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风.水

8

　　萨宾娜似乎感到弗兰茨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颖颖脑袋：克劳迪，安娜，画家阿伦，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现在，不管她愿意与否，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头。弗兰茨会提出离婚，而她务必在他那张大大的结婚床上取代克劳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还与观众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而她却要在这所有的人面前演戏，不是萨宾娜，是不得不演萨宾娜的角色，并决定怎样演这个角色更好。一旦她的爱被公开，爱便沉重起来，成为了一个包袱。萨宾娜一想到这点就畏缩不前。
　　他们在罗马一家餐馆吃晚饭，她默默地喝着酒。
　　“你没有生气吧？”弗兰茨问。
　　她使对方确信她没有。她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不能确信什么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们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厢里相遇的情景，那时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紧紧拥抱她，永远不要松开。她期望结束那危险的背叛之途，期望终止这一切。
　　她可以强化那种欲念，试图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趋强烈。
　　他们在罗马街上走回旅馆。周围的意大利人又闹又叫又手舞足蹈，他们默默走着，却听不到自己的沉默。
　　萨宾娜在浴室里洗了很长时间；弗兰茨盖着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样，亮着一盏小灯。
　　她回来时，把灯关了。这是第一次她这么做。弗兰茨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的，他没有。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我们所知，他总是闭着眼睛做爱的。
　　事实上，正是他那双闭着的眼睛使萨宾娜关掉了灯。她一刻也受不了那双低垂的眼瞳。常言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因此弗兰茨闭着眼睛在她身上扭动着的身体，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象一只刚刚出生的幼畜，闭着眼微喊地寻找奶头。强壮有力的弗兰茨在交合的时候，象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奶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觉得自已是在与一个婴孩交合，实在近乎厌恶。不！她不再愿意看见这个在她身上疯狂扭动的身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头交给他。一条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后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后一次！
　　她当然知道，她是极为不公平的。弗兰茨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这么想，就越想强夺他的智慧，污损他的好心，摧毁他无能的体力。
　　那天晚上，她同他做爱比以往都狂热得多，她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万里。她再次听到背叛的金色号角在远远地召唤她，她知道自己无法坚持下去，她感触到前面那自由的太空，那使她激动的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她给了弗兰茨从未有过的疯狂而放纵的爱。
　　弗兰茨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热泪。他以为他是理解了：萨宾娜整个吃饭的时候都安静沉默，对他的决定没吭一声，现在才是她的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将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欢欣，还有她的激情，她的赞同，她的欲望。他感到自己犹如一位驰入辉煌太空的骑士，那里没有他的妻子、女儿、家事，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扫帚扫得一于二净，那辉煌真空里将填入他的爱。
　　他们各自都把对方视为坐骑，驰入他们期望的远方。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着萨宾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宾娜骑着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本人。

9

　　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看见母亲——可怜，弱小，需要他的帮助。这种幻觉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灵，使他两天来一直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念头。回家的路上，他的良心开始不安，担心他走后克劳迪会完全垮下来，说不定会闹出严重的心脏病。他偷偷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站在那儿听了一阵：是的，她在家。犹豫了一下，他走进她的屋子，打算象乎常那样打打招呼。
　　“是吗？”她讥讽地眼皮向上一翻，惊叫道，“你？到这儿来啦？”
　　他想说（他倒是真正惊住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但他没有说。
　　“我们直说好了，怎么样？你立刻搬到她那里去，我毫不反对。”
　　他去罗马那天承认自己与萨宾娜的事，当时尚无明确的行动计划。他指望回家后友好地跟克劳迪彻底谈一次，尽可能不伤害她。他不曾想到她会平静而冷冰冰地催他走。
　　这样不费什么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丧。他一辈子都怕伤害她，自觉遵守着一夫一妻制的无效纪律，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突然得知这一切纯属多余。由于一种误解，他拒绝了多少女人！
　　下午上完课，他直接由大学去萨宾娜那儿，决定问她可否去她那里过夜。一按门铃才知没人。他坐在街对面的酒吧里眼巴巴地张望了许久，又在她的住宅大门前尴尬徘徊。
　　夜晚来临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这一辈子都是与克劳迪共用一张床。如果回克劳迪那里去，他该睡什么地方？当然，可以睡在隔壁房里的沙发上，但那不形如疯人怪汉吗？不显得有点神志错乱吗？他毕竟希望与她保持友谊啊！与她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能听到她嘲弄地问他干嘛不去找萨宾娜的床铺。他在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
　　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过萨宾娜家的门铃。
　　又过了一天，他去问过萨宾娜的看门人，那人一无所知，提醒他去找房主。他给房主打了电话，得知萨宾娜两天前就告辞走了。
　　以后的几天，他照常去那儿，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她。这一天他发现门开了，三个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与画装进一部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他问他们打算把家具搬到哪里去。
　　他们回答，他们曾受严格嘱托不得泄漏去向。
　　他差不多要收买他们以求获得秘密地址，但突然感到无力这么做。悲伤使他完全崩溃。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从碰到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等候着这一切的发生。必然如此的必然，他弗兰茨无力阻挡。
　　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儿不在时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数必备的书籍，他小心翼翼不去碰克劳迪喜欢的东西。
　　一天，他从酒吧的窗子里看到了她。妻子和两个女人坐在一起，脸上眉飞色舞，擅长做鬼脸的天赋使她脸上留下许多长长的皱折。那些女人仔细听着，连声哈哈大笑。弗兰茨老觉得她是在谈论他；她肯定知道了，弗兰茨决定与萨宾娜一道生活的时候，萨宾娜却在日内瓦消失。这该是个多么滑稽的故事啊1他毫不奇怪他正在成为妻子朋友们的笑柄。
　　他回到自己新的公寓，这儿每个钟头都能断到圣皮尔的钟声。他发现百货公司已把他买的新书桌送来了，立刻忘记了克劳迪及其朋友们，甚至一时忘了萨宾娜。他在书桌前坐下来，很高兴这张桌子是自己亲自挑的。二十年来他身旁的家具都不是他挑选的，一切都被克劳迪管着。终于，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请来一个木匠做书柜，花了几天时间设计式样，选定摆书超的地方。
　　就某一点来说，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特别难过，萨宾娜的物化存在并没有他猜想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一生中留下了灿烂的足迹，神奇的足迹，任何人也无法抹去。她从他的视界里消失之前，塞给了他那把海格立斯的扫帚。他用它把自己藐视的一切都从生活中扫去了。一种突然的庆幸，一阵狂乱的欣喜，还有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都是她留下的馈赠。
　　事实上，他总是喜欢非现实胜于现实，如同他感到去参加游行示威比给满堂学生上课更好（我已经指出，前者不过是表演与梦想）。看不见的女神萨宾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总怕失去的萨宾娜更能使他幸福。她给了他万万想不到的男子汉自立的自由，这种自由成为了他诱人的光环。他在女人心目中变锯更有腿力，甚至他的一个学生也爱上了他。
　　于是，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内，他的生活背景完全给变更了。不久前他还与佣人、女儿、妻子住在宽敞的中上阶层富宅里，现在却住在老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几乎每个晚上，那位年轻的学生兼情人都来陪他。他用不着殷勤侍候她游历世界，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与她做爱！旁边桌上放着他自己的书和自己的烟灰缸！
　　她是个朴素的孩子，并不特别漂亮。但她用弗兰茨近来崇拜萨宾娜的方式来崇拜弗兰茨。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快。他也许感到用萨宾娜换取了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有什么划不来，他天生的美德也务必使他去爱护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倾泻过的父爱加倍地赐给她——与其说他有一个女儿安娜，倒不如说安娜更象克劳迪的复制品。
　　一天，他去见妻子，告诉对方他想再结婚了。
　　克劳迪摇了摇头。
　　“离婚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财产我都给你！”
　　“我不在乎财产。”她说。
　　“你在乎什么？”
　　“爱情。”她笑了。
　　“爱情？”弗兰茨惊讶地问。
　　“爱情是一场战斗，”克劳迪仍然笑着，“我打算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
　　“爱情是战斗？好吧，我一点儿也不想打。”他说完就走了。

