的工作发生兴趣，因而帮助我们私下筹集了开发起步阶段所需5000万美元的大部分。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最后阶段，那笔资金已用完，所以我们需要再筹资5000万。”
“是的，我理解资金方面出现的难题，但是有关环境保护，或者说动物权利方面的问题又怎样呢？”
“我们正在开发的安特福隆一号，它属于抑制素中的一组，有可能破坏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再生的能力，我们大约还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能最终得出结论，了解这种药物是否能对人类产生作用，下一个阶段就县最为关键的了。但是这种药物需要做很多实验，因此也引起争议。还有，你知道，安特福隆一号的生产有赖于使用一种叫做德尔福尔的物质，这种物质是从海豚的软骨中提取的，所以又遭到动物权利保护者的群起攻之。”
“他们反对杀戮海豚。”
“难道动物比人类重要？”她轻蔑地耸起一只肩，“从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让人们免于爱滋病的危害，那是最重要的。坦率地讲，所有那种激进的空话都是毫无必要的。除了供实验使用之外，我们无意大量捕杀海豚，而且，一次治疗的需求量如果太大，那就无法达到成本效益，也是得不偿失的。我们想做的是用合成的方法来制成这种物质，我们的一位科学家已经提出了基本的合成工艺。当务之急就是继续筹集试验的资金。我们试图把这一切告诉那些极端组织，但他们不听。”
“但是由于这次绑架，你们被迫收回了股票。”
“没人会投资给一家其未来领导者身陷严重困境的公司。”
“这就是你坚决反对警方或者联邦调查局介入的原因？因为这样可能有损公司的名声？”
“部分原因是出于担心公司的名声，另一个原因是我考虑到我们有一家比较值得信赖的保安公司。”她冷冷地瞟了一眼伦肖。
伦肖没有反应，但他的指尖正在椅子的扶手上轻轻叩击。
“莫宁死了，我能肯定，当局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现实。再说，他们要是介入了，就会取而代之，阻碍你的调查。伦肖告诉我，你掌握的内情能使你查出海诺的下落，追回我们丢失的信用证书。这200万元追不到手，就会使我们破产，更别谈吸引投资者了。”
我对伦肖说：“我要一份信用证书的复印件。”
“我会传真到圣迭戈给你的。”
我再次注视黛安娜·莫宁，更加细致地揣度她。她是真的冷若冰霜呢，还是克制感情？她到底是重财不重人命呢，还是以资金问题来使自己忘却丈夫可能遭惨害？
黛安娜·莫宁也在研究我，锐利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过了会儿，她向前探身，两手屈拢在前，我见她的指甲被咬到了指甲根。不知道她咬指甲是出于担心丈夫，还是忧虑她的公司。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对我说，“我知道我给你的印象是什么。莫宁被绑架是一个个人悲剧，而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能做的一切就是防止实验室也受牵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我唯一能为莫宁做的事，即保护他创立的公司。我不能眼看他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伦肖嘲讽地哼了一声。
黛安娜·莫宁转过身对着他，突然大发雷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伦肖？”
“请原谅我这么说，你和莫宁的生活水准稍高了些，还谈不上献身事业之类的漂亮修饰词。你们可以放弃城里的公寓和海边的别墅。”
“再给你点情报，这房子，连同这里面的一切都是从我们的一个风险投资人那儿借来的，他住在其他地方。这些车呢？是公司租下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检查我衣服的商标，它们都来自普通商场。坦率地说，伦肖，只要公司一破产，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连个尿罐子都不剩了。”
伦肖举起双手，做了个息事宁人的手势。
我立刻插话：“还是让我们谈谈绑架者的情况吧。”
她点点头，但目光强硬地先看了伦肖一眼。“生态恐怖主义者干的，这是海诺带着我们的信用证书出发之前这么叫他们的。”
“难道不会是某些打着环境问题幌子行事的人干的吗？比如说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
“据我所知，我们的雇员对公司都是满意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很年轻，肩负重任，勤勉好学。由于在旧金山海湾区域的生物技术工业领域中，熟练工人严重短缺，所以菲尼克斯专门雇佣和培训有前途的大学毕业生！”
“私仇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我和伦肖已经讨论过了。莫宁和我没有一个私敌。”
“好吧，大致就这些。”我看看手表，“现在我要回城里去了。”
伦肖站了起来，显得很高兴离开这儿。“她将定时向我报告，黛安娜，我会与你保持联系。”
黛安娜点点头，依然很生气。她对我点头时态度稍微缓和一些。我们离开房间的时候，她又蜷缩进沙发的一角。 “她信口胡言，你看得出来。”伦肖说。
我们来到莫宁房子外的车道上，背靠他那辆绿色福特车，这辆车和他的领带一样不成体统。我回答他说：“人们表达痛苦有不同的方式。”
“我不是谈论她痛苦不痛苦。那是她的事。我对莫宁十分了解，这家伙就爱挥霍。生物技术市场萧条时，他们没损失什么钱财，莫宁把他的钱抛在了游艇、汽车上，还有一个昂贵的酒窖。”
“所以黛安娜要设法使他的钱用得正当些。”
伦肖把他那绺额上的白发拂到一边，瞪眼盯着我。“你知道吗，你可有点天真味儿。”
“这叫不带偏见。”
“随便叫什么吧。”
“你说在绑架者来联系前，曾推测过是莫宁自己策划了他失踪的事件，那是谁的看法？”
“我的，也是凯塞尔的。”
“为什么？”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莫宁属于那种总是赶时髦的人。如果是在过去的年代，他一定是个西部探险家；到80年代出现了生物技术，它又仿佛是专为莫宁安排的。但是现在，他的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太妙。莫宁年复一年地干着艰苦的工作。从我和他的多次交谈中，我感觉到他已准备调转船头，转移到别的新领域去，还发现他要和黛安娜分道扬镳。”
“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麻烦？”
“他们并不常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莫宁从来就是说‘我’，而不是‘我们’。”
“你认为他有可能自己策划了这起绑架？”
“有这种可能，这是他带着大量现金一走了之的一个最好办法。”
“可是你见到了绑架者送来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莫宁惊恐不已，他也不像在演戏。”
“也许出了节外生枝的事，他的同谋与他翻脸了。”
“那也不能解释海诺为什么失踪，还有那份信用证书何以未被动用。”
“海诺拿着它在拖延时间，他认为我们最终会放松监视，于是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它。”
“你真认为他那么蠢吗？”
伦肖双臂交叉在胸前，举目望着树，好一会才说：“如果按逻辑来看，那就不是，但是……”他突然转变话题，“你打算什么时候飞往圣迭戈？”
“我已预订了美航公司8点钟的机票。如果赶不上，一小时后还有别的航班。”
“你在那儿要租一辆车吗？”
“租阿维斯的。”
“愿飞行安全，祝你成功。”他向我装模作样地行了个军礼，随后返回那所房子。
车子发动时，我不由得露了个怪笑。我敢说现在他肯定在打电话，安排人监视我，从我家到圣迭戈的饭店，这一路上我都在他的眼里。
好吧，那样也不错。当我想要摆脱他们时，我知道怎样做。
这班客机人很多，旅行袋简直没法塞进头顶上的行李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它挤入了另两只包之间。随后我坐下来，背朝后仰靠，闭上眼，想在这起飞前熟悉的喧哗忙乱中打个盹儿。
在机场，没发现有监视我的迹象，但这并不说明什么。RKI的人是精明能干的，很难识破他们。伦肖不信任我，但他可能认为我在获得海诺的具体线索之前不会与他们玩什么花招，因此他的人也许会和我保持距离，不到时候不会惊动我。不过如果我棋错一着，那么后果就会是致命的。我没有任何选择，我有吗？只要我关心海诺，就没有别的选择。我的确关心着海诸，甚至超出了我容许自己承认的程度。
飞机起飞了，接着开始向南转，飞临太平洋上空。我从特大号拎包中抽出伦肖给我的那份生物技术工业的资料，翻到刊载莫宁夫妇传略的《肖像》杂志复印件，开始读起来。
他们出生于中西部，她是威斯康辛人，他生在明尼苏达。在威斯康辛大学读书时，他们相识并结了婚，后来到了旧金山海湾。她就读斯坦福大学声名卓著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他到制药业巨头辛台克斯公司工作，从事生物化学研究。他们有过一段低落时期，那时她还留在学校读书，莫宁和一个合伙人离开辛台克斯，着手摸索生物工艺。接下来她在旧金山一个才干出众的风险投资者手下接受财经方面的训练，以后，这个风险投资者就成为菲尼克斯实验室的主要投资人之一；莫宁开始创建了一家公司。此后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蓬勃发展时期。杂志上的文章暗指他们尽情挥霍风险投资的财物来满足个人欲求，他们拥有罗斯山的一套公寓，南方的一栋海滨别墅，亚历山大谷中一家装饰酒酿造厂的一半所有权。还有，就是一批又一批的情人爱侣。
