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
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
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
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胡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
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
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二十来个人。这
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
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
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酸甜苫辣，经
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
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
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
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
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
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
这两个小例子， 就可以知道，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
“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是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
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
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公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
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
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
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
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
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
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
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
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
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
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
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
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
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ｉｔｙｃｏｍｌｐｌｅｘ）。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
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持有的“‘国粹”——面子问
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
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
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胆
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
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
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
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
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
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
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
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
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
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
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
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
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
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
《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
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
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
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
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
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
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
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
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三
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
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
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疯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
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
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
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
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
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
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
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
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
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
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
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
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
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
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
的地方。 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 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
“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
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
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
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
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郑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
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
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
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
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
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
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
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
甚至泰山崩于前，迟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
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
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
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
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
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
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季羡林自传
我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
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
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
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
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
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
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
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
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
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
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
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
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
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
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
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
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
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
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
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
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
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
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
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
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
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
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
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
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
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
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
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
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
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
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
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
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
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
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
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
的老师是王? 裣壬 且晃煌┏桥傻墓盼淖骷遥 凶约旱奈募 ：罄吹缴蕉 笱
季羡林年谱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
等。
1918年（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
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
学习德语。
1928—1929年（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
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
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
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
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ｏ
ｅｍｓｏｆＨｏｅｌｄｅｒｌｉｎ．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
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 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
国入哥廷根（Ｇ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ｎ）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
（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教授、西克（Ｓｉｅｇ）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
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ＤｉｅＫｏｎｊｕ
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ｆｉｎｉｔｅｎＶｅｒｂｕｍｓｉｎｄｅｎＧａｔ
ｈａｓｄｅｓＭａｈａｖａｓｔｕ．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
发表。
1946年（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 （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ＡｎｎａＳｅｇｈｅｒｓ）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Ｋａｌｉｄａｓａ）的著名
剧本《沙恭达罗》（Ａｂｈｉｊｎａｎａｓａｋｕｎｔａｌａ）中译本出版。
1957年（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Ｂｕｎ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
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Ｐａｎｃａｔａｎｔｒａ）中译
本出版。
1960年（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的剧本《优哩婆湿》（Ｖｉｋｒａｍｏｒｖａｓｉｙ
ａ）中译本出版。
1964年（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1976年（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
《罗摩衍那》 （Ｒａｍａｙａｎａ），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
本译完。
1978年（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
底。
12月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
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生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
（四）分别出版。
1983年（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七十四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
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
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ＭａｉｔｒａｙｅＤｅｖｉ）的《家
庭中的泰戈尔》（ＴａｇｏｒｅｂｙＦｉｒｓｉｄｅ） 中译本出版。
1986年（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Ａ（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
本〉１．３１／２１．３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四页译释》，同
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
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
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1991年（八十岁）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
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
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
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柳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
誉校长、名誉院长。
至1997年底《季羡林全集》总32册已出版16册。
（北京大学李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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