风.水

10

　　结束了日内瓦的四年，萨宾娜定居巴黎，但未能逃脱忧郁。如果有谁问她感受了一些什么，她总是很难找到语言来回答。我们想表达我们生命中某种戏剧性情境时，曾借助于有关重的比喻。我们说，有些事成为了我们巨大的包袱。我们或是承受这个负担，或是被它压倒。我们的奋斗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那么萨宾娜呢？——她感受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只是因为想要离开他。他迫害她啦？试图报复她吗？没有。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定到了尽头又怎么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她自己以前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她怎么可能呢？我们追寻的目标总是不为我们所知。一个姑娘渴望结婚渴望别的什么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一个小伙子追求名誉却不懂得名誉为何物。推动我们一切行动的东西却总是根本不让我们明了其意义何在。萨宾娜对于隐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无所察觉，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不就是目的所在吗？她离开日内瓦，使她相当可观地接近了这个目的。
　　到巴黎三年后，她收到了一封布拉格的来信，是托马斯的儿子写的。他居然能打听到她，找到了她的地址，而且现在给他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写信。他告知了托马斯与特丽莎死的消息。前几年，他们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托马斯当了集体农庄的司机。他们不时开车到邻镇去，在一家廉价小旅店过夜。那条路曲曲折折经过几座山，有一次他们在突然加速时撞坏了车，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体摔成了肉酱。后来据警察说，汽车的刹车糟糕透顶。
　　她不能忘掉这消息，与她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中断了。
　　按照她的老习惯，她决定去墓地走走，使自己平静下来。蒙特帕里斯墓地是最近的，那里的坟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萨宾娜不明白，为什么死人想在头顶建起这些伪造的宫殿？墓地是正在化为石头的虚无。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强对死亡的够感，比他们活着的时候更糊涂。他们的墓碑展示着身价，那里没有父亲、兄弟、儿子、祖母，只有社会形象——一些头衔、职位以及荣誉的被授予者。甚至一位邮政职员也夸示他的职业选择，他的社会意义——他的高贵地位。
　　沿着一排坟墓走去，她看到有些人正聚在一起下葬。丧事主持人把满抱鲜花逐一分发给送葬者，也给了萨宾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伙，随他们绕过了许多墓碑，才来到墓穴，缓缓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看了看墓穴，深到了极点。一朵花抛下去，优雅飘摇地翻了几个筋斗才落到灵枢上。在波希米亚，墓穴没有这么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彼希米亚的高。她的目光落在墓穴边的一块石头上，那块石头使她感到透骨的寒冷。她匆匆回家了。
　　她整整一天都想那石头。为什么石头能把她吓成这个样？
　　她回答自己：坟墓上盖着那些石头，死人便永远不得翻身了。
　　死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么往他们身上盖泥土或是石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攻上盖着石头，则意昧着我们不要死人回来了，沉重的石头告诉死者：“呆在你那儿吧！”
　　这使萨宾娜想起了父亲的坟墓。那上面的泥土里长出了花朵，一棵枫树深深地扎了根。这树根和花朵给他打开了一条走出坟墓的道路。如果她父亲是用石头盖着，她就再也无法与死去的他交谈，无法从簌簌树叶中听出父亲原谅她的声音。
　　埋葬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墓地又怎么样呢？
　　她开始一次次想起他们。他们好几次开车去邻镇，在一家廉价的旅店里过夜。信中的这一段吸引了她的视线。这说明他们是快乐的。她又一次把托马斯当作自己的一幅画来构想：画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画家所作的浮华外景，穿过外景的裂缝看去，却是特里斯丹。他象特里斯丹一样死去，不象唐璜。萨宾娜的父亲与母亲是死于同一个星期，托马斯与特丽莎是死于同一秒。萨宾娜突然想念起弗兰茨来。
　　她那时跟他说起墓地里的散步，他厌恶地颤抖着，把墓地说成一堆尸骨和石头。他们之间的误解鸿沟便随即展开。直到她到蒙特帕里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话，他们是能够开始理解对方用语的。他们的词汇会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现在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何况萨宾娜知道她应该离开巴黎，搬走，再搬走，如果她死在这里，他们会用石头盖在她身上。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总是想着一切旅程的某个终点是不可忍受的。

11

　　弗兰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克劳迪，也知道那位戴大号眼镜的姑娘，但没有人知道萨宾娜。弗兰茨误以为妻子与她的朋友谈萨灾娜，其实，萨宾娜是个漂亮女人，克劳迪不希望人家把自己与美人脸蛋相比较。
　　弗兰茨如此害怕私情败露，因此从未向萨宾娜要过一张她的油画、草图，甚至一张她的快照。结果，她没留下任何痕迹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一点点确实的东西可以表明，他曾与她在一起度过了最最美好的时光。
　　这只能更使他决心保留对她的忠诚。
　　有时候，他与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里，她会目光离开书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么？”
　　弗兰茨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总是找一些似乎有理的话来回答她，事实上他在想念萨宾娜。
　　不论他什么时候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个读它，与他作些讨论。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萨宾娜会对他怎么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萨宾娜而做，是用萨宾娜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做。
　　他绝不做任何事情来伤害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情妇，因此这种不忠的绝对纯真形式，对弗兰茨来说是特别合适。他培养着对萨宾娜的狂热崇拜，这种祟湃更象宗教信仰而不是爱情。
　　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萨宾娜送给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爱和神之爱两者中间，是绝对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爱（基于神学理由）必定含有一剂不可解说、不可理喻的烈药（我们只须回忆一下那本误解词典和一系列误解词汇！），他的人之爱却建立在真实的理解上。
　　学生情妇比萨宾娜年轻得多，生命的乐曲简直还只有个轮廓。她感谢弗兰茨给了她生活的主题。弗兰茨的伟大进军，现在也成了她的信念。音乐现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欢节。他们常常一起去跳舞。生活在真实之中，没有什么秘密。他们与朋友、同事、学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兴地与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职天。他们经常去阿尔卑斯山作短途旅行。弗兰茨会弯下腰来，让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过草地时又会让她跳下来。他会用最高的音量，给她读一首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德国长待。姑娘欢乐地哈哈大笑，崇拜他的腿、肩膀，死死勾着他脖子时，还崇拜他的肺。
　　她唯一揣摩不透的，是他对俄国人所占领国家的奇怪同情。一个纪念入侵的日子里，他出席了一个由日内瓦的捷克人组织的纪念性集会。房子几乎是空的，那位发言人装模作样地晃动着灰头发，长长的发言稿使得几个尽管热心的听众也觉乏味，他的法语语法正确却带有很重的外国腔。他为了强调某一点，不时举起食指，象是在威胁听众。
　　眼镜姑娘没法抑制住自己的哈欠，而弗兰茨却在她身旁灿然微笑。他越是看着那可爱的灰头发和那令人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个秘密信使，一个尽职于他与女神之间的上天使臣。他合上眼，浮想联翩。就象当年在十五个欧洲旅馆和一个美国旅馆里他在萨宾娜身上闭上眼睛一样，他现在也闭上了眼睛。