莫宁夫妇对记者毫不掩饰他们以前的婚外不轨。我认为他们太无所顾忌了，这并非是我个人的看法，记者的文章也透露出讥讽他们行为的意味。我相信不管是黛安娜还是莫宁，都不会觉察到这一点的。在我看来，他们是自我陶醉，放荡不羁，还颇有些精神变态的反社会味道。
还有一些吹捧的文字：《幸运》杂志把莫宁列入有卓越成就的百名杰出青年；《华尔街日报》登载黛安娜小传；英国的《人民》采访过他们夫妇，这份报纸的彩色照片是这对夫妇在罗斯山公寓阳台上故作姿态的镜头，照片中黛安娜穿一袭黑色宽袍，同她不苟言笑的表情一样严肃，一条精细的配绿松石银项链衬着黑色的衣料熠熠生辉。莫宁一身针织套衫配牛仔裤，卖弄做作地笑着。我又一次惊异称奇：这对夫妇多么不般配啊。
飞机开始在圣迭戈市区上空陡直下降。我朝前探身，隔着邻座眺望窗外，见到了家乡的万家灯火。
我离开家乡已经多年，原先的景观已大为改变。林立的高楼，科罗纳多桥，成片的住宅开发区向东北扩展到埃斯孔迪多。我听说这座城市的风气也不同往日，过量的人口、惊人的犯罪数字和不计其数的墨西哥移民构成的沉重压力……
但是，这座城市毕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是我的家，一定会有许多景物为我指路。今天这个特别的夜晚，这地区也许显得陌生、凶险，但我知道我能穿越它们到达熟悉、安全的地方。 我一见到巴里凯酒店，马上就想起中学时代曾在这里参加过一个通宵舞会。光明没有宽容巴里凯酒店，守着门廊入口的波利尼西亚神话中提基的头像已风化剥蚀，裂痕斑斑；竹子和人造的屋顶草料显得过时了；甚至服务台的侧面装饰用的棕榈树叶也显得沾染了真菌病害。
伦肖传真的信用证书已到达服务台，他在传真件的一角写了一组四位数数字，还把它们圈了起来，这大概就是给我的紧急安全代号。我把它塞进拎包，向服务台人员出示了我的身分证明，询问是否能和夜班经理或者保安负责人联系。回答说夜班经理和保安负责人都在休息，但在半小时内应该会回来的。
我拿着旅店场地示意图，出去看看我租的车。这是辆车型不明的棕褐色小型车。巴里凯是饭店广场南侧一长溜旅店饭馆中的一家，与巴里凯隔门相邻的是另一家更大的汽车旅店。我的兄弟乔伊几年前曾在这家汽车旅店当过酒吧间的伙计。我曾多次去那家旅店看望他。再过去是一家意大利饭店。
最后，我终于在很远的一排侧房中找到了我的房间。我把包拎进去，径直走到电话旁。伦肖的朋友艾丽西亚，曾是海诺在这儿的联系人。电话打过去，她也正在等我的电话。我询问了她和海诺谈话的情况，她说他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在星期天晚上9点钟左右。
“你能重复一下他讲的话吗？尽可能是他的原话。”
“噢，他是这样说的，‘我是海诺·里宾斯基。告诉伦肖，约好在11点。以后我会联系的。’接着他谢了我，就挂上了电话。”
“听上去他怎么样？紧张吗？焦急吗？”
“都不。要我说是很镇定的，他有工作要去做，就那样。你应该把旅店房间号码告诉我，以便我及时找到你。”
“133号房间。”我看了一下放在电话机边的房间钥匙，证实了房间号。
“好的，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可打电话给我。”
挂断电话，我思索着艾丽西亚为什么要我的房间号。如果她找我可以打电话，没必要知道房间号；或许伦肖要让他的人在我外出时来搜查我的房间。那她为什么不直接向服务台人员要我的房间号？
我从拎包中拿出旅店示意图，再次熟悉了一下它的布局。然后从记忆中发掘旁边那家乔伊工作过的旅馆的地形……
接着，我从床头柜抽屉里取出电话簿，查找雷莱伯尔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我刚想去拿电话听筒，但马上又将手移开。RKI的人很可能已在电话线上安了窃听器。艾丽西亚问我房间号可能只是个烟幕弹，其实他们在几小时前就获知哪个房间是分给我的了。和这样的人周旋最好慎之又慎。
我抄下这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接着就在房间里忙碌起来。我打开旅行袋，挂了些衣物在壁橱内，将浴衣搭在椅子上，在浴室梳妆台上放一堆化妆品，然后拿了件T恤衫和几件内衣，统统塞进大拎包，扫了房间一眼，就一直走向正门门厅。
一个穿着西部式样衣服的男人坐在一张藤椅里看报，两个穿运动短裤的女人站在旅游信息架前研究小册子。我走过服务台的时候，那三个人一齐朝着我看。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什么，因为在闷热的星期二夜晚11点半，这儿没什么可吸引人的。
夜班经理珀金斯先生见了我的身分证明，顿时紧张起来。他回到办公室去给白天当班的经理打电话，了解向调查人员公开旅客记录的有关规定。趁他进办公室的时候，我放了10美元在柜台上，服务台人员便将我要的资料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
海诺是在星期天凌晨来旅店登记的；早上9点在客房用早饭；下午4点半有一张咖啡账单，晚上8点有一张酒吧账单。只有一个电话是晚上9点打给艾丽西亚的。他的房间钥匙和信用卡委托书在星期一早上通过快递结账专用信箱收回。我问服务台人员，海诺走后，他住过的房间是否有人住过。他查了查说：“现在有人使用。”
我问保安负责人是否休息回来了。回答说还没有来，但他可能在小吃部，他的名字叫肯·格里菲斯。
往小吃部去的时候，站在旅游信息架旁的一个女人好奇地看了我一眼，而那个穿西部式样衣服的男人却两眼盯着报纸。
肯·格里菲斯是小吃部里的唯一顾客，坐在靠后的车厢式座位里，正在吃剩余的一点色拉，我给他看过身分证明后，他邀我坐下。
我从包中拿出海诺的照片，隔着桌子递过去。“这个人星期天在这儿住过，你还记得他吗？”
格里菲斯以当过警察的人特有的锐利眼光端详照片。“不错，我记得他。你为什么找他？”
“例行调查。你见到他几次？”
“两次。一次是他登记入住，另一次是星期天下午大约4点45分，他开车出停车场。”
“你注意过他朝哪条路去吗？”
“朝左，好像要上高速公路向西去。”
“这是你最后一次见他？”
“是的。”格里菲斯看看手表，他马上要回去上班了。
我扫视了一下小吃部，见有两个女招待正在清理桌子。“请问，现在当班的招待和星期天下午4点半左右当班的是不是同一批人？”
“可能是的。”他转过身喊来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招待，“嗨，埃玛，你是从4点到午夜当班，对吗？”
“是的。”埃玛放下手中端着的托盘，在自己的工作围裙上擦了擦手。她早已超过了退休的年龄。格里菲斯站起身，把座位让给她。“你坐一会儿，这位女士问你个问题，我必须走了。”说完，他走了。 埃玛坐下后，我拿出那张海诺的照片给她。“你星期天下午见到过这个人吗？”
她眯着眼看了一下，随后点点头。“是我接待的顾客。安安静静的，给的小费不少。”
“他说了些什么吗？问你什么没有？”
“噢，他问了。我拿账单给他的时候，他问我开车去帝国海滩要多长时间。我就住那儿，所以能告诉他精确的时间。然后他又问我是否知道那儿的假日市场在什么地方，我对他说就在一条主街上，帕姆大街。”
“那是种什么地方？”
“墨西哥人出没的地方，24小时营业。少说总有20个墨西哥人成天在那儿的停车场游荡。”她看了一眼厨房门，额头起了担忧的皱纹。“姑娘，我必须回去清理那些桌子了，老板正盯着呢。”
“多谢你，埃玛。”我掏出一张钞票隔着桌子递给她。
我起身走向门厅大门，把格里菲斯和埃玛告诉我的线索在头脑中清理一下。大约在4点45分，他开车离开这儿的停车场，可能是去那个方向。但到9点钟，他已返回这儿的客房，给艾丽西亚打了电话，告诉她接头时间定在11点钟。去帝国海滩的目的是什么呢？和绑架者进行中介联系？是伦肖所谓的“惯用的伎俩”中的一部分？非常可能。
穿过门厅走向鸡尾酒吧的时候，我注意到那儿只剩下那个穿西部衣服的男人了。他的椅子稍稍转了一下，更便于观察到小吃部的入口处。从他身边走过时，我故意盯着他瞧一眼，他似乎也觉察到我，但眼睛还是对着报纸。
我怀疑他是诸多监视我的人中的一个。按照旅店示意图，小吃部有一个和停车场相通的入口。如果伦肖的人是有准备的，那么外面也会有人的。
从这儿脱身看来要比我原先预料的困难得多。不过，我了解这儿的地形……
酒吧里雾气朦胧，闷热难挡，空调大概运转不正常。一群袒胸露腹的呼拉舞女在跳康茄舞。我坐到一张凳子上，招呼一个穿着热带衬衫、双肩套着一只塑料大花环的酒吧招待来一杯白葡萄酒。
他给我送来了酒，放下时烦躁地注视着一群吵吵嚷嚷的游客聚坐的一角。我从包中摸出身分证明和海诺的照片，把它们紧靠着20美元放在吧台上。
三样东西他都看到了。这个酒吧招待头歪到一边，等候着。
“星期天晚上大约8点钟，”我开始问他，“这个人在这儿吗？”
他点点头。
“你侍候他了？”
“一杯啤酒。他喝得很慢，也许有45分钟。”
“你跟他讲话了吗？”
“他要换些零钱去买烟，买过烟后就离开了。”
然而海诺不吸烟，我想，我从未见他吸过烟。
“你能肯定他买烟了吗？”
“温斯顿牌的。”他指指吧台的左边。那儿有一只售烟机。
一群游客招呼添饮料，这个招待向我致了歉，走开了。我呷了口葡萄酒，扫了眼门外的门厅，穿西部衣服的男人仍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我迅速考虑了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酒吧招待回来时，我问他：“还能给我讲些别的什么吗？”
“就这些，他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顾客。”
我谢了他，离开吧台，走过通往洗手间的过道，在投币电话机那儿很快地打了个电话给雷莱伯尔出租车公司要车，接着我走向直通停车场的出口。
午夜12点半的空气依旧又问又热，安全灯柔和的光晕给黑夜带来了些许光亮。四周阒无人迹，也没车辆。我随意地走着，转向我房间的这一侧。我放慢脚步，边走边听鞋底有节奏的响声。好一阵，除了我的脚步声，别无动静。又过了一会，我听见别人的脚步声，就像是我自己脚步声的轻微回响。
我慢慢往前走，一直到了我的房门口。我迟疑了一下，佯装踌躇不决，接着又开始向前走，一直朝着隔壁的那一家汽车旅馆走去。尾随后面时远时近的脚步声断断续续传来，由于四周高楼环绕的缘故，声音有点儿偏移。我还是从容地走向毗邻的这家旅馆的入口，不动声色，装作没发觉后面有人。脚步声停了，我的尾巴与我保持一段距离。
给他一个大错误。一进门厅，我立即加快步子，悄悄溜到一个高高的花架后，忽地低下头，脚步迈得更快。酒吧和女洗手间的进口就在我记得的那地方。
