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解放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一九六八年，进入了一九六九年。在这一年的
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
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
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
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
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
“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
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
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
起来了。 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
“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
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
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
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
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
“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
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
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
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
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
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
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
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
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
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
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
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我说不
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
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端，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分派
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
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待遇却不知为
什么显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
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没有，实
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
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是青年人，活泼爱动。
学习休息时，他们就吹拉弹唱。有一个同学擅长拉二胡，我非常欣赏；但又不敢忘
形。年轻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则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气氛
很不协调。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
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我当时自己不
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
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
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
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
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
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
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
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
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
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
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
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
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
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
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
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
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
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
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
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
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
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
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
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
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
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
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
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 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 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
“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
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
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
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
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
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
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
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让我留在北
京，同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我没有来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另有任用”。
根据什么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
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最好。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活靶子”。我忽然想
到，在新疆时我曾看到郊游时汽车上总载着一只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游
玩够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杀掉，做成羊肉抓饭，吃饱了回家。我在新华营，在菜
窖里搬菜。曾拉出来，被批斗过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年旧历元旦，奉召回京。
完全解放
上一节的标题是“半解放”，这一节是“完全解放”。我这样写都是毫无根据
的。这两个词儿都不是科学的或法律的用语，其间界限也不分明。这都让法学家或
哲学家去探索吧。
仍然谈我的情况。回校以后，我有一股振奋的情绪。就在这一阵振奋中，我们
都住进三十五楼。似乎是根据一种新精神，也许是一种新规定，每个系的办公室都
设在学生宿舍中，大概是想接近学生，以利于学生的“上（大学）、管（理大学）、
改（造大学）”吧。上、管、改的精义就是把老师，老知识分子置于学生的管理和
改造之下，提倡初年级的学生编高年级的教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十五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腾出若干间屋子，
是系的党政办公室。这一些办公室与我无干。我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的朝外有
大玻璃窗子的极小的一间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我的差使就是当门房，第
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第
一个任务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我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本系的教职员都
是“老同志”了，我都认识。高年级学生也认个八九不离十。新学生则并不清楚。
我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我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
不是又难又不难吗？
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于有电话我就接；没有电话，我就闲坐
着。难在什么地方呢？据我统计，似乎女生的电话特别多，要我每次传呼都爬上三
四楼，这倒是很好的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爬楼运动”；无奈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
是任何体育锻炼专家也难以做到的。我爬了几次，觉得不行，就改为到门外楼下向
上高呼。这办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
颇引起一点麻烦。我的能力如此，有麻烦就让它有麻烦吧。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非常容易的。来了报纸，我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
我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就在完成这三项任务的情况下，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我每天八点从十三公寓
走到三十五楼，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六点回家，每天十足八个小时，步行
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我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
又恢复了我的原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了。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
任务。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
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翻译《罗摩衍那》
但是，我是一个舞笔弄墨惯了的人，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我过不惯。
当个门房，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也无事可干。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
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也觉得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我想到了古人这两句话。我何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一干呢？世上“无益之事”
多得很。有的是在我处境中没有法子干的，比如打麻将等等。我习惯于舞笔弄墨久
矣。想来想去，还是出不了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中，写文章倒是可以，但是无奈
丝毫也没有写文章的心情何。最后我想到翻译。这一件事倒是可行的。我不想翻译
原文短而容易的；因为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是摆脱不掉
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避免经常要考虑挑选原文的麻烦。即使不会是
一劳永逸，也可以能一劳久逸。怎么能说翻译是“无益之事”呢？因为我想到，像
我这种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
有益吗？就根据我这一些考虑，最后我决定了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
一的《罗摩衍那》 。 这一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
（有一些颂更长），至少有八万多诗行。够我几年忙活的了。
我还真有点运气。我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
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大家都知道，
订购外国书本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
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我的眼前了。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这算是“文
化大革命”以来几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
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我脸上。
可是我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我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我的门房里去呢？
我当时还是“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我头上还戴着“帽子”——
也不知是些什么“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觉得到。但是，“天无绝人
之路”，我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我坚持
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我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我也
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我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
韵的顺口溜。”就是“顺口溜”吧，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
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
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
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
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我眼瞪虚空，心
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
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
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一个小插曲
春光虽好，我自己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我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
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有一天，我正在向门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门供贴大字报之用临时搭起的
席棚上贴出了很多张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有的
教员还在江西鲤鱼洲没有回来。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
新奇，我原来想不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统”的窄狭
的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大字报。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对我来的：
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稍微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常
识的人，都会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组成
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我哪
里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革命”组织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是驴唇
对不上马嘴。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这一次我却笑不起来。几
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时，我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次我连哼都哼不
起来了。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东语系的革委会和军工宣队是怎样
考虑的。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更滑稽的还在后面哩。全国上下大声嚷嚷了一阵五
·一六，北大井冈山的一位头领公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是最后却忽然销
声匿迹，——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是堂吉诃德大战
风车，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一幕闹剧
不管人世风云如何变幻，“文化大革命”浪涛怎样激荡，时间还是慢慢地或者
迅速地向前流驶。转瞬之间，“文化大革命”好像高潮已过，有要结束的样子了。
虽然说“乱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主要是乱了自己，还是以不乱为好。现在是要拨
乱恢复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居然主持党
支部的工作，实在有点太“那个”了。
要想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首先要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
候起，又是根据什么法令，所有的党员（四人帮等当然除外）都失去了组织。现在
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才能恢复组
织生活。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那一位非党的工
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出一个，当做标兵，演一出恢复组
织生活的开场戏，期在一举通过，马到成功，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个
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党性强。具
此二标准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谨慎的筛选，我上面提到的那
一位烈属兼贫下中农的姓马的党员中了标，他是我作为系主任兼导师精心选择留下
当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现在，我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正好成了他
的党性的试金石。具备这两个条件，又有这样“亮相”的机会的，东语系并无第二
人。谁敢说这不是天生的“佳选”呢？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同东语系全系的留校师生被召到学一食堂里去开会，每人
自带木板小凳。空荡荡的食堂里，饭桌被推到旁边去，腾出来的空地上，摆满了小
木板凳子，我们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几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不少的东西。我仔细一
瞧，有毛料衣服和裤子，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还不像今天这样多，算是珍贵稀有
的东西），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跟在“革命群众”的后面，还摸不清是怎
么一回事，没有闲心去一件件地仔细瞅。我只觉得，这颇像一个旧品展销义卖会。
可是在这些东西旁边，有几本用很粗糙的纸张油印成本的讲义，我最初还不知道是
什么讲义；也不知道这样粗糙的道具为什么竟能同颇为漂亮的西装裤子摆在一起。
对所有的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们在今天第一个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会上会起
什么作用。我满腹疑团坐在那里，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
人到齐了，时间到了。主席宣布开会。他先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做法，然后就
让这位选中的标兵发言，或讲话，或“检讨”，反正是一个意思。这位标兵站起来，
走到前面，威仪俨然，义形于色，开始说话。说话的中心主题是：不作资产阶级学
术权威的金童玉女。这里要解释一句：金童玉女是旧社会出殡时扎的殉葬的纸人。
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谁一听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今
天这一出戏是针对着我来的。我有点吃惊，但又不太吃惊——惯了。只听我这位前
“高足”，前“接班人”怒气冲冲地控诉起来，表情严肃，声调激昂，诉说自己中
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糖衣炮弹，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
等，等等。说到自己几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时，简直是声泪俱下。他用手指
着桌子上陈列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于是怒从心上起，
顺手拿起了桌子上摆的那一摞讲义——原来是梵文讲义——，三下五除二，用两手
撕了个粉碎，碎纸片蝴蝶般地飞落到地上。我心里想：下一个被撕的应该轮到那漂
亮的毛料西服裤或者收音机了！想时迟，那时快，他竟戛然而止，没有再伸出手去，
料子西装裤和收音机安全地躺在原地，依旧闪出了美丽的光彩。我吃了一惊，恐怕
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撕东西的行动，应该是今天大会的高潮，应该得到满屋
的掌声。然而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体与会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场是
一片惊愕的寂静。
这一幕闹剧以失败收场了。
在散会后回三十五楼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不撕可能最透露资产阶级
享乐思想的西装裤子，而偏偏撕很难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梵文讲义呢？我自
己也想了很多。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来已经十年多了。当学生时对我温顺如绵羊。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
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态性的大标语上，按惯例从来没
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两个人是这样干的，恰恰都出在东语系，其中
之一就是我说的这一位。这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北大一时传为“美”谈或者笑谈。
在我第一次混迹“革命群众”中参加学习的小组会上，我曾对他坦率地提过意见，
我说，他既不像一个烈属，也不像一个贫农。他大概为此事耿耿于怀。以后发生的
这一些事情，难道与此没有联系吗？
这一幕闹剧以后东语系的党员是怎样逐渐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因为与我基本无
关，我没有去注意，今天更回忆不起来了。
我的恢复组织生活
时序推移，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北京大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要结
束了。剩下的大概还只有两三个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写一个榜的话，我不是孙山，
就是还在孙山之下，俗话说“名落孙山”了。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我知道，这一下轮到我了。我此时早
已调离了那个门房，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
记告诉我，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给。我
当然非常感动。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东语系的一个非常
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总支。这位同志告
诉我，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否开过支部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突然
有一天，系里军宣队的头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总支书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