风.水

四、灵与肉

1

　　特丽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点半了。她走进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马斯身边躺下来。他睡着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觉他头发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又吸了一口气，结果还是一样。她象一条狗上上下下嗅了个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
　　六点钟，闹钟响了，带来了卡列宁最辉煌的时刻。他总是比他们起得早，但不敢搅扰他们，耐心地等待闹钟的铃声，等待铃声赐给他权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脚踩他们以及用鼻子拱他们。偶尔，他们也企图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们任性得多，总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告结束。特丽莎后来也明白了，她的确也乐意由卡列宁把她带进新的一天。对他来说，醒来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时，他总是显露出一种天真纯朴的惊异以及诚心诚意的欢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极不情愿，醒来时总有一种闭合双限以阻挡白昼到来的愿望。
　　现在，他立在门厅口凝视着衣帽架，那里接着他的皮带和项圈。她给他套上项圈系好皮带，带他一起去买东西。她要买点牛奶、黄油、面包，同往常一样，还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贴在她身边跑着，嘴里叼着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为之四顾。一到家，他叼着面包围躺在卧房门口，等待托马斯对他的关注，向托马斯爬过去，冲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儿夺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们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钟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托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专心听着。

2

　　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私人对话的录音剪辑，由一个打入移民团体后又荣归布拉格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
　　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
　　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
　　“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

3

　　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谢天谢地，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托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
　　她走着去的。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你踩了我的脚，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着粗话。
　　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一下子，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街上拥挤起来。特丽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伞举起给她让路，女人们却不肯相让，人人都直视前方，让别的女人甘拜下风退缩一旁。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特丽莎开始都让路，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报时，也开始象其他的女人紧抓住伞柄，用力猛撞别人的伞篷。没有人说“对不起”，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说话，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肥猪”，或“操你娘！”
　　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年轻一些的更象铁甲武士。特丽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长杆旗帜的姑娘们，对入侵者进行性报复：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为自己登上了某个科幻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星球，绝色女郎用美丽的长腿表示着蔑视，这在入侵者国家里是五六百年来不曾见过的。
　　她给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轻姑娘拍过许多照片，她是多么钦佩她们！而现在这些同样的姑娘却在与她撞击，恶意昭昭，她们准备用抗击外国军队的顽强精神来反击一把不愿给她们让路的雨伞。

4

　　她来到古城广场。这里有梯思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规则长方形，以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厅建于十四世纪，曾一度占据了整个广场的一侧，现在却一片废墟已有二十七年。华沙、德累斯顿、柏林、科隆以及布达佩斯，在第二次大战中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但这些地方的城民们都重建了家园，辛勤地恢复了古老历史的遗存。布拉格的人民对那些城市的人民怀着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古城市政厅旧址只是战争毁灭的唯一标志了。他们决定保留这片废墟，是为了使波兰人或德国人无法指责他们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难少些。在这光荣的废墟前面，在战争留给今天和永恒的罪恶遗迹面前，立着一座钢筋水泥的检阅台，供某种示威集会用，或方便于KP过去或将来召集布拉格的群众。看着古城市政厅的残迹，特丽莎突然想起了母亲，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灾难和人家的丑陋，展示人家的悲惨，亮出别人断臂的残胶并强迫全世界都来围观。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亲。她逃离出来已逾七年的母亲世界似乎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位。正因为如此，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几乎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用这个词来表达她对家庭生活的感觉。集中营是一个人们常常日夜挤在一堆的世界。粗野与强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营是个人私生活的完全灭绝。普罗恰兹卡就住在集中营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体供他酒后与朋友闲谈。（他的致命错误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丽莎与母亲佐在一起时，也是在集中营里。她几乎从小就知道集中营，既不特别异常也不令人吃惊，倒是个很基本的什么东西，我们在给定购这里出生，而且只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从这里逃出去。

风.水

5

　　女人们坐在三条成梯形排列的长凳上，挤得那么紧，不碰着是不行的。特丽莎旁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劲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脸蛋，从双肩垂下一对大得难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动，它们就晃荡个不停。那女人站起来时，特丽莎看见她的屁股也象是两个大麻袋，与漂亮的脸丝毫接不上边。
　　也许这个女人也常常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特丽莎从小就想从那里窥视自己的灵魂。她一定也怀着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灵魂的显示。不过，这接着四个皮囊的躯壳反射出来的灵魂，将是多么骇人可怕呵。
　　特丽莎站起来，在喷头下把自己冲洗干净，走到外边去。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块啪啪作响的甲板上，一块几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让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见了刚才一直想着的那女人的头，正在奔腾的江面上起伏浮动。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带孩子气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时，苗条的身貌让路绘两套颤抖着的大皮爱，还有皮爱左右两边甩出的一颖颖冰凉水殊。

6

　　特丽莎进屋去穿衣，站在大镜子前面。
　　不，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胸前也没洼什么大皮爱。事实上，她的乳房很小，母亲就常常嘲笑她只有这样小的乳房。直到托马斯来以前，她一直对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复杂。大小倒无所谓，只是乳头周围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设计自己的身体的话，她会选择那种不打眼的乳头，拱弧线上的乳头不要挺突，颜色也要同皮肤色混为一体。她想她的乳晕就象原始主义画家为客人画的色情画中的深红色大目标一样。
　　瞧着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要多久她的脸才能变得象别人的一样？
　　如果她身体的各个部分有的长大，有的缩小，那么特丽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还会是自己吗？她还是特丽莎吗？
　　当然，即使特丽莎完全不象特丽莎，体内的灵魂将依然如故，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
　　那么，特丽莎与她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身体有权利称自己为特丽莎吗？如果不可以，这个名字是指谁呢？仅仅是某种非物质和无形的东西吗？
　　（特丽莎从儿时起就思考着这些问题。的确，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
　　特丽莎站在镜子前面迷惑不解，看着自己的身体象看一个异物，一个指定是她而非别人的异物。她对此厌恶。这个身体无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体，它挫伤和欺骗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着他头发里其他女人下体的气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仅仅让灵魂与托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体送到世间去，表现得象其他女性身体一样，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她的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战役中已经败北，只好自个儿一走了之！

7

　　她回到家，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已是三点半了。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走着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杂志社解雇以后就在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从苏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暂时在这里避避风：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
　　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腿担忧。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就吓坏了。这种职业病源是每天端着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给顾客上上酒，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这一切的时候，卡列宁驯服地躺在她脚旁。
　　她结完帐，把现金收据交给旅馆头头，已经过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别。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墙上方贴着他自己和许多人的镶边照片，那些人冲着镜头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这个光荣角里还陈列着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肯尼迪。
　　这天晚上，特丽莎走进这间屋子，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从未见过此入，那老头一见她也立即住了嘴。
　　“没关系，”大使说，“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尽可随便说话。”然后又对她说，“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
　　她后来才知道，在入侵开始的那几天，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看见有些捷克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显然是为入侵者服务的特务，他和朋友们就跟踪那些人，查清他们的汽车牌号，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再由他们警告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
　　孩子的父亲说：“这张片子是唯一罪证，他们亮出来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认。”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这是从1968年的《时报》上剪下来的。”
　　照片是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人的喉头，后面有围观的人群。照片标题是：《惩办勾结者》。
　　特丽莎松了口气，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带着卡列宁回家，步行穿过夜幕下的布拉格，想着她那些拍摄坦克的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事实上这些照片却帮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点半才到家。托马斯睡着了，头发散发出女人下体的气味。