我推开洗手间的回转门，心霎时狂跳起来，一眼看到镜子中一个正在梳头的女士大惊失色；接着又瞥见我自己：紧张、专注。
走出另一扇回转门，就到了游泳池。除了游泳池里一片宝蓝色的长方形波光，周围尽被黑暗笼罩。我果断地向右一个急转弯，登上数级台阶，穿过围栏的小门，进入花园。
白色的碎贝壳小径弯弯曲曲地穿过灌木林。我飞快地沿路往前奔，到了尽头树篱附近，再过去就是停车场，对面波利饭店的灯光照得一片通明。
停车场的地势比较低，被四英尺高的围墙圈着。我攀到墙顶上，往下一跳，拔腿向车棚直奔，躲开尾巴的追踪。
我奔到波利饭店前面，见一辆车刚开到，正是雷莱伯尔的出租车，号码1102，它就是我打电话要的车。我举着包朝它奔去。 这是我的老家：房子里黑乎乎的，无声无息。我从锁孔中抽出从中学时代起就属于我的这把钥匙，关上身后的门，随手将沉甸甸的大拎包搁在地板上。
闷热滞留在屋内，还有一股潮湿的霉味。出于习惯，我走过厅内去了厨房。
当我打开厨房电灯，面目全非的变化使我惊愕得不知所措。玻璃碗橱内明亮的饰花盘碟不见了，长台上漂亮的瓷碗和红色的咖啡罐没有了。这些东西都去了妈妈在贝尔纳多牧场家的新厨房，那个家是她和她的新情侣梅尔文·亨特所共有的。屋里的气味也变了，不是令人垂涎的烹饪香味，而是清洁剂的气味。
爸爸三个月前开着他的野营车周游全国去了。我估计他准带上了一个新交的女朋友。
我从窗前转过身，倚着洗涤槽，闭上眼睛谛听。这房子是我认为能摆脱RKI监视的最好隐蔽处。
多年来，爸爸一直坚持不让我家的电话号码入编上册——没想到现在真有用了。爸妈离婚后，这房产转到我姐姐夏琳和她丈夫里基名下。他们买下这所房子，同时签了份协约，说明只要爸爸愿意，他就能无限期住在这儿。等到RKI发现我在这儿，也许我已离开了。
从波利饭店跳上那辆出租车后，我换了三辆出租车来到这儿。三辆车是三家不同的公司的，又是三个不同的上车点，而且没有一个司机看见我转乘下一辆出租车。
现在，隐匿点有了，可供四处奔走的车子也不成问题了。
我哥哥约翰住在附近的莱蒙园，最近一次我和他通话时，他提到在车库里存放着他的四轮驱动型“国际侦察者”。如果RKI到这个地区来寻找我的亲戚，他们不可能找到约翰，他的房子、电话以及车子都放在他的房屋油漆公司“佩因特先生”名下。
我转身从橱柜抽屉里取出车库钥匙，然后走出屋子。车库位于这所花园住房的远端，在老房子外增搭的一间卧室的侧墙外。
从起居室到车库栅篱之间是一片院子，我穿过去时，突然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同以往不一样，我停住脚步四下寻视，哦，爸爸将游泳池填了，并在上面铺了路。
我打开车库的边门，见约翰的“国际侦察者”停在最后一个车位上。我走上前，钻进车子，发现车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登记证与保险卡放在仪表板上的贮物箱内。车后的放货处拴着一只塑料箱，里面有急救用品等必需的物品。我又逐一检查了汽油、润滑油和电池，发现它们都处在良好状态，随时可启动。
回到屋里，厨房的钟告诉我已是3点10分。我一点睡意都没有，马上着手找爸爸的枪。
在我刚能记事的时候，就知道爸爸在一个上锁的盒子里藏了一把0.45左轮手枪，那只盒子一直放在衣橱顶层的一堆旧毛巾底下。而那把开盒子的钥匙，被爸爸用胶布粘贴在他床头柜的抽屉底下。也许他认为万无一失，但这秘密早在我童年时就被我侦破了。
我拿了钥匙，找到盒子，取出手枪，检查枪的状况，然后从厨房洗涤槽下的第三个隐藏处找出子弹。我给枪压上子弹，放入了我的包中。
此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更清醒警觉。
我到厨房的冰箱里找了瓶酒，拿着杯子，边喝酒边在屋子里巡行，检查每一扇门窗、每一间卧室。我的卧室使我特别地感伤，尽管所有我童年起就喜欢的东西现在都存放在旧金山我家的车库里。
我无法在这儿入睡。我从床上拉下被子和枕头，把它们拖到起居室的长沙发上。
我闭上眼睛，但无法入眠。四周有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地发响。更远的地方，我听到有野狼在长嗥。
尽管夜是闷热的，一丝寒意却滑下我的脊背。我紧合双眼，努力地想象海诺的面容。而我见到的却是伦肖的脸，一副他发誓要杀死海诺时的神情。海诺似乎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尽管我今夜去过大约四十八个小时前他还在的那个地方，跟那些和他讲过话的人交谈……
突然我坐起来，睡意一扫而光。有人正在追寻我，我对自己说，一着失手，追寻我的人会猝不及防地向我扑来，就像恶狼扑向它的猎物一样。
6月9日 星期三
假日市场是车道边的一块大场地。几十个男人聚在杂草丛生的市场一角停车场上，喝着塑料杯中的咖啡，无所事事地闲聊抽烟。他们全都是拉美人，我敢肯定其中大多数人是刚越境到这儿的。他们一边弓腰曲背抵御着破晓时分的寒气，一边眼巴巴地瞄住每一辆到来的卡车。进来的卡车大都属于各类建筑公司，车主是来雇非技术性工人的。每个包工头都千篇一律地履行一个固定程式：下车走进市场，一两分钟后带几个人出来，接着开始在路边谈生意。而四周一些东倒西歪的标牌上写着：“别在这儿雇廉价劳动力！”
这天早晨，没有移民局的人来干预交易。我坐在“侦察者”里，看着包工头们怎样敲定他们的买卖。
过了一会，我下车锁上车门。这时候，海边云雾弥漫，虽然气温仍徘徊在华氏五十多度，晨雾潮湿的空气还是使我感到骨子里发寒。我过了马路来到市场。
事实上，市场中唯一的建筑是一大片水泥房子，俗气的绿墙上点缀橘红色的装饰；肮脏的窗户安装了沉重的栅栏。我发现离进门处几步路的地方有个投币电话，电话亭的塑料玻璃破碎不堪，电话簿撕成了碎片，电话听筒离开机座悬垂着，快拖到地上了。显然，这是人为的损坏，而且不是近期发生的。那么，海诺来这里的目的肯定不是等待绑架者给他的电话。
里面有个不伦不类的商场，有点像南加州诸多城镇中墨西哥人开的杂货店；黑玉米面饼紧挨着面包，西班牙辣味香肠打成串吊在肉柜上。
市场中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年轻的母亲怀抱婴孩，领着两个瞒珊学步的小孩早早地出来了。
我径直来到账台前，将身分证明出示给一个站在现金出纳机旁的粗壮拉美人。他看了看，又盯住我的脸，表情冷漠僵硬。当我举起海诺的照片，问他是否在星期天傍晚见过这个人时，他耸耸肩，转过身去嘟哝一句西班牙语：“No tengo ingles。”
不懂英语，你别装蒜，我在心里这么想。我看见他把《联合论坛报》翻到体育版。但我还是跟他讲西班牙语。“En domingo，esta aqui？（星期天，来这儿了吗？）”
他耸耸肩，装成迷惑不解的模样。
“瞧，”我指着那份报纸说，“我知道你会讲英语。”我从包里拿出20美元放在柜台上。
他看着钱摇摇头。
这是真的拒绝，还是另有原因？
我又加了20美元，询问地看着他。
他摇着头走开了。
我把两张钞票放进口袋，往回走出市场。
我选了条不同的路线回圣迭戈。从帕姆街开车往西，经过数家快餐馆、酒吧，这些店主要是为军人服务的。接着，就沿白银海滩驶向科罗纳多。
格罗利厄塔海湾地区的发展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卡萨德雷大饭店已被夷为平地，它让位于又一个新建的公寓住宅群。
在驱车通过科罗纳多到圣迭戈的豁然开阔的大桥时，我凝神回顾了一下发生在假日市场的一幕。刚才那个拉美人毫无余地地拒绝了我，根本无法和他交谈。但是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去接近他呢？我需要一个能够接近那位拉美人的人……
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我已摆脱了RKI的暗探。到目前为止，后面没有尾巴。现在我开始思考又一个冒险计划。我驱车向北划了个弧线驶上圣迭戈高速公路，然后取道94号公路朝西开往莱蒙园。
我哥哥约翰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小丘上，通向房子的车道没铺石子，高低不平，弯弯曲曲蛇行于两侧斜坡上的丝兰树之间。红瓦房顶，墙面恰到好处地油了一层清新的柠檬黄漆。
一条长凳放在桑树底下，这是约翰和我的另一个兄弟乔伊在最后一次行窃中从市中心一个车站上偷来的。长凳上放着两只啤酒罐，我不由得笑了。眼前出现我哥哥坐在那儿一边环视他的产业一边休憩的情景。我的这位哥哥从前打架殴斗，胡闹滋事，蹲过监狱；现在判若两人，成为有责任心有产业的商人，而且还当着两个孩子的单身父亲。
我把汽车停靠在一辆佩因特公司的新卡车边上，向屋子走去。窗户里传出了音乐声——是60年代的摇滚乐，这是约翰唯一要听的音乐。我一迈上前门台阶，乐曲戛然而止，从我身后树林中什么地方的喇叭里传来了约翰的声音：“莎伦，谁对你说过能偷用我的‘侦察者’？”接着纱门打开了，我立刻像被熊逮住似地紧紧搂住了。
约翰长着一头亚麻色头发，面部特征显示出他继承了我们家族中的爱尔兰血脉；而我在遗传上则返回到我的曾祖母玛丽·麦科恩，她是北美印第安肖肖尼部落人。虽然我俩外形差异很大，但约翰和我一直最亲密。我很高兴看到他身体很健康，而且生意兴隆。
“多时髦的打扮！”我评论着他那讲究的衣着，“要那喇叭干什么？”
“坡下搬来些吵吵闹闹的邻居，他们闹得太响时，我就把那玩意儿打开，对着他们用严厉的圣经腔调警告一番。”他推开纱门，我笑着从他臂下钻出来。
我进了小起居室。约翰去年圣诞节前买下这幢房子，搬家后杂乱无章的样子仍还保留着。到处堆放着纸板箱，他想从我身旁绕过去，但没找到插足之地，最后把我举起来，放到早餐桌前的一只凳子上。他指指那些纸板箱说，“这些是卡琳暂放在这儿的。”卡琳是他的前妻，最近又嫁了人。
“来点咖啡吧。’他说。 我点头示意来一点。“你感觉那事怎么样？”我刚问出口就发现自己问得太荒唐了，像一个管家婆。
“你说卡琳结婚的事？我想这是件大好事。”他倒了一大杯咖啡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停付婚后赡养费。在她去意大利旅游时，我带孩子们一整年。再说那男的是个好人，孩子们喜欢他。卡琳很幸福，又成了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了。”