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对。要说思想问题，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说
政治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只能说没有。但是，我一时很
窘，半天没有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
谈话。不久，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干部来找我，告诉我，支部决
议：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我勃然大怒。由于我反对了
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
老命葬送上，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
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脸
上一下子也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
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
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
部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宇，还有
不知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
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
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
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了。
我的《牛棚杂忆》也就算是写完了。
余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须还要罗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
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
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
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
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
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
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
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
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
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
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
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
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
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
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
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
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
能不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大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
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
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
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
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
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
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
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
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
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
‘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
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
信， 中国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
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
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子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
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
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
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
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己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
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
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
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
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 好景不长。 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二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
“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
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
过气来。批判武训，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
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
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
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
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
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
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
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
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
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
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
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
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
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
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
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
有了另——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
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
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
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
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
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
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
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己。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
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KP，只是觉得
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
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KP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
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
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
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
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
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KP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
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
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
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
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
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
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
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
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
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
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
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
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
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
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
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
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
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
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
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
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
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
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
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
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
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
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
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
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
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
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
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罗哩罗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
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
“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
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
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
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
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
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
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
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
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
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
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
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
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
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
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
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
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
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
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
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
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
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
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
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
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
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
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
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
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
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
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
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
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
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
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
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罗嗦的也罗嗦完了。
后 记
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
把它抄出来。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
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
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
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
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
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
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
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文化大革命”
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
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
化大革命”前的友谊，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
革命”以后的产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
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写完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二十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七年，二十一
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
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二十世纪共始终了，因
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二十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
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
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我生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
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到了我
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
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
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
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
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
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
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
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
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伯，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
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
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
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
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
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
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
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
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
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
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
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
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
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
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
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
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
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
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
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
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梁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
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
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
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
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
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
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 有朝一日， 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
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
音讯杏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
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
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
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
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
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
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六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
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我今天
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
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
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
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
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
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
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
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
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
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
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
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
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
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
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
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
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
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红
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
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
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
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
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
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
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
然的。
大概是一九二六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
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 裣壬 ⑽慕淘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