8

　　什么是调情？有人可能会说，调情就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时又不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调情便是允诺无确切保证的性交。
　　特丽莎站在酒柜后，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与她调情。她对那些潮水般涌来没完没了的奉承话、下流双关语、低级故事、猥亵要求、笑脸和挤眉弄眼……生气吗？一点儿也不。她怀着不可抑制的欲望，要在社会底层暴露自己的身体（那个她想驱逐到大千世界里的异体）。
　　托马斯总是努力使她相信，爱情与做爱是两回事。她当时拒绝理解这一点，而现在，她周围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与他们做爱会怎么样呢？如果只以那种称为调情的、即无保证的允诺形式，她渴望一试。
　　不要误会，特丽莎并不希望报复托马斯，只是希望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负担：看待事物太严肃，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捕捉不住生理之爱的轻松和消遣乐趣。她多么希望能学会轻松！她期望有人帮助她去掉这种不合时代新潮的态度。
　　对某些女人来说，如果调情只是她们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惯例；对特丽莎来说，调情则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的是告诉她：她是谁，她能做些什么。她把这一问题变得重要而严肃，使之失去了轻松，变得有逼迫感，变得费劲，力不胜任。她打破了允诺和不给保证之间的平衡（谁能保持平衡即说明他有调情的精湛技巧）；过分热情地允诺，却没表达清楚这个允诺中包含着她未作保证的另一方面。换一句话说，她绘每一个人的印象就是她准备接受任何人。男人们感到已被允诺，一旦他们向她要求允诺兑现，却遭到强烈的反抗。他们对此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她是狡诈的，蓄谋害人。

风.水

9

　　一天，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谈话中不时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画时画错了一条线，既不能继续画下去又不能抹掉。
　　“那是你的一双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头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见你了。”他回答。这时她转身去侍候别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兰地。她摇了摇头。
　　“我十八岁了！”他抗议。
　　“把身份证给我看看。”特丽莎说。
　　“不！”少年回答。
　　“那么来点软饮料？”特丽莎说。
　　少年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了。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转来，动作夸张地找了张凳子坐下，十步之内都能嗅到他口里的酒气。“软饮料拿来！”他命令。
　　“怎么啦，你醉了！”特丽莎说。
　　少年指着特丽莎身后墙上接的一块牌子：严禁供应未成年孩子酒精饮料，说：“禁止你们卖酒给我，但禁不住我喝酒。”
　　“你在哪儿喝醉的？”特丽莎问。
　　“对门的酒吧。”他哈哈大笑，再一次要软饮料。
　　“你干嘛不在那儿喝？”
　　“因为我想看见你，我爱你。”
　　他的脸古怪地扭曲着，特丽莎很难断定他是讥笑、是求爱、还是开玩笑。或者他纯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她把软饮料放在他面前，回到别的顾客那里去了。“我爱你”这句话似乎使少年用尽了力气，他默默地喝光了酒，把钱放在柜台上，没等特丽莎有机会看他便溜走了。
　　他走了一会儿，一个秃顶的矮个子喝着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说：“你应该知道，给年轻人喝酒是犯法的。”
　　“我没给他酒，那是软饮料！”
　　“我看见你倒了什么！”
　　“你说什么？”
　　“再给我一杯伏特加，”秃头又加了—J句，“我已经看你有一阵子啦。”
　　“闭嘴！也不感谢一个漂亮姑娘给你的跟福？”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见此情景插了进来。
　　“站一边去吧！”秃子叫道，“关你什么事？”
　　“那我又问一句，关你什么事？”高个头反驳。
　　待特丽莎端上伏特加，秃子一饮而尽，付上钱，走了。
　　“谢谢你。”特丽莎对高个头说。
　　“不用谢。”高个头说完也走了。

10

　　几天后，他又到酒吧来了。她看见他便象老朋友一样冲他笑笑：“再一次谢谢你，那个秃顶家伙老是来这里，太讨厌了。”
　　“忘了他吧。”
　　“他为哪桩要害我？”
　　“他是个小小的醉鬼，忘了他。”
　　“好吧。既然你这样说。”
　　高个头看着她的眼睛：“答应啦？”
　　“答应。”
　　“我喜欢听到你的许诺。”他仍然看着她的眼睛。
　　调情开始了：这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虽然可能性本身还停留在理论范畴和悬念之中。
　　“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在布拉格最丑陋的地方工作？”
　　“你呢，你到布拉格这个最丑陋的地方来于什么？”
　　他告诉她，他就住在附近，是个工程师，下班回家顺路经过这里，那一天在这里也是纯属碰巧。

11

　　特丽莎看着托马斯，没有看他的眼睛，而是看着比眼睛高三、四英寸的地方，看着他那散发出另一个女人下体气味的头发。
　　“托马斯，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知道我不该报怨。既然你是为了我才回布拉格的，我已经禁止我自己嫉妒。我不想嫉妒。我猜想自己只不过是不够强悍，受不了它。救救我吧！求你！”
　　他拥抱了她，把她带到他们以前经常散步的公园。公园里有红、蓝、黄色的长凳，他们坐下来。
　　“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托马斯说：“我留心了一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爬一爬佩特林山。”
　　“佩特林山？”她心里一紧，“为什么要爬佩特林山？”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她一想到走就极度不安，身体如此虚弱，连离开凳子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但她天经地义地不能违抗他，强迫自己站了起来。
　　她回头看了看，见他仍然坐在凳子上，几乎是兴高采烈地笑了，挥挥手，示意她继续前进。

12

　　来到佩特林山脚，那壮美的绿色山峦在布技格中部拔地面起。她惊奇地发现山里悄无人影。真是怪事，因为在平常似乎总有一半布拉格人在到处乱转的，而眼下的反常使她不安。但山里如此宁静，宁静得如此给人慰藉，以致她完全倾倒在它的怀抱中。她走着走着，多次停下来回首眺望，看到了脚下的塔楼和桥梁，圣徒们舞着拳头，指起石头的眼睛凝望云端。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最后，她到达顶峰。在冰激淋和纪念品的小摊子（它们从来不曾营业）那边，展开着一片广阔的草地，星星点点生着一些树。她注意到草地上有几个人，越走近他们，她的脚步就越慢。那里一共六个，有的站着，有的悠闲地溜达，如同高尔夫球手在查看球场掂量各种高尔夫球的球棒，努力思索取胜的方安
　　她终于走近了池们。六个人中间有三位象她扮演的角色一样：惶惶不安，看来急于要问个明白，又怕自讨没趣，只得封住口好奇地四下张望张望而已。
　　另外三个人流露出恩赐别人的仁慈宽厚，其中一位手里提着步枪，认出特丽莎后朝她笑着挥了挥手：“是啊，就是这里。”
　　她点头作答，仍感到极度惶恐。
　　那人又说：“别出什么错，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
　　她本该很容易地说：“不，不！这根本不是我的选择！”但她不能想象托马斯的失望。如果她回去的话，她将怎样解释？怎样道歉？于是她说：“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
　　拿枪的人又说：“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一点。只有我们确认来的人是自己选择死亡，我们才这么做。我们把这看成一种服务。”
　　他古怪地盯了她一眼，她只好再一次向他证实：“不，不，不用担心，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愿意第一个来吗？”他问。
　　她想尽量推迟自己的死刑，便说：“不，不要，如果可能，我想作最后一个。”
　　“随你的便。”他向其他人定去。他的两个助手都没有武器，唯一职责是陪伴要死的人。他们挽着那些人的手臂，走过草地。草场广阔无际，一直铺向肉眼不可及的远方。等待死刑的人得到自己可以选择一棵树的许可，在每颗树下都停一停，仔细打量，拿不定主意。有两位最终选择了梧桐树，第三位走了又走，看来他感到没有一棵树能与自己的死相称。挟着他的助手和蔼而耐心地引导他，直到最后，他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在一棵繁茂的枫树下停了下来。
　　助手们给他们蒙上眼睛。
　　于是，这三个人，被蒙着眼，仰面朝天，背靠无际草地上的三棵树。
　　拿枪的人瞄准目标开火了。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鸟儿在歌唱：原来枪上装了消声器。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那靠着枫树的人沉沉倒下。
　　拿枪的人原地不动，把枪移向另一个方向。第二个人静静地扭动了一下。一秒钟以后（拿枪的人只转了个方向），第三个人也裁倒在草地上。