“哦，从冲她大喊‘母狗’到现在，你已走过了很长的路程。”我举起咖啡杯以示祝贺。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他的视线在我脸上盘旋，“莎伦，你瞧起来不对劲，今天一早才7点半你就到这里，有什么事？”
我放下咖啡杯。“我看上去脸色不好，已经足足两天两夜没睡觉了。我来这儿的原因，说来话长。”
他等着我讲，可我没开口。于是他说：“那么你是想给我讲讲这事啰？”
“是的，求你帮个忙。不过，你不是马上要去上班吗？”
“我这就在工作。”他坐直了身子，装出庄重的模样。“瞧，你看见的就是白领派头，我把现场监督管理的事交给工头们去干，我现在留在家，就管生意上的事。”
“我还以为你喜欢到现场去呢。”
“是的，等卡琳从意大利回来，我可能就要出去。我们又要轮流照看孩子了。但这两个星期我要当专职爸爸，呆在家里照看孩子们。”
我的哥哥真是换了人样。如果不是这房子里东西放得乱七八糟，以及树上装的喇叭，我简直可以发誓：一个陌生人钻进了他的躯壳。
“那么，你碰上麻烦了？”
“不完全是这样。”我滑下凳子，绕着那些纸箱走到平台门，随后一步跨入了暖洋洋的院子里。
约翰跟了出来，坐在水池边上，像个监狱看守似地一直瞅住我。“你在办什么案子？”他问。
“我根本没在办什么案子，至少不是因公。”随后，我向他和盘托出。我急速地诉说着事情经过，带着浓厚的情感色彩，交织着我的愤恨、害怕，还有我的决心。
约翰始终一言不发，但面色越来越阴沉严肃。“这么说，这一切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我讲完后，他评说了一句，接着说：“你去过那个假日市场了？”
“你知道那地方？”
他点点头。“去年一年中我们在南部海湾那儿干了不少活。警察时常从那市场撵出非法移民。”
“约翰，我必须查明海诺是否去过这个地方，干了些什么。你有没有办法让那个经营市场的拉美人和我谈谈？或者你认识哪个人，是他可以信任的？”
他沉思了一会，说：“我有两个工头，阿尔和皮特，都是拉美人，我知道他们从那儿雇了不少非法移民。也许他们中有一个能行。”他蹩了蹩眉头，用手拉住下唇，这是他孩提时碰到烦心事就有的习惯动作。“但是瞧你，小丫头，你不是陷得太深了吗？”
我如实地回答他：“也许我是陷得太深，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海诺这个家伙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是的，这是……一种奇特的关系。我不知道怎么来确切地解释它。他是唯一能理解我所作所为的朋友。”这时，我突然感到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在一张躺椅上平躺下来。
“嗨，等一会再闭眼睛，”约翰命令我，“把海诺的那张照片借我用一下。”
“干什么——”
“我去复印这张照片，如果阿尔和皮特认为他们能为你干点事，我就给他们这些照片，让他们去四处问问，你利用这段时间睡上一觉。”
“什么？”我坐了起来，“我必须——”
“你不必去，在他们问出些什么来以前，你没事可干。给我那张照片，去孩子们的房间，躺下睡觉。”
这个主意使我动了心，“那你一有什么消息，马上叫醒我。”
“我会叫醒你的，去吧！”
“你保证？”
“好，我对天发誓。” 我在那张狭窄的小孩床上醒来时，下午的阳光已将这间小房间晒得闷热不堪。我觉得昏昏沉沉、浑身汗津津的。
我起身开了窗。外面是一些高高的篱笆圈起来的一片院落，是约翰的大麻园。我转身在冰箱里找出一罐姜汁麦芽酒，一边急不可待地喝麦芽酒，一边寻思怎样和雷联系。
现在是1点39分，雷可能在她的办公桌旁。但我无法确定众生法律事务所的电话线上有没有被安上窃听器。此时，RKI的暗探们一定已经全面出动，在四处搜寻我。
我最终还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众生法律事务所的号码。接电话的是特德，我把嗓音提得尖尖的，说我是在为托尼·诺兰打电话（托尼·诺兰是雷的一个委托人），有事要找雷。不一会，雷来接电话了。她一下子就听出我的声音。
“莎——”她张口就喊我的名字。
我立即将她拦断，“不，我不需要和麦科恩女士谈话，我要和你谈。我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补救办法，我想在15分钟后与你商量。”
雷哑然无声。
我估计她一时反应不过来。
“我有了补救方法①，你明白吗？”我问。
①补救方法（remedy），和她们经常去的小饭店的店名Remedy同音。这是莎伦在用暗语提示雷去雷米迪酒吧。
“是的，我懂了。”
没等她来得及讲别的话，我一下挂断了电话。
我在起居室里踱步，两眼盯著录像机的时钟。
15分钟过去了，我从通讯本上找出雷米迪酒吧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先向那儿的店主兼酒吧掌柜布赖恩自报姓名。我和雷是他的老顾客了。
“不，”布赖恩一板一眼地说，“办这事，你该把电话打到办公室去。你有那个电话号吗？”
如果布赖恩把刚到达的雷安排到酒吧后面他兼做休息室的办公室里去，那就意味着雷被盯上了。一个RKI的暗探就在酒吧里。“问讯台把那号码列上了吧？”我问了一句。
“对”
看来事情十分不妙。我给问讯台打了电话，要来了雷米迪酒吧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又拨了过去。第一阵铃还没响完，雷就说话了。
“莎伦吗？”声音有些颤抖。
“是我，情况怎么样？”
“很糟糕。今天早上伦肖到事务所来，问有没有你的消息。天哪，他那样子又凶恶又冷酷。”
“你和他讲话了吗？”
“讲了，特德让我出面对付他。我胡编乱造了一气你生病的情况，他根本不吃这一套。下午我去你家喂猫，有人跟着我，我把那人甩了。但到你家时，他们的人守在那儿。”
我感到有些恐慌，头脑中闪现出两个星期前住房惨遭破坏的情景。“家里一切都还好吗？”
“除了拉尔夫在长沙发上吐得臭气冲天，别的还算好。不过，莎伦，现在这儿又有一个人跟着我。”
“那人在外面酒吧吗？”
“在那儿。布赖恩设法让我进他的办公室，没让那人看见，但他知道我进了店里。”她犹豫了一下又问，“莎伦，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夜里我把他们甩了，现在他们正在拼命找我。目前我还安全，但我不想告诉你我在哪里。听着，我不喜欢总是求人，但不得不需要你再帮一下。”
“没问题。”
“告诉汉克，我病得厉害，还不能对升迁的事做出决定。”
“哦，莎伦！他知道了，他们全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我对伦肖说你有病的时候，伦肖说，‘别给我来这一套，她昨天夜里去圣迭戈为我们办事情。’汉克和迈克就在这个时候走过门厅。” 好了，这下惹出大麻烦了。“他们对你说什么了吗？”
“汉克，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对我们俩极为失望，一个撒谎，另一个帮助撒谎。他很生气，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不能说。他说尊重我这么做，不过我要是准备去告诉他的话，他就在办公室。”
“雷，”我说，“告诉汉克，我很抱歉。对他说等我回去再向他解释。你不用担心受责备，是我把你卷进来，我会把事情解决好的。”
“我不会介意的。没有你，在这儿工作真不是滋味。”
“别那样说。”我听到外面传来发动机的声音。我拉起办公桌旁的窗帘，看到约翰骑着摩托车上了门前车道。“回去后我们再谈。我现在必须走了。”
“你在什么地方？我能找——”
“雷，那不安全。我设法明天再同你联系。你多保重。”我挂上电话。
“你醒了，”约翰走进屋里，“给你。”说着扔过来一个马尼拉纸的信封。
“这是什么？”
“余下来的几张你男朋友的照片。”
“谢谢。找到些头绪吗？”
他从冰箱拿出瓶啤酒。“皮特有点头绪。他和假日市场老板威克有点沾亲带故。”约翰背靠沙发，抿着啤酒。“星期天下午5点15分，海诺到假日市场去过，买了些咖啡，然后出去在外面转了半个小时左右，和两个女人讲过话。”
我睁大了眼睛。“威克认识那两个女人吗？”
“一个他以前从未见过，个子很矮，留着很短的黑发，是个拉美人。另一个叫婀娜·奥洛齐科，他认识，威克给她打电话，问她是否肯和你谈谈，她愿意，但得给钱。73块钱。”
“要得不少，为什么要那么个怪数目？”
“她已有了222块钱，想做堕胎手术，费用要295块钱。她星期天越境来这儿四处打听这种诊所，所以他们认识她。”
我以前只听说过，在墨西哥堕胎比在美国堕胎来得容易。“皮特认为这个女人诚实吗？或许她可能一无所知，只想弄点钱？”
约翰耸耸肩。“皮特相信威克，但他不认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在哪里？”
约翰踌躇了，磨蹭着喝完啤酒，然后才说：“我带你去。”
“不，给我地址就行。这是我必须独自去做的事。”
“不，不行。”他站直了，“那个地区很混乱，这些年里你挨过刀子，差点儿被淹死（故事见《街头枪击案之谜》），屁股上吃过枪子。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事你没告诉我。”
“约翰，我会照顾自己，再说，我不想把你牵连进——”
“我早卷进去了。”
“不，你没有。”
他张开双臂说：“瞧，你要我跪下来，求你领着我去？好吧，我就跪下来。”他真的跪下一条腿，双手举起，“莎伦，请让我和你一起去。”
“这真荒唐，快起来！”我用力拉他的手臂。他还跪在那儿，傻乎乎地咧着嘴笑。
“好吧，”我说，“你可以去，但我和那女人谈话时，你不许进去。我怎么说，你都必须严格照办。还有，我开车，你指路。”
“那是我的车。”
“你喝过酒了。”
“一瓶啤酒。”
“那就够了。你是想去还是不想去？”
他站起身。“你知道，你变得太霸道了。”
“你是不是打算BRA我？”
“好吧，该死的，我服从！必须有人保护你这个傻瓜。” 临走前，我换上了约翰前妻卡琳的衣服，走出房子，发现约翰已占了“侦察者”的驾驶座位。不过，最后还是由我掌方向盘，上路去南部海湾。
纳辛尔城是海员、蓝领居住的小镇，也是一个移民区，拥挤着许多轻工业制造厂、仓贮公司，此外，名闻遐迩的汽车营销一英里街也在这儿。婀娜·奥洛齐科的住址是F街上一个老式公寓大院。我让约翰留在车上，要他保证决不轻举妄动。随后我越过满地堆积的破烂，走向公寓。
我敲了一会门，奥洛齐科才有动静。门开了一道缝，透过安全挂链审视我的那双眼睛发红，下面带着黑黑的眼圈。我报了名字，给她看过73块钱，她让我进了铺着亚麻油地毡的房间。房间很暗，拉上的窗帘挡着下午火热的太阳。奥洛齐科示意我坐在一张坍陷的破沙发上，自己将弱小的身躯蜷缩进一张同样破旧的椅子里。尽管屋里闷热，她还拉了条毯子里住身子，而且瑟瑟发抖。她的年龄不超过18岁。
我把钱放在咖啡小桌上，问她：“你会讲英语吗？”
她点点头。
“你还好吗？你看上去不太好。”
“很快就会好的。”她两眼不由自主地移到钱上。
停了一会，她顺着椅子的坐垫摸索出一块餐巾纸擦眼睛，她在哭泣。
“奥洛齐科女士……”我说。
她抬起手，“不，我没什么。我知道我要去做的事是错的。我的男朋友知道我怀孕后走了。我准备九月份去墨西哥城上大学，可是……”
“我理解。你显然对这件事情认真想过。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良心来生活。”我宽慰她说。
“那么，你想要问我什么呢？”
我递过去海诺的照片，她看了看就点头。“我记得这个人。我的一个朋友，也就是让我住这儿的人，把我从边境带到那家市场。他对我说，那儿有个男人会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好诊所。他，”说着指指照片，“来到我面前，当时我还没进店里去，他问我是否叫安。我回答说，是的。安和婀娜，音很像。”她耸了耸肩。
“讲下去。”
“然后他问我，‘我到哪儿去见……’我想他说的名字是布洛克威茨。你知道这名字吗？”
我不置可否地摆一下头。
“我没有回答。他抓住我的手臂。”她模仿当时的情景，用她的右手猛抓住左前臂，接着使劲拉扯。“他说‘快讲，我不想等了。’他抓痛了我。”
如此粗暴地对待一个女子，这不像是海诺的行为，除非他认为在对付一个敌人——绑架者的女接头人。“接下去发生了什么？”
“我害怕了，他看着我的脸，说‘你不是安·内瓦罗？’我说不是。他放开我，说他很抱歉吓着了我。我一脱身马上逃进那店里。”
“他没试图追你吗？”
“没有，他在我后面喊，说他很抱歉。”
“你再走出那市场时，他还在吗？”
“不在了。”
“那么你呆在市场里有多长时间？”
“10分钟吧？或许更长一些。”接着她问我，“这个人是你的敌人吗？”
“不，是一个朋友。”
“一个好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说是敌人，我不会对你说这话了，因为我看出他有教养。我的那个朋友也见到了这个男人。那天晚上他又见到他一次。”
“在哪儿？”
她摇摇头。“我不记得了。但是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去问他。”
“我想自己和他谈谈。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想要很晚。他在干活，然后去一家离这儿不远的酒吧，店名叫信风。我能打电话给他。”
“不用了，我自己去那儿。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刘易斯·阿布莱格。他有一撮小胡子。”她用手指比划着，“头发很长。皮肤嘛，非常黑。”
“谢谢你，我去和他谈谈。”
她站起身，轻轻地摸了摸咖啡小桌上的钱。“这些钱使许多事变得好办了。谢谢你。”
当我回到“侦察者”时，发现约翰歪倒在他的座位里，正阴郁地注视着几个饥饿的孩子在附近一家住房前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
我把婀娜·奥洛齐科告诉我的给他讲了一遍。“现在才四点多一点，”我做出决定，“我有时间先开车送你回家，然后我去信风酒吧找刘易斯。”
约翰叉起双臂，翘起下巴对我说：“告诉你，这个地方没有我，你不能到处乱跑。”
我叹了口气。约翰以为我依了他，于是马上来劲了，他说：“布洛克威茨，好古怪的名字。”
“这显然不是拉美人的名字，本来推测绑架莫宁的是墨西哥人，这个名字使原先的推测出现了漏洞。当然，这可能是个假名字，也可能是个为绑架者打掩护的人。不过，这儿还有一个名字，安·内瓦罗。这个姓像是拉美人的。所以谁说得清呢？婀娜断定那名字是安。我相信她是诚实的，不过要是从刘易斯那儿了解情况，我就会更加确信，在这之前——”我突然住嘴，因为看到约翰正盯着我，嘴大张着。“你怎么啦？”我问约翰。
“你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吗？”
“经常的，不过通常仅仅是在心里面说。今天你在这儿……对了，你有点儿像我的猫，只要有一只猫在身旁，我思考问题就会出声。如果有什么东西在听着，就不显得傻了。”
“什么？你说我是什么？”他有些不乐意。
“好了，还是做点事吧。给你的皮特打个电话，让他和假日市场那家伙联系一下，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对刘易斯讲，他，他叫什么名字？”
“威克。”
“是否可以对刘易斯说是威克让我去找他的，免得说奥洛齐科让我去的，不起作用。还有，让皮特再问问威克，是否知道点刘易斯、内瓦罗或者布洛克威茨的事。明白吗？”
“遵命，老板。”约翰从“侦察者”中探出他的高大身躯。“我去一下，你一个人在这儿没问题吧？”
“我对付得了任何拦路抢劫犯，只管开车从他们身上碾过去就是了。”
然而，他的身影刚从我的视线消失，我就开始不安起来。我似乎觉得有人盯我的梢。我扫了一眼后视镜，又张望车外侧的反光镜。所有停着的车辆内都空空荡荡，每个杂草丛生的院子里都渺无人迹。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本能地往座椅中滑下去些。
约翰猛地拉开右边车门时，我惊跳起来。“吓着了？”他用嘲弄的口吻问我。
“废话。你打听到些什么？”
“威克同意用他的名义。但是他和皮特对布洛克威茨或内瓦罗的事都一无所知。刘易斯是干蛇头那一行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个运送非法移民过境的家伙？”
“是那样。他在边境上接应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白天他是个修盖房顶的屋面工。照皮特的说法，那些蛇头就像一条地下铁路。他说刘易斯完全诚实可靠，要的钱也不多。”
“你那个皮特为什么老是把别人说得像是圣徒？”
约翰耸起肩。“那么你为什么总是怀疑别人胡作非为？”
我说：“我想我已经习惯于不见真凭实据不信所有一切了。好了，现在5点钟，我们去找找信风酒吧，你看怎么样？”
他咧嘴笑道：“没问题，我在电话簿上查过了，它在朝北三个街区的哈兰德。”
幸亏约翰事先查了地址，那家信风酒吧是一长溜快餐馆、小商业设施中最不起眼的破旧建筑。木料构架，没有窗户，霓虹灯的店名招牌瞎了火，一棵棕搁树随风摇动，这就是它的全部外景。我把车停在这个街区，告诉约翰等着我。“没门！”这次他先跳下车。
我跟着走出车子，气愤地隔着车头朝他瞪眼。“我想我们是定了规矩的。”
他交叉起双臂，也对我瞪眼。“纳辛尔城的酒吧没有我在，你就不能进。”
“这太荒唐了！”
“再说一句，我就要发脾气了。”
“该死，去你个妈的——”
“别把妈牵进去。嗨，看吧，那两个英俊的水手要救你了。” 我瞥了一眼，有两个水手交换着眼色朝我们走过来，他们最多有二十岁，大概从来没遇上过约翰这样大个子的酒吧殴斗者。我急忙抓住约翰的手臂，大声说：“走吧，亲爱的。”接着压低声音说，“我饶不了你！”
“这话我听得多了。自打我和乔伊把你塞进地毯下面后，你……”
“别说废话！我允许你和我一起进去，”马上我又不容置疑地加了一句，“因为我不想让你把那两个可怜的水手揍扁了。但你只许坐在酒吧里，不要管我，不要跟上来，不准开一下口，不要来帮我什么——”
“是，是”
信风酒吧里面连一丝流动的空气都不存在，一张嘴就吸进香烟气味。四周昏暗无光，许久我才看到霓虹灯的啤酒招牌和被灯光照亮的一个售酒吧台。我的眼睛还没来得及去分辨里面的顾客，那乱哄哄的一阵西班牙语已涌入我的耳朵。约翰紧张了，一手搭在我肩上，试图把我拉回到酒吧外面。
“天哪。”他轻声嘀咕着。
坐在吧台和桌子边的几乎全是男人，并且清一色的拉美人。我们站在那儿，他们顿时都缄口不语，调转头来望着我和约翰，脸色变得僵硬，充满敌意。
我也不安了，但还是对约翰说：“没事。”同时迅速扫视了一遍酒吧。酒吧的末端孤零零地坐着一个男人，长长的小胡子下垂着，头发直披两肩，皮肤黑得像个黑人。我立刻向他走去，约翰紧跟在我身后。“去喝杯啤酒。”我吩咐他。
“不行。”
“我说的是正经话。”
“我在保护我自己，不是你。他们大概不会用刀捅一个女人，况且你懂得自我防卫。”
“那好，来吧。但要是你开口说一句话——”
“你就拿我去喂售烟机边那个丑得要死的家伙。”
“24。”
我们一走近，刘易斯就在座椅上旋转了一圈，起身向我们致意，柔和清澈的目光在估摸着，随后露齿一笑。“你是奥洛齐科打电话告诉我的女士吧，她要我保证等着你。”
约翰嘘了个轮胎漏气似的声音。
“我是莎伦，这位是我的……助手，约翰。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让我给你们拿些啤酒来。去那儿的小间。”他指了指。
这时，别的顾客已经移开了目光，重新开始他们中断的交谈。我和约翰在小间里坐定。
刘易斯进了小间，两手间紧紧夹着三瓶啤酒。他传了一圈，然后坐在我们对面。“嗨，奥洛齐科告诉我，你给了她正需要的钱。她不应该要。我告诉她今天晚上我能得到这笔钱，如果这事顺利……我正等着听消息呢。她太高傲了，不肯接受我的钱。”
“我不在乎付她钱。她帮了我忙，我很乐意做些回报。”
“奥洛齐科还是个小娃娃，和我有点亲戚关系。”他的脸色黯淡下来，闷闷不乐，眼睛向下看着桌于。“她命苦。他们来的时候，她又漂亮又聪明，甚至今年秋天就要去上大学了。我要杀了那个使她怀孕的混蛋。”
“她会好起来的。”
他抬起了头，目光将信将疑。“我看她不大对劲。你看她显得多么病弱。”
我点点头。
约翰说：“我在山顶区的妇女职业诊所有熟人，我想他们收费不会超过295块，就是……那种手术。他们还会给她做别的检查。我把我朋友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下来，你告诉奥洛齐科打电话给她。我担保那位熟人能让她得到很好的照料。”他说完，为破了先前定的规矩而不安地看看我。