风.水

13

　　一个助手朝特丽莎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条深蓝色的眼罩。
　　她意识到对方是来蒙眼睛的，摇摇头说：“不用：我要看。”
　　但这不是她拒绝蒙眼的真正理由。她不是那种英维气质的人，决心盯得射手们甘拜下风。她只是想推迟死的来临。一旦蒙上眼睛，她就踏进死亡的大门不可能返回了。
　　那人没有逼她，只是扶住她的手臂。他们走到开阔的草地时，特丽莎无法选出一棵树。没人催促她，但她知道自己最终也无法逃脱。她看见前面有棵开着花的栗树，走了过去，在它前面停下来。靠着树干向上看去，看见了太阳下灿烂的叶片，还听到了这座城市的声音，柔和而甜美，象远处演奏着的万把提琴。
　　那人举起了枪。特丽莎感到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了，虚弱使她绝望，一种根本无法排拒的绝望。“但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说。
　　对方立刻把枪放下，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
　　他说得很和善，象在对特丽莎道歉，他们不能射杀一个自己没有选择死亡的人。他的和善震荡着特丽莎的心弦，她转身把脸紧贴着树干，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14

　　她哭得全身都在颤抖，紧紧抱着那棵树，好象不是一颗树，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一位她不曾认识的祖父，一位老祖父，一位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个满头自发的老爷爷从时间的深处走来，把树皮一般粗糙的脸交给她。
　　她转过头来。这时那三个人已走得远远的了，就象高尔夫球手走过一片翠绿，拿枪的人象是握着一根球棒。
　　走下佩特林山，她老忘不了那个要开枪杀她但最终没那样做的人。呵，她多么想念他！毕竟还有人能够帮助她！托马斯不能够，托马斯在送她走向死亡。别的人来帮助她了！
　　她越走近城市，就越想念那个拿枪的人，越怕托马斯。他绝不会原谅她的自食其言，绝不会原谅她的儒弱和她的反叛！她回到他们住的街上，知道一两分钟以后就要看见他了。她如此害怕见他以至胃又隐隐闹腾起来了，她想自己是要病了。

15

　　工程师开始劝诱她去他的住宅，前两次邀请她一一回绝，第三次却答应了。象往常一样站在厨房里吃了午饭，她便出发，这时还不到两点。
　　快到他的房子时，她感到自己的腿自然放慢了脚步。
　　她突然想起，事实上是托马斯把她送到这里来的。难道不是他反复地对她说爱情与性交毫无共同之处吗？好吧，她只是实践一下他的话，证实一下他的话而已。她差不多能听到他在说：“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留心了一切。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是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托马斯的指示。
　　她不会在那里呆很久，不超过喝杯咖啡的时间；仅仅是去体验一下涉足不忠的边缘是什么滋味。她把自己的身体推向那个边缘，让它在那里如同标桩立一会儿，然后，当工程师企图拥抱她时，她就会象对佩特林山上的拿枪人那样，说：“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于是，那人会放下枪，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不能这么做。我没有权利。”
　　而她，将转身把脸紧贴着树干突然放声大哭。

16

　　这座房子于本世纪初建在布拉格的工人区。她进了一间白粉墙脏兮兮的厅屋，爬了一截带铁栏杆的破旧石梯，往左转，第二个门，没有门牌也没有门铃。她敲了敲门。
　　他开了门。
　　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前面五六英尺的地方挂了一个帘子，形成了一间临时的小客厅。有桌子、电炉和一个冰箱。走到帘子那边，她看见窄长的空间尽头是一个长方形的窗子，窗子一边码着书，另一边放着一张小床和一把椅子。
　　“我这里非常简陋，”工程师说，“但愿你不要扫兴。”
　　“不，一点儿也不。”特丽莎看了看几乎遮去一面墙的书架。他没有书桌，只有数以百计的书。她喜欢看书，从小就把书视为友谊默契的象征，一个有这种图书馆的人是不可能伤害她的，折磨她的惶恐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问她想喝点什么，酒吗？
　　不，不，不要酒。只要点咖啡。
　　他在帘子后面消失了。她继续打量书架，一眼就看到了一本书，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译本。在这里找到了它是太奇怪了！几年前，托马斯把这本书给她，她读过之后，他继续一读再读。他给一家报纸送去对这本书的读后感，这篇文章把他们的生活搞得翻天覆地。可现在，看着这书脊似乎也是她的一种安慰。她觉得似乎是托马斯有意留下这一丝痕迹，一点信息：她在这里出现都是他安排的。她从书架上取出书，打开来，等高个头工程师进房来，就可以问问他为什么有这本书，读过没有，对此书有什么看法。她可以设法将这场谈话从一个陌生人房子里的危险话题，引向熟悉的托马斯思维领域。
　　她感到一只手搭在她肩上。那人从她手里拿走了书，不吭一声地放回书架，把她带到床边。
　　她再次回想起在佩特林死刑中说过的那句话，大声说：“这可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她相信这神奇的符咒会立即改变局势，可是在这间屋里，它失去了魔力。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它更坚定了那男人的决心：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太奇怪了，手的接触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丝惶恐。她意识到工程师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体，她自己（即她的灵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体，仅仅是身体，是背叛了她的身体，是被她送人世界与其它身体并存的身体。

风.水

17

　　他解开她的第一颗衬衣纽扣，暗示她自己继续下去。她没有服从。她把自己的身体送入了那个世界，但拒绝对它负任何责任。她既不反抗也不协助他，于是灵魂宣布它不能宽恕这一切但决意保持中立。
　　他脱她的衣服时，她几乎一动不动。他吻她时，她的嘴唇没有反应。她突然感到自己的下身开始潮润起来，她害怕了。
　　她兴奋地反抗自己的意志，并感到兴奋因此而更加强烈。换句话说，她的灵魂尽管是偷偷地但的确宽恕了这些举动。她还知道，如果这种兴奋继续下去，灵魂的赞许将保持缄默。一旦它大声叫好，就会积极参加爱的行动，那么兴奋感反而会减退。所以，使灵魂如此兴奋的东西是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行动反抗灵魂的意志。灵魂在看着背叛灵魂的肉体。
　　他已经脱了她的短裤，让她完全光着身子了。她的灵魂看到了她赤裸的身体在一个陌生人的臂膀之中，如同在近距离观察火星时一样感到如此难以置信。这种难以置信，是因为灵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恋惊奇的目光来触抚肉体：肉体那种无与伦比、不可仿制、独一无二的特质突然展现出来。这不是那种最为普遍平凡的肉体（如同灵魂以前认为的那样），是最为杰出非凡的肉体。灵魂无法使自己的眼睛离开那身体的胎记，圆圆的、棕色的、在须毛三角区上方的黑痣。它把那颗黑痣当作自己的印记，曾被刻入肉体的神圣印戳。而现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殖器正朝它逼近褒渎着它。
　　她盯着工程师的脸，意识到她决不会允许自己的肉体——灵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由一个她一无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来拥抱，不允许自己的肉体从中取乐。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陌生人脸上吐去。他正热切地看着她，注意到了她的愤怒，加快了在她肉体上的动作。特丽莎感到高潮正在远远到来，她大叫大喊以作反抗：“不，不，不！”但反抗也好，压抑也好，不允许发泄也好，一种狂迷久久地在她肉体里回荡，在她血管里流淌，如同一剂吗啡。她狠狠地捶打他的手臂，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朝他脸上吐口水。