刘易斯的脸上顿时一亮，当即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张脏兮兮的纸。约翰接过纸写上了名字和号码。当他递回去的时候，我悄悄踢他一脚，但他耸了一下肩，眼睛看着别处。
“那么，”刘易斯对我说，“你是想知道在假日市场停车场上奥洛齐科碰到的那家伙的情况。”
“她说那天晚上你又见到了他。”
他点点头。“那是在边境线附近的界碑路上。我是……你知道我干什么吗？”
“你帮助人们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是的。星期天晚上我有个事先安排好的运送计划。大概在11点钟左右，也许更晚些……我做的事就是坐在我的车子里，车子停在老牛奶场对面。我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候他们，希望他们顺利穿过峡谷。不管怎么说，我注意到这个家伙，因为他是白人。晚上在那个地方是不大见到白人的，除非边境巡逻队。”
“他在干什么？”
“他就坐在路边一堆混凝渣土上，那条路是一直通向高台地的。”
“你肯定就是这个人吗？”我给他看海诺的照片。
“是的，就是这人。我仔细地看过他。他就坐在混凝渣土上，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但他没有吸。他不停掸掉烟灰，烟一燃完，他就再点一根。我猜想这是某种暗号。”
他说的这细节解释了海诺在巴里凯酒吧买香烟的原因。“后来呢？”
“大约过了15分钟，一辆吉普车开过来，这家伙上了吉普，车开上高台地。”
“这个高台地，上面有些什么？”
“没什么，除了石头和泥土，还有一间烧毁了的土坯房。你要有辆四轮驱动的车才开得上去。有时游客去那儿看风景，边境巡逻队就会警告他们，那儿很危险，离峡谷太近了。”
我考虑了一下。“如果边境巡逻队一直守望着”二，那么找那么个地方会面，就太奇怪了。”
刘易斯笑了。“见鬼，他们晚上看不住。他们忙着在那些峡谷里追捕我们的人，管不过来。他们一个班头只有三十来个人，管着整个县，包括各边境检查点和机场。但是，你的朋友和别的什么人坐在吉普车里上那儿去，那真是拿着性命去冒险。到了夜晚，那地方到处有坏人，那可是真正的坏人。”
我有点不寒而栗，连忙问他：“你看见那辆吉普又开下来吗？”
“没有。大概五分钟后，我接的人穿越过来了。”他摇着头，喝了口啤酒，双眸充溢着阴郁。“我的人过来了。”他又重复一遍，“在这之后，我就见不到他们了。”
“后来怎么样呢？”
“该死的圣奥诺福雷检查点，你们知道靠近海边的那个边境检查站吗？”
我点点头。就是在那里，许多在州际五号公路上企图北上的非法移民被拦截下来。
“我们一般这样干的，”刘易斯说，“让乘客先下车，事前对他们讲了，等路上没有车，就跑步过公路，从灌木丛里绕过那个检查点。我们过了检查点再接他们上车。我们运送的这些人都精疲力竭，提心吊胆，而且他们的判断能力也不行。他们中间总有人根本过不了公路。”
约翰在我身旁咕哝一句什么。
刘易斯握紧手中的啤酒瓶，眼睛朝下摇着头。“差不多有250人死在那条高速公路上，车子从他们身上碾过，因为他们判断不了车子开得有多快。”他咬着嘴唇，举起啤酒瓶，又喝了起来。“我对我带的人仔仔细细地作了解释，所以昨晚上没出事。那些人都来自一个小乡村，以前从没见过车子跑得那么快。他们……”
我伸出手，摸了摸他的手。“刘易斯，我很难过。”
“是的，多谢了。”他用手擦了擦鼻子，“至于这个家伙……奥洛齐科说他是你的朋友。”
“是的。”
“那好，虽然我没看见他离开高台地，我想我还是可以帮助你的。”
“噢？”
“我认识一个人，叫马蒂。他是个坏料，孬种，我真想把他从地球上除掉。你知道吗，我手中有他的把柄，所以他会和你谈谈的。”
“那么，你是说他了解我朋友的情况？”
“是的。我肯定他知道。”刘易斯点着头，神情严肃，“因为马蒂跟着那辆吉普上了高台地。” 刘易斯对我们说了声“请原谅”便出去打电话。约翰和我在酒吧的小间里等候。过了一会，约翰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耸耸肩。我非常担忧，心急如焚得没法表达。那个高台地上发生的事凶多吉少，我能肯定这一点。而且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可能还有什么事会发生。
自从海诺失踪以来，我现在是最接近于他活动过的地方。但是纵然如此，我却有另一种从未产生过的感受：我和海诺之间相隔遥远。
刘易斯回来了，说马蒂愿意和我们见面，但是要到10点半。“你们10点钟来这儿，我带你们去找他。”
“我不想让你耽误了——”
“没有的事。在星期天晚上之前我不想跑这个越。我是为了奥洛齐科才干的。但你给了她钱，我没必要再干了。”他停了停，显得有些举棋不定，最后他还是坐下来，对我说：“我得告诉你，马蒂不是个你或者别的什么人可以单独去见的家伙。但是有我在，他就得规规矩矩。”
“他怎么不规矩？”我问。
“这人在这儿和蒂华纳两地无论什么都插手，毒品、拐买姑娘、色情行当、伪造文件证明，你只要说得出来的名堂都干。只要有个好价钱，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他都会买进卖出。他像条响尾蛇到处游动，到处窥视，看准了时机，就……”刘易斯蓦地伸出手，一把捏住我的腕关节，惟妙冲惟肖地模仿了毒蛇的偷袭。
“你认为他会告诉我高台地上发生的事吗？”
刘易斯想了想说：“他会告诉你些情况。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说谎。有用的你就记着，别的当耳边风听过就算。”
我点了下头，看看手表，说：“多谢安排。那么我10点钟来这里。”
“我等在外面，开一辆灰色的道奇车，有点破旧了。你们就跟在我后面。”
我们回到“侦察者”上，约翰说：“该吃点东西，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没吭声，实在累得疲惫不堪。
“我知道吃什么。走高速公路向北，在港口大道上存家不错的汉堡包店，他们做的汉堡包又大又便宜。”
我这个哥哥有一件事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在吃的方面，他总是主张实惠。
当我们离开那个勉强称得上饭馆的地方时，又大又便宜的汉堡包堵在我的胃里，活像塞进了一团淤泥。
“现在怎样？”约翰问我，“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
他看看手表，“不如直接回纳辛尔城，假使我们去早了，就坐在那儿等刘易斯到来。”
回到“侦察者”里，我发觉自己的神经几近崩溃，以致害怕开车会闯祸。于是我问约翰是否想开车。他登上车，接过方向盘，重新成了车子的主人。
刘易斯领着我们去的地方在圣迭戈闹市区的艾兰德街。虽然它离百老汇大街只隔五个街区，转眼就到，但这条街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贫富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百老汇大街，举目望去，造型独特、异国风味的建筑随处可见。霍顿购物区的高档时装部和奢华的专卖店更使人眼花缭乱。
但是，一离开这一主街向南拐弯，所有的建筑就变得又低又矮，旅店酒家、商店也降了档次，都是廉价的，橱窗外护着沉重的栅栏。
进入艾兰德街，就算是沉至最贫困的最底层。到处是颓败腐朽的味道。无家可归的弃儿睡在沿街墙角。瘾君子和毒贩子站在人行道上公开做买卖。酒吧、小酒馆的伙计以及妓女皮条四处徘徊拉人觅客。
刘易斯把他的道奇开到路边停下时，约翰说：“天哪，我希望我们从马蒂那儿出来时，汽车的轮子还在。”
“你可以留在后面站岗放哨。”
“你要我留在这儿，没门！”
“时间差不多了。”说着我从大拎包中取出爸爸的左轮枪递给约翰，吩咐道：“把这塞进你身后的塑料箱里，盖上。”
约翰瞪大了眼睛看着枪，仿佛我给了他一只毒蝎子似的。“你干什么拿——”
“请拿好，约翰，把它放在可靠的地方。”
“是爸的枪，对吗？”
“是的，我借的。留在这儿比带到马蒂那儿更安全。如果这人真像刘易斯说的那样坏，他会搜查我们的，那时你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来。” 约翰勉强点点头，照我说的去做了。然后我们一起下车，在人行道上见到了刘易斯。
刘易斯把我们领到一个小巷口，小巷的一侧是一家停业的市场，另一侧是家旧货店。
小巷漆黑一片，被一扇钢丝网门挡住了去路。刘易斯揿了门上的按钮，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男人声音。刘易斯作了回答，门打开了。
我们沿着小巷朝里走的时候，居然嗅到一缕清淡的幽香，是星形茉莉。
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周围的黑暗，看见道路两边的墙上盛开着鲜花。我们一行鱼贯而入，走过一长溜房屋，到了一扇制作精美的铁门前。
透过门上的涡形装饰，望见里面是一个被泛光灯照亮的院落，各种花卉种植在一个个盆里和吊篮中。
我疑惑地看了一眼刘易斯。他露齿一笑，说：“马蒂从不显山露水。”说着他用拇指摁了又一个按钮，里面传出一阵铃声。
砖面路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刘易斯侧耳倾听，“是贾米，马蒂的一个随从。”
“随从？”我奇怪地问道。
“他是那么称呼他们的。我叫他们恶棍，甚至更难听。”
一个粗壮无比的大汉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隔着门打量我们。他一头古怪的头发浓密得像灌木丛，一对眼睛紧靠在一起，两只肩膀把黑色的制服顶得鼓鼓的。“Que？”他用西班牙语问道。
刘易斯立即用西班牙语回答他，说了些跟马蒂有约在先的话。那大汉开了门让我们走进院落，朝院子中间指了指。那儿有一圈盆栽棕榈树，中间摆着几件白色藤椅。然后，他离开我们走了。
刘易斯默默地领着我们走到院落中，他和约翰坐下，我还是站着，望着那个叫贾米的大汉走去的方向。院子后面的房子有落地窗，贾米进门的时候，我隐约瞥见房里有深色的笨重家具和一块东方式地毯。
“古怪的布局。”我说。
刘易斯耸耸肩说：“我说过的，马蒂不想要任何人知道他过得有多好。”话里带刺，含着轻蔑，还有憎恨。
“这院落让我想起老墨西哥的一些东西。马蒂是墨西哥人？”
他点头说：“生在奥克沙卡，但来这儿的时间比我还长。他的肮脏生涯大半就是在这个地区度过的。至今为止，移民局于的最错误的事，就是发给了他永久居留的绿卡。”
我说：“那个带我们进来的家伙，他肩上好像挂着手枪皮套带。”
刘易斯刚想回答什么，落地宫开了，一个细长个子走出来。“就是他。”刘易斯说。
马蒂·萨拉查倦怠地朝我们走来，步履摇摇晃晃。
当他走近我时，我发现他的纤细瘦长是一种骗人的假象，轻薄的夏服里结实的肌肉层层凸起。
他的脸相呈狭长的椭圆形，双颊凹陷，两眼半张不闭，额头上有一块奇异的三角疤痕。我不由得想到了响尾蛇头上的片状鳞甲。
尽管刘易斯和约翰都没有站起来向他打招呼，马蒂还是示意我们都坐下。
我坐入约翰边上的椅子。马蒂转身对着刘易斯说了些西班牙语，大致是说刘易斯打扰了他。他在稍离我们远点的地方坐下，从茄克口袋中掏出烟盒，用一只银质打火机点燃烟。
透过烟雾，他对刘易斯说：“有朝一日，你会走得太远的，伙计。”
“我们俩都会走得太远，一直到坟墓。”
马蒂的目光移开了，他不想被人提起那类事情。
刘易斯继续说：“这两位就是我向你说起的人。你回答了这位女士的问题，我们就开路。”
马蒂的目光从他低垂的眼睑下打量约翰和我。过了片刻，他对我说：“开始吧，你来问。”
“刘易斯告诉我说，他在星期天晚上11点钟左右看见你在界碑路上。”
“如果刘易斯这么说，那当然就是事实。”他嘲弄地膜了一下刘易斯。
“一个男人等在那儿，”我继续说，“在上那个高台地的路附近。一辆吉普停下来让他上车，然后开向高台地。你也跟着那辆车上了高台地。” “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提问。”
“问题来了：这辆吉普车去了哪里？”
“我怎么能知道？”
刘易斯正要开口，我先说了：“我来这儿不是玩游戏，马蒂·萨拉查先生。这辆吉普去了什么地方？”
他把手中的香烟扔到砖地上，用脚踩灭。“这辆吉普……”他用斟字酌句的口吻说，“上了那条路，开向那个高台地。”
“到达那里的什么地方？”
“你知道那个被烧坏的土坯房吗？吉普就去了那儿。”
“吉普车里有什么人？”
“就那两个男人。”
“那两个男人后来干什么呢？”
马蒂的眼神变得像在凝视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后来我就走了。那种地方太危险，土匪强盗，还有边境巡逻队。”
谎言，我心里想。边境巡逻队在半夜三更根本不会去那高台地。
于是我说：“说老实话，马蒂·萨拉查先生。”
他向右边飞去一眼。顺他目光方向，我看到他的贴身保镖贾米走了过来，悄无声息地站在那圈棕榈树的另一头。
约翰也发觉了，立刻露出随时准备殴斗的神态。我按住他的手臂使他平静下来。这时，刘易斯说：“不要想动武，马蒂。”
马蒂十指紧紧地钳住他座椅的扶手，两眼狂暴地盯着刘易斯。但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挥挥手打发走贾米。我想刘易斯确实抓着他的什么把柄，而且足以置他于死地。
过了一阵，马蒂的眼光又似乎飘向了遥远的地方。他盯着远离我的某一点，缓慢地说：“听说那天晚上有人在那儿被打死了。据讲土坯房中留下一具尸体。”
一股冷气钻入我的全身。“谁的尸体？”
“我没看见，这是当然的。但据说是个白人。”
“这个白人长得什么样？”
“我没见到那尸体。”
“那尸体怎么样了？”
他耸耸肩。“不在那儿了。”
“警察把尸体移走了？”
又是耸耸肩。
“我想再问你一次，马蒂，那个死了的人究竟长什么样？”因为愤怒，我的话音在震颤。
刘易斯用西班牙语讲话了，轻轻地，但十分快。我一句都听不懂。但他讲的话使马蒂的嘴唇煞白。他把冷酷的双眼对着刘易斯，过了一阵子才说：“我听说那个人高个子，瘦瘦的。他的头发不是亚麻色，但也不是黑色的。他有唇须，他的脸很像猎鹰。”
我一阵颤栗。“还有什么？”
马蒂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像一只食肉恶兽在捉摸猎物的弱点。他从我的话音里听出了什么，又从我的脸色上察觉出什么。“还有一只戒指。”
“什么样的？”
“一只沉甸甸的金戒指，镶着块蓝宝石，宝石雕刻成一只鸟。”
是海诺的戒指。戒指上海鸥形的宝石和西达布利亚飞机身上那只凌空飞翔的海鸥标志正好配对。
顷刻间，周围这几个人的面容、棕榈树、泛光灯都模模糊糊起来。随后，我只听到自己沉重而有节奏的心跳声。奇怪，一切的一切都凝固死寂，唯有它还能不断地咚咚跳跃……
“莎伦？”约翰和刘易斯齐声呼唤我。
这时，我又回到现实中。我看见马蒂心照不宣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他的双唇挂着一丝残忍的笑。
“是你杀了他，”我对他说，“你杀了他，又扔掉了尸体。”
他还是微笑，张开双臂，表示清白无辜。
我两手卡住膝盖，用力地掐，直到疼痛。我拼命控制住内心的狂怒。
过了一会，我站立起来，朝马蒂走近一步。贾米蓦地窜上来，我站住了，他也不再动弹。
刘易斯和约翰同时站立起来，走到我的左右两边。刘易斯伸手拉住我的肘部，怕我做出什么举动来。
我十分平静地说：“马蒂，我知道是你杀了他。我会证明这一点的。等我证实了，会叫你彻底完蛋的。你记着。”
马蒂的表情没有变，不动声色地微笑着。他的贴身保镖寸步不动。“刘易斯和约翰木然呆立。
我猛地从刘易斯手中挣开手臂，急步穿过那圈棕榈树，向大门走去。 我一直跑向“侦察者”，约翰和刘易斯紧跟在后面。到了“侦察者”车边，我饿了在车门上，前额顶住车窗冰凉的玻璃。
“你好吗，小丫头？”约翰急切地问我。
我没回答，转身对刘易斯说：“他说的有谎言，但大部分是事实。”
“……是的”
“甚至他有意略去不讲他杀了我的朋友，抛弃了尸体。”
刘易斯点着头，神容哀伤。
海诺死了。这三天时间里，我已追寻到他的每一个踪迹，而他却死了整整三天。在那个高台地上他遭到致命的枪击，尸体又不知被抛在何处。
泪水刺痛了我的眼睛。
那么，吉普车里另一个人呢？我思索起来。也死了？不，马蒂犯不着隐瞒不讲。那么是他的同谋？有这可能。我想，马蒂完全可能和莫宁绑架案有牵连。那么莫宁呢？伦肖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躺在什么地方的水沟里，脑袋上挨了一枪。那2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书呢？从某个方面看，它已不再至关紧要。
我对刘易斯说：“我要去那个高台地。”
“天黑了，太危险。”
“那么，明天第一件事就去那儿。”
刘易斯和约翰交换了眼色。
“我要去，别的我不管！”
刘易斯说：“我要开车送一些人去北方，这是最后一趟活了。等我回来，再带你去。”
“我不能等。”
“我陪你去。”约翰说。
“不。”我断然拒绝他。
刘易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能找个熟悉那地方的人给你当向导。他叫安德雷斯，是我的邻居。天一亮你到我房于前找他，他会带你去那儿。”
“你能保证？”
“你就去那儿等。”刘易斯转身走向他的道奇，尔后扬起一只手，难过地向我们告别。
“我来开车。”我对约翰说，伸出手向他要车钥匙。
“你肯定能开车？”
“是的。”
他点了头，交给我钥匙。
我小心地开着车，全神贯注，排除一切杂念。我如果能把约翰送到莱蒙园，然后回到我家老屋，那就万事大吉。当车开到约翰家的车道，我让他回家时，他迟疑起来，然后绕到我座位的窗前，探身进来亲吻了我的额头，这是我们家庭极少有的亲呢动作。
“好的。”
“明天无论如何要打来电话。”
“好。”
“小丫头……”他停了停，似乎竭力地想说什么，脸都有些走样了。
“什么？”
“我爱你。别忘了。”说罢，他仓促离去，窘迫得耸起了肩。
“我也爱你，大哥。”我呢喃着。
我调转“侦察者”，朝密斯恩山驶去。
我家的老屋从未显得这般空旷。我走过每个落着尘埃、有些沉闷的房间，抚摸各件家具用品，往日欢快而又纯朴的时光纷纷重现于脑海。我来回走动，心里重温那永远忘却不了的、海诺和我相处的昔日情景。
第一次见到他，当他告诉我他那有些古怪的名字海诺·里宾斯基时，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别笑。”他对我说，一边举起拇指和食指作手枪状对准我，“你敢笑！”
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同驾划艇，泛舟在图发湖上。
记得一天早上，我们在奥克兰机场无言地分手。我认为我们之间脆弱的关系快要破裂了。但在我走开时，他在后面叫住我：“很高兴你没有说再见，”并告诉我，“因为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开始呢。”（故事见同辑系列小说《图发湖的秘密》）
现在，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我走到起居室，推开拉门，来到屋外。天又转阴了，月亮透过满天的薄云显得朦朦胧胧。峡谷里静悄悄的，死一般的静寂。
我走到峡谷边的篱笆前，推开咯吱咯吱响的旧门，用脚摸索修筑在斜坡上的石阶。随后我缓缓地向下爬，用手抓住坡上茁壮茂盛的草木使自己保持平稳。下到谷底，我停了一会儿，在黑暗中打量四周，终于发现了那棵熟悉的大橡树。我跌跌撞撞朝它跑过去……
我仰面躺在橡树旁的平台上，思绪飞往昔日的时光。记得重返图发湖的那个夜晚，一踏进海诺的家门，他的脸上露出不敢相信的神色，转而喜出望外，似乎在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就在那个夜晚，我们第一次做爱了。海诺的声音是如此的粗重。两手却如此的轻柔。
仅仅一个星期前，我们凌空飞进怀德山脉，共享大自然的美景。那翱翔的金雕、飞奔的野马、成片的狐尾松依然历历在目……狐尾松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大约有四千多年的生命史。而海诺才41岁。
我痛哭了，仰面躺着，让泪水湿透额角，流入头发。
在过去的三天里，我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改变了。我的过去变得遥远，再也无法追及。我的现在已经破碎。我的未来更是不敢想象。
6月10日 星期四
在我所到过的地方，没有比这个高台地再荒芜凄凉的了。我钻出“侦察者”，随着我的向导走过布满山石的坡地，这里除了长着牧豆树和多刺的仙人掌，再也见不到别的生命。空气中饱和着盐分充足的潮气。从浅灰色的海洋中吹来的风冰凉刺骨。