18

　　现代抽水马桶从地上升起，象一朵朵洁白的水白合。建筑师尽其所能使人的身体忘记自己的微不足道，使人不去在意自己肠中的废物，让水箱里的水将其冲入地下水道。尽管废水管道的触须已深入我们的房屋，但它们小心翼翼避开了人们的视线。于是，我们很高兴自己对这些看不见的大粪的威尼斯水城一无所知，这大粪的水城就在我们的浴室、卧室、舞厅，甚至国会大厦的底下。
　　这间处于布拉格郊区的老式工人住宅，浴室没有那么虚伪：地面铺着灰砖，地面拱出来的便池是敞露的，蹲式的，可怜巴巴。一点不象白色的水百合；就象它本身：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它连一个木垫座都没有，特丽莎只好蹭栖在冰冷的搪瓷沿上。
　　她蹲坐在厕所里，突然想要大便，实际上是想尝尝极端羞辱的滋味，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全面纯粹的肉体，一个她母亲以前老说的除了吃喝拉撤就别无益处的肉体。她大便了，一种极大的悲伤和孤独征服了她，再没有什么比她裸身蹲在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上更可悲的了。
　　她的灵魂已失了旁观音的好奇，怨恨，以及自豪，又退入深深的体内，直到最深处的内脏，渴望某人去唤它出来。

19

　　她站了起来，冲了便池，走进小客厅。灵魂在她裸露的、被抛弃了的肉体中哆嗦颤抖。肛门上一直还有刚才用手纸揩擦的感觉。
　　将来不可忘怀的事出现了：她猛地感到—种要奔向他的欲望，想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言语。如果他送来温和而低沉的声音，她的灵魂将鼓足勇气升出体外，她将大哭一场，将象梦中抱着那栗树的粗树干一样去抱着他。
　　她站在小客厅里，极力抑制自己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的欲望。她知道，如果抑制不住的话，将有灾难性的后果。她会爱上他的。
　　正在这时，他在里屋里叫她。她听到了那声音本身（已从工程师的高大个头中分离出来），声音使她惊讶：又尖细又单薄，她怎么这么久一直没注意到呢？
　　也许正是对这种令人不快的声音的惊讶，把她从欲念中救了出来。她进去，从地上拾起衣服，穿上，走了。

20

　　她买了东西往回走。卡列宁象通常那样嘴里叼着面包圈。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结了薄薄的冰。他们经过一片居民新开发区，那里有房客们在楼房之间种上的花卉和蔬菜。卡列宁突然站着不动了，眼睛盯着什么东西。她仔细看了看，还和原来一样，什么也没看见。卡列宁拉了一下绳子，带着她走过去。直到这时，她才发现一个黑色的鸟头和一张乌鸦的大嘴，埋在荒芜而冰凉的泥土里。身子不见后剩下的鸟头缓慢移动，鸟嘴间或嘶哑地发出喳喳叫喊。
　　特丽莎发现卡列宁兴奋得把面包圈都丢了，便把他系在一棵树上，以防他伤害那乌鸦。随后，她跪下来，想挖出乌鸦周围活活埋着它的泥土。这并不容易，她的一片指甲给挖裂了，流了血。
　　突然，一块石头落在附近。她转过身来，看见两个十来岁大小的男孩，从墙背后朝这边偷看。她站了起来。他们看见她有所行动，又看见树旁的狗，便跑开去。
　　她再次跪下来，扒开了泥土，终于把乌鸦成功地救出了坟墓。但乌鸦跛了，不能走也不能飞。她取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红围巾将它包起来，用左手把它搂在怀里，再用右手帮卡列宁解开系在树上的皮带。她使了全身力气才使他安安分分地跟她走。
　　没有空手来掏钥匙，她按了按门铃，让托马斯把门打开。她把狗的皮带交给他并嘱咐：“管住他！”然后把乌鸦带到浴室，把它放在地面与水盆之间。它只是轻轻拍了拍翅膀，没有更多的动作。洗过它的水成了黄浆。特丽莎用破布给它铺了个床，使它不沾染砖块的凉气。鸟儿一次次无望地扑动受伤的翅膀，翘翘嘴，象是在责备。

21

　　她呆呆地坐在浴盆沿上，眼睛老盯着这只正在死去的乌鸦。她看出它的孤独与凄凉也是自己命运的反照，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除了托马斯，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留下。
　　她与工程师的冒险告诉了她什么？轻浮的性爱与爱情毫不相关吗？那是一种无所负担的轻松吗？她现在已经平静多了吗？
　　一点也没有。
　　她老是想象着以下的情景：她从厕所出来，赤裸的和被摈弃的肉体在小客厅里。被惊吓的灵魂在颤抖，埋葬于体内深处。如果那一刻，内屋里的男人呼唤她的灵魂，她会大哭着扑进他的怀抱。
　　她设想，如果站在那屋子里的女人是托马斯的一个情人，而那男人是托马斯，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他所要做的只是说一个宇，仅仅一个宇，那姑娘就会抱着他哭起来。
　　特丽莎知道爱情产生的一瞬间将会发生什么：女人无力抗拒任何呼唤着她受惊灵魂的声音，而男人则无力阻挡任何灵魂正在响应呼唤的女人。托马斯抵制不住爱情的诱惑，而特丽莎每一个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他担忧。
　　她还有什么储存的武器可以使用呢？没有，她只有忠诚。从一开始，从第一天起，她似乎就明白自己没有别的可以给予，唯有一片忠诚可以奉献。他们的爱是一个不对称的畸形建筑：支撑着建筑的是她绝对可靠的忠诚，象一座大厦只有一根柱子支撑。
　　没多久，乌鸦不再扇动它的翅膀。一条血肉模糊的断腿抽搐了一下，再也没有动静。特丽莎不愿意离弃它，她会象看护一个行将死去的妹妹一样照顾它的。最后，她进厨房去找一口吃的。
　　她回来时，乌鸦已经死了。

22

　　她爱情生活的第一个年头里，特丽莎在交合时叫出声来。尖叫，如我前面所述，尖叫是为了使自己对一切情景耳聋目盲。随着时间推移，她叫得少些了，但她的灵魂仍然被爱情所蒙惑，什么也看不见。同工程师没有爱的交合，终于恢复了她灵魂的视觉。
　　她再去蒸汽浴室时，又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重温在工程师家里做爱的情景。她没有记住她的情人，事实上，她简直很难去描绘他，甚至当初就根本没有注意他裸体时是什么样子。她能记得（她现在在镜子里所观察的，能引起她回想的）的是自己的肉体：她的须毛三角区以及上方的那颗圆痣。她在那以前一直认为这是最平凡不过的斑点，眼下却为之着迷。她渴望再看到它，再看到它，看它与陌生的生殖器那么难以置信地亲近。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下：她并不想去看男人其他的器官，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私处与陌生生殖器的亲近。她不想看情人的肉体，希望看自己的肉体，看看这个新发现的肉体，自藏自珍的肉体，有别有异于所有他人的肉体，无比亢奋的肉体。
　　看着自己在淋浴水珠冲刷下的身子，她想象那工程师又到酒吧去了。哦，她多么希望他来，希望他邀请她回去！哦，她多么渴望！