我们前面的这块平地往下倾斜，连着低处一个农场。就在平地边缘有一座破败的土坯房。
我的向导安德雷斯在离那几码远的地方停下了，等着我跟上去。
“那儿就是出事的地方。”他压低嗓音说。
这是间摇摇欲坠的小屋，泥墙断裂破碎。小屋没有房顶，两面屋墙向内倾斜成了变形的角度。
我走进洞开的一面，那里曾是门的位置。屋里地坪是夯实的碴土。稀松的砖块散在脚下，浅灰色的粘土墙被烧得黑乎乎的。
我脚下就是一起暴力谋杀的现场。在世上没有什么比这里发生的罹难更深重地伤害了我。我默立了好几分钟，企图寻找遗物或什么痕迹。可是，这里一无所有。我转过身，回到小屋外面。
出来时，我感到裤腿被什么拉了一下，低头看去，原来是株小树，已经枯死了。小树尖细的树枝上挂着一些揉皱的纸片，我把它们拂落到地上。
一片废纸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捡起来铺展开。纸上印着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向移民提出的注意事项和要求。这是边境巡逻队在发现非法移民时向他们散发的。我让那张纸从指缝间随风飘去。
我站在高台地的边沿远眺，在我的右面，远处是圣迭戈林立的高楼，近处是宽阔的蒂华纳河床。正前方就是蒂华纳河奔流的终点——铅灰色的太平洋。我的左边是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一架边境巡逻队的直升飞机在头上隆隆飞过。
我转个身，面向南方。车流在过了边界的收费公路上移动，边境的那一边，错落交杂地铺展着连片淡色住房和铁质或红瓦屋顶，这是墨西哥的蒂华纳城，它恰与美国的圣迭戈城在边界上南北相邻。
我久久地站在山顶，凝望着面前这一带地理情形复杂的边界风景，想起了刘易斯说的那句话：“有用的你就记着，别的当耳边风听过就算。”突然我的感觉苏醒了，回过身，跑到安德雷斯那儿。他正沉思地凝望大海。
早晨我来时还以为一切都了结，一切都过去了。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的调查才仅仅是个开端。
圣迭戈警察局凶杀组的加里·瓦尔纳少尉曾和我大哥乔伊是中学同班同学。
我依稀记得他们一群人那时总在我家门前游荡，其中瓦尔纳特别的其貌不扬。他现在还是其貌不扬，但当瓦尔纳一开口说话，我才意识到他不仅头脑敏锐，并且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真没料到在我的办公室里见到你。”他一边说一边示意我坐下。“你没多大变化，还吃不够你的巧克力？”
“不像过去那样了。”
瓦尔纳轻轻拍着他那刚开始隆起的啤酒肚，“那真好，如果你不少吃点，你准会胖得像只猪。不过你还那么苗条。我想你没嫁给那个笨小子吧。那个游泳队的头，他叫什么名字？”
“博比·埃利斯。”回答的时候，我突然冒起一股怒火。博比骗取了我脆弱的初恋和童贞，以后因为某个更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合了他那一心往上爬的父母的意，他就抛弃了我。我现在才感到当年把他那只毕业纪念戒指抛进科罗纳多河是多么的高兴。“他娶了个家财万贯的女人，那女人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说完我又补充了一句：“现在他们已经离了婚。”
“不是每个人都离婚的吧？乔伊近来干些什么？”
“他住在俄勒冈州的麦克明城。”
“干什么呢？”
我耸了下肩，“在一家餐馆干活，至少上个星期他还在那里。”
瓦尔纳持重起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拿出我的身分证明，隔着办公桌递过去给他。他的眼睛瞪大了点，认真地看起来。“真没想到啦啦队长成了私人侦探。”
“我手头有一个失踪者的例行调查，我得到了你也许会感兴趣的一些信息。星期天的晚上发生了一起枪杀事件，地点在圣伊西德罗界碑路的那个高台地上的一间土坯屋里。被害人是个男性白种人。你知道这事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事？”
“我找你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被害人有可能是我正在寻找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他拿起一枝钢笔，把拍纸簿拉近了些。
“我不能说。这是例行调查，当事人家庭不愿意公开。”我自己都感到这个谎编得多么拙劣，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瓦尔纳叹了口气，把笔扔在桌上，转身到他的计算机前。
他按着键盘，注视屏幕。“男性白人。六英尺三，中等体形，棕褐色头发，无识别特征。腹部被44型马格南左轮枪击中。匿名报告电话打到了南部分局，你可能不知道，那是圣迭戈警察局在圣伊西德罗的分部。电话是在星期一凌晨2点51分打进去的。尸体现在在停尸所，他身上没有身分证明。我们正在设法搞一个指纹鉴定，你知道那种事进展是很慢的。”
我保持沉默，恐怕说话的声音流露出内心的波动。瓦尔纳的描述可以说符合海诺的情况，同时也和莫宁相似。过了一会儿，我问了一句：“有没有关于死者有一只戒指的情况？”
瓦尔纳看着计算机屏幕，然后摇摇头。“有可能在我们到达现场之前被偷走了。深更半夜，又是在那种地方，干什么呢……”
我对他说：“我很乐意去确认死者的身分。”
“那好，你去县行政管理中心，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已上路。过后回个电话给我。”
我起身走向门口。
“麦科恩。”他在我身后叫道。
“有事吗？”
“你还能玩个侧手翻吗？”
“什么？”
“侧手翻，就像每次游泳队赢了，你们女孩子们做的那动作。”
他朝我微笑，这笑既有怀旧的色彩，又含着某种欲望。“我那时总是等着你们两手着地的那一刻，你穿的比基尼比队里哪个姑娘的都漂亮。”
我吃惊地看着他，过了一会才转身出去。
县行政管理中心在北面，挨着米拉玛海军航空站。在我开车转过奥佛兰德街时，街上的指示牌就告诉了我哪儿是验尸官办公室。
我在收看室里等着电视屏幕上出现那具未经确认的男尸。我很高兴不必进到那间冰冷的停尸间靠近尸体去辨认。然而事实上我的胃还是紧紧地收缩，呼吸越来越轻弱，就算有这样一种间隔，观看死亡者毕竟是令人不安的，如果死者是你亲爱的人，那就更加不安了。
“准备好了吗，麦科恩女士？”工作人员问我。
我点了点头。
屏幕上出现了那个男人：片子有些失真，绿得发蓝。那男人深褐色的头发，胡子下垂，严厉的面容。看得出死时很平静。
他不是海诺。他也不是蒂莫西·莫宁。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
我用工作人员的电话和瓦尔纳取得联系。“尸体不是我当事人的。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肯定没什么隐瞒吗，麦科恩？”
我目前只有凶手的名字。一起绑架，一次搞砸了的200万美元赎金，还有一个失踪者，这些情报都秘不可宣。我只好说：“我肯定，告诉我情报的人让我上当了。”
“好啦，感谢你去确认。”
我挂断电话。
回到老屋，我坐在起居室一张小书桌旁，足足坐了半个钟头。
马蒂毫无疑问在说谎。他向我描述的是一个既有海诺的特征，又有停尸房里的那个男人的特征的人。这只能证明：马蒂曾经非常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可能都被他杀死了，首先是海诺，他的尸体先被处理了；由于警察闻讯赶来，才阻碍了马蒂转移走另一个男人的尸体。或许海诺当时负伤逃走？但到现在，他可能已死亡，或者濒于死亡。实际上，我这次去验明死者的唯一收获是产生了一个模糊朦胧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和另一种极其强烈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那就是——必须把调查继续下去，不仅要加紧进行，而且要控制情绪，依靠逻辑与事实。
先从一个人名，不，是两个人名入手。布洛克威茨和安·内瓦罗。
内瓦罗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姓氏，布洛克威茨则很罕见，有这个姓氏的人既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我从书桌抽屉中翻出市县的两本电话簿，逐页地查阅。没有布洛克威茨；有一个A·C·内瓦罗。我拨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男人说那儿没有名叫安的人。我向问询台了解新编的电话用户，还是没有。
我吃了块回家途中买的三明治，马上又驾车赶回县行政管理中心，花了几个小时，仔细查阅他们的各种记录。我查出一份名叫爱德华·布洛克威茨的出生证明，但再翻查下去，又发现一份他的死亡证明书。有一个叫婀娜丽莎·内瓦罗的人于1961年出生在巴尔博·那瓦尔医院，但没有进一步的跟踪记录。选民登记，申请营业执照或其他许可证，以及交纳财产税，所有这些档案材料上都没有那两个姓氏。
我灰心丧气地离开该中心。内瓦罗和布洛克威茨不一定就出生在这个县，也许不是加利福尼亚人。按照常规，我可以把调查范围扩展到别的县、本州乃至联邦政府的各种机构，但这次不能按章办事。因为我没时间，并且什么也保证不了。
我忽然想到过一个有可能帮助我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为安全起见，我和她的联系只能限制在通一次电话上。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反应越来越迟钝，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将有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虽然时间才是下午4点钟，我决定回老屋去，马上睡一觉，把问题留到明天再去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