风.水

23

　　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师的出现，害怕自己没有力量说一个不字。几天过去了，害怕他来的担忧逐渐变成了害怕他不来的恐惧。
　　一个月以后，工程师仍然音信全无。特丽莎觉得有点费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渐消退，变成了一个恼人的疑问：他为什么不来？
　　这天她正在侍候顾客，朝那个曾经攻击她卖酒给孩子喝的秃头走去。他正在大声讲一个肮脏的笑话。笑话是老调重弹，她从前在小城里端啤酒时就从醉鬼们那里听过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亲的世界在闯入她的生活，于是粗鲁地打断了秃头。
　　“不要你指手划脚，”那男人怒气冲冲，“我们还让你呆在这酒吧店里，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们？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就是我们，”那人举起手里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愿你这样的人对我顶撞，明白吗？哦，顺便说吧，”他指着特丽莎脖子上一串廉价的珍珠项链，“这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能说是你丈夫给的吧？一个擦窗户的！他送不起这样的礼物！是你的顾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来回报他们？”
　　“马上闭嘴！”她叫道。
　　“别忘了，Mai-Yin也是犯法的。”他继续说，企图抓住那项链。
　　卡列宁突然跳出来，把前爪搭在酒柜上，开始叫起来。

24

　　大使说：“他是个秘密警察。”
　　“那他为什么这样公开？一个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么好处呢？”
　　大使盘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学练瑜珈功。肯尼迪从墙上的相片框子里朝他微笑，使他的话有一种特殊的威严。
　　“秘密警察有几种职能，亲爱的，”他开始用长辈人的语气说，“第一种是旧式的，他们只是听听人们说些什么，向上司汇报。”“第二种职能就是威吓人。他们要人们明氏我们都在他们的股掌之中，要让我们害怕。你那秃头朋友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职能就是制造假象来损害我们的名声。几天前，他们试图指控我们阴谋颠覆国家，当然这只会使我们增加声望。现在，他们往我们口袋里塞麻醉毒品，声称我们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他们总能找到什么姑娘跟在后面。”
　　特丽莎立即联想起那个工程师，他为什么再不来了？
　　“他们需要设陷断，”大使继续说，“强迫人们与他们合作，给另一些人设陷阱。这样，他们就能慢慢地把整个民族变成一个纯粹的告密者组织。”
　　特丽莎此刻只想到一件事：工程师有可能是警察局派来的。那么，把自己灌醉又宣称他爱她的那个少年又是谁？正是因为他，秃头特务才攻击她，工程师才为她辩护。那么，这三个人都在预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软化她，使她上钩！
　　她怎么能没想到这一点呢？那住宅是那么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个穿着华贵的工程师怎么会住在一个那样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师吗？如果是，他怎么可以在午后两点的时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师读索福克勒斯的书？不！那不是工程师的图书馆！那地方总的来看更象是某个穷知识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进监狱以后没收来的。十岁那年，她父亲被抓进了监狱，国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父亲所有的书，谁知道那房子后来作什么用了？
　　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不再来了：他完成了使命。什么使命呢？秘密特务喝醉时已经粗心地泄露出来了：“别忘了，Mai-Yin也是犯法的。”现在，自称工程师的人可以证实她跟他睡了觉，还向他勒索了钱！他们将威胁她，将她的丑闻公之于众，除非她同意向他们报告在酒吧里喝酒人的情况。
　　“别着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听起来没有什么危险。”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异样的声音说。然后带着卡列宁，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

25

　　人们通常从灾难中逃向未来，用一条拟想的线截断时间的轨道，眼下的灾难在线的那一边将不复存在。但特丽莎在自己的未来里还看不到这样的线。只有往回看才能给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们坐上车，远离布拉格的束缚。
　　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卡列宁坐在后面，偶尔伸过头舔舔他们的耳朵。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一个以矿泉水出名的小镇上。六年前他们在这里住过几天。他们想在这里过夜。
　　他们开进广场，下了车，面对曾经住过的旅馆站着。这里没有什么变化，一棵老椴树还象以前一样挺立在旅馆前面。一座古老的木制柱廊往左边转去，最高处止于溪流之中。溪流把带有疗效的泉水溅落在大理石的盆内。人们都纷纷探身弯腰，手里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马斯再看那旅馆时，发现事实上有些东西还是变了。原来称为格兰特的旅馆现在更名为“贝加尔”。他看了看大楼转弯处的街名牌：莫斯科广场。随后，他们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没套皮带的卡列宁紧随其后），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罗斯托夫街，诺沃西比斯克街，基辅街，熬德萨街；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柯萨科夫疗养院；还有苏沃洛夫旅馆，高尔基剧院，普西金酒吧。所有这一些名字都来自俄国的地理和俄国的历史。
　　特丽莎突然记起俄国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俄国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
　　现在看来，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小矿泉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特丽莎寻找着的往昔已被人没收。他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

26

　　他们默默地走回汽车。她想着一切人与一切事看来都伪装起来了。一个古老的捷克城镇竞被众多俄国名字淹没。拍摄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竞无意中为秘密警察效劳。送她去死的人脸上戴的面具竞象托马斯。一个特务扮演着工程师而一个工程师竞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还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义的书，原来也只不过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赝品。
　　想到她在那里拿着那本书，她心里突然一亮，两颊都红了。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工程师说他去取咖啡，她走向书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随后工程师回来了，可没有什么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场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甚至三分钟。那么他在那间小客厅里磨磨蹭蹭干了些什么？他上厕所了？她竭力回忆当时是否到了关门声或冲水声。没有，她肯定没有听到水声，要不然她会记得的。而且她几乎能肯定那门已经关了。那么他在那间客厅里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让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师以外的更多确切铁证。在他不见了的那一段长长而可疑的时间内，他只可能是去那间屋里安放电影摄影机；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个带有照相机的入放进来，让他从帘子后面给他们拍照。
　　仅仅几周前，她还嘲笑普罗恰兹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营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么她自己呢？她天真过分，以为自己从母亲屋顶下逃脱出容，已成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亲的屋顶延展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特丽莎永远也逃脱不了她。
　　他们走下花草镶嵌的台阶，折回广场。托马斯问：“怎么啦？”
　　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便听到有人跟托马斯打招呼。

27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饱经风霜的男人，一位农场工。托马斯曾经给他动过手术。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矿泉来疗养。他邀请托马斯与特丽莎去与他喝一杯。考虑到法令不允许狗进入公共场所，特丽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车。她转来时，那人已在附近一个酒吧找了张桌子，正在说：“我们的生活平平静静的，两年前他们甚至还选我当了集体农庄主席呢。”
　　“恭喜你。”托马斯说。
　　“你知道怎么着，人们死活都要往城里搬。头儿们，当然喜欢有人愿意留下。他们不可能开除我们。”
　　“这是我们向往的。”特丽莎说
　　“姑娘，你会闷得哭鼻子的。那里没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没有。”
　　特丽莎注视着农场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觉得他非常和善可亲。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有人和善可亲！她眼前浮现出一片乡村生活的幻景：有钟楼的村庄，田野，树林，顺着沟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着绿色帽子的猎手。她从未到农村住过，对乡下的想象都是听说来的，或许是从书中读到的，还或许是无意识地从古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些幻景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旧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那人指着脖子后面脑神经与脊髓相连的部分：“这儿还是经常痛。”
　　他仍然坐着，托马斯摸了摸那儿，简单地给这位从前的病人检查了一遍：“我再没权利开处方了。不过，去告诉现在给你看病的医生，就说你跟我谈过了，我建议你用这个药。”他从皮包里的便笺本上撕下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了那种药的药名。

28

　　他们动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丽莎郁郁沉思着工程师怀里的她那张裸体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张照片确实存在，托马斯也永远不会看见的。它对他们仅有的价值无非是讹诈她的资本。他们把它寄给托马斯的话，这一价值就随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们会决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们也许仅仅为了开个玩笑，把它用个信封寄给托马斯。
　　托马斯收到这样一张照片又会怎么样？会把她赶走吗？也许不会，很可能不会的。但他们那易垮的爱情大厦必然会摇摇欲坠，因为大厦只有她忠诚的柱子作为唯一支撑，因为爱就象众多帝权：一旦他们建立的信念崩溃了，自己也就随之消亡。
　　现在，幻景又出现在她眼前：一只沿着沟渠奔跑的兔子，一个戴绿色帽子的猎手，以及乡村教堂的钟楼，高高地升起在树林之上。
　　她想告诉托马斯，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想告诉他，他们应该搬到乡下去，那是挽救他们的唯一出路。
　　她转向他，但托马斯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为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验了从佩特林山上下来时的感觉，胃在收缩，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带枪人用眼罩蒙任她的双眼，让她靠在那棵栗树的树干上。她想死。

29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停地流淌，纷坛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会被人忘却，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凭栏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

风.水

五、轻与重

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做爱。就在那一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

2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KP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KP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KP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3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马斯显得很不高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托马斯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道，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宇。”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马斯把这事搁下来了。

风.水

4

　　人们公认托马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马斯接手。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马斯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尽管他从未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正直，但他们已准备打赌，宁可相信他的不诚实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纷纷作出反应。我得把这些反应归结为基本两大类：
　　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一直被迫与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或者正打算这么做（当然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这样）。
　　这些人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见过：一种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一种类乎友爱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滋生了。
　　又因为托马斯从没有过遵奉于人的名声，他们于是笑得更加自鸣得意。关于他接受主治医生建议的假想，已经进一步证实懦弱这东西正在缓慢地但是必然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而且会很快扭转人们现在对懦弱的看法。他从没与这些人交过朋友。他沮丧地意识到，如果真的照主治医生说的去作一个声明，他们就会开始请他去参加众多晚会，他就不得不与之为伍。
　　第二种类型的反应来自那些受过迫害的人（他们自己或者亲友）。他们曾经拒绝与占领当局握手言欢，或者确信自己将来也不会妥协（签发一个声明），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比方说，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不必对他们认真对待。）
　　S医生就属于后一类型，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年轻内科医生。一天，他问托马斯：“喂，你给他们写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托马斯反问他。
　　“怎么啦，你的收回声明啊。”他语气中没有恶意，甚至笑了，一种从厚厚的笑容标本集里挑出来的微笑；有精神优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
　　“告诉我，我收回观点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托马斯问，“你读过吗？”
　　“没有。”S说。
　　“那你还罗嗦什么？”
　　还是沾沾自喜，还是微笑，S回答：“瞧，我们知道这事怎么处置。你给主治医生或某个部长或者某个人写封信，表说你收回前言，他将答应不泄漏出去，不羞辱作者。是不是这样？”
　　托马斯耸耸肩，让S继续说下去。
　　“可是，即使那个声明已经安全归档，作者也知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将其公之于众的。于是，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毫异议。只要他一露头，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臭名远扬。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了。”
　　“是呵，真是个好办法，”托马斯说，“但麻烦你告诉我，是谁对你说我同意写那玩意儿？”
　　S耸耸肩，脸上始终带着笑。
　　托马斯突然捕捉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托马斯受不了这些笑。他认为自己处处都看见这种笑，连街上陌生人的脸上也莫不如此。他开始失眠。事情能这样吗？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吗？不，他对他们没好话可说，自己居然让他们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实在使他气愤。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这么不在乎别人的人怎么会这样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也许，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人的不信任感（他怀疑那些人有权决定他的命运和对他给予评判），在他选择职业时起了作用。眼下的职业使他可以回避公开露面。比方说，一个选择政治家职业的人，当然会乐意去当众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怀着幼稚的自信，以为如此会获得民众的欢心。如果群众表示了不赞同，那只会刺激他继续干下去力争做得更多更好。同样，托马斯也受到刺激，不过他的刺激来自疾病的诊断难点。
　　一个医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员，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医生所评价，就是说，是一种关上门后个人对个人的评价。面对那些品评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们，为自己解释或者辩护。现在，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惊奇，对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字。
　　主治医生异乎寻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说他对托马斯的决定早有预料。
　　“即使没有那个声明，也许您也能有办法留我继续工作吧。”托马斯竭力暗示对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辞职来威胁当局。
　　但他的同事做梦也没想到要用辞职来吓唬谁。不久（主治医生比前次更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几天来他的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被迫离开了医院。

5

　　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尽了。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诊室里总是挤成一团糟，他对付每一个病人还不要五分钟，无非是告诉他们吃多少阿斯匹林，给他们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一天，门诊时间完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男人拜访了他，那人举止的庄重增添了几分高贵气。他自我介绍，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想邀请托马斯到马路那边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马斯表示拒绝：“我还得开车回家，他们发现我喝了酒，会没收我的执照。”内务部的人笑着说：“真要碰上什么事，给他们看看这个就行了。”他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显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还有部里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大谈特谈他如何钦佩托马斯，大谈特谈整个部里的人如何难过，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医生竞在一所偏远的小诊所里分发阿斯匹林。他让托马斯懂得，虽然他不能出来说话，警察是不同意采用这么严厉的措施，把专家们从自己的岗位上赶走的。
　　从来没有谁想到过要表扬托马斯，于是他非常仔细地听这位胖官员的讲话，对那人在医学方面的知识精确和细节熟悉感到惊讶。当我们面对奉承时，是多么没有防备啊！托马斯无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员的话当成一回事。
　　这不只是出于虚荣，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缺乏经验。当你对面坐着一个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礼貌的人时，你要提醒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实话，没有一句出自真诚，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经常地、完备地、毫不犹豫地），需要有极大的努力和适当的训练——换句话说，要常常经受警察的盘问。而托马斯缺乏这种训练。
　　部里来的人继续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象责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稍停了一下，部里来的人用悲哀的语调说：“那么告诉我，大夫，你真的认为KP员应该挖掉自己
　　的眼睛吗？你，一位给那么多人赐予过健康的人，会这么认为吗？”
　　“太荒谬了！”托马斯自卫地吼道，“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
　　“我读过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听起来似乎非常难受。
　　“我写了KP员应该把眼睛挖去么？”
　　“人人都是这么理解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变得越来越悲哀。
　　“你去读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写的那样。你不会谈到它的，登出来的文章被删掉了一些。”
　　“是吗？”部里来的人警觉起来，“你是说他们不是按你写的那样发表的吗？”
　　“他们删节了。”
　　“很多吗？”
　　“大约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看来真的吃了一惊：“他们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
　　托马斯耸了耸肩。
　　“你应该抗议！他们责无旁贷地应该迅速刊登原稿。”
　　“俄国人来以前，我还有闲工夫想想这事，那以后，我还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总不愿意人们认为你，一个医生，要剥夺人看东西的权利吧！”
　　“你想想，你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报纸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国使馆的人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6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