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与君士坦丁大帝和尼西亚公会相关的主要论点：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
“公元325年，他决定把罗马帝国统合在一个宗教派下。这就是基督教。”（P?郾215）
“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著名的‘基督教会议’，就是一般所说的尼西亚（公）会议……直到那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P?郾216）
“我们所说的只是君士坦丁通过利用耶稣的重大影响和尊贵的地位从中谋利，而由此他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P?郾217）
所有这些断言，还有许多同一类型的东西，同时含有部分实情和许多粗鄙的错误。在涉及基督教《圣经》的正典编纂和神圣女性的体系化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还原君士坦丁大帝、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召开尼西亚公会这些问题的本来面目吧。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公元306年，在父亲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死后（ConstanceChliro），二十六岁的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皇帝。他当时只统治着高卢和布列塔尼。君士坦丁与李锡尼①（Licinius）结盟后于公元312年在罗马附近的卡尔维亚桥打败马克森提（Maxence），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主宰。李锡尼和君士坦丁都是信奉太阳神的“异教”徒；但是，为了让帝国得到安宁，同时也意识到基督教的重要性，他们决定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公元260年加列努斯②（Gallien）的执政开始了宽容时期，帝国曾有过一段宗教上的安宁。但是，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③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
君士坦丁与加列努斯有关基督教的第一个主要协定是公元313年宣布的米兰敕令，它在历史上向来被当作宗教宽容的一个范例，其主要内容如下：“君士坦丁和加列努斯聚首米兰处理涉及帝国利益与安全之事，我们认为，其中最利于臣民者莫过于首先制定崇拜上帝的方式。我们最终同意让基督徒及所有其他的人自由遵行自己最喜欢的信仰，以便在天之神能够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疆土上生活的所有人。”
君士坦丁是基督徒吗？据传说他在公元312年卡尔维亚桥胜利后皈依了基督教。实际上，他是在公元337年临终时接受的洗礼。确实，个人的信念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中一直难以融合。他不是一个幼稚的人；许多违抗他的人都丢掉了性命，也包括他的家人（他杀了他的妻子福斯塔和长子克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的一直支持基督教相反，统治着东部帝国的加列努斯在与君士坦丁产生隔阂后，加大了反对这一教派的措施。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出兵攻打加列努斯，杀死他后统一了帝国。公元330年，他把希腊城市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基督教建筑，他出资兴建罗马的拉特兰和圣彼得教堂、耶路撒冷的圣绪尔圣墓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和圣索菲亚教堂……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宽容表现为一种主动照顾的方式。它主要体现在财政措施上。他还承认了主教的一种特殊司法权，同时又密切控制着他们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保留了最高祭司长（pontifexmaximus）的传统头衔，他仍是所有异教徒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继任者将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公元382年。
就像《达·芬奇密码》所认定的那样，君士坦丁于公元321年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礼拜日的休息制度。这无疑是有利于基督徒的措施，他们习惯在这一天聚到一起庆祝基督的复活，而这项措施也得到异教徒的欢迎，特别是密特拉神①（Mithra）的崇拜者，他们把这一天当作“太阳日”。
是不是像《达·芬奇密码》所肯定的那样，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呢？错了。那是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他于公元379年至公元395年间统治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死后约五十年）。狄奥多西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帝国惟一认可的宗教。公元391年，帝国公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在罗马从事所有异教祭拜活动，从以“无辜的牺牲”（动物）献祭到去宗教场所均在禁止之列。一项敕令将这些措施推广到埃及，在那儿引起异教徒和越来越确信即将要战胜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之间的众多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充满血腥暴力，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一年后的公元392年，第二道敕令将这些禁令扩大到整个帝国。自此，即使在家中私下祭拜偶像也属非法行为，可以被课以高额罚金和没收财产：“任何焚香的住宅将收归国有。” 尼西亚公会
让我们回到六十年前，接着说君士坦丁。他于公元325年召集了尼西亚公会，但是此次会议与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形成没有关系。即便是处理了教会的组织和纪律的问题，那也属于在4世纪分裂基督教的教理上重大冲突的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一神教的最核心的问题：惟一的上帝怎么可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呢？尼西亚公会因此成为构成基督教的上帝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步。
再就是阿里乌教派的问题。亚历山大的教士阿里乌（256—336）的学说是导致召开尼西亚公会的危机的根源。最出色的古代基督教历史学家米歇尔·梅斯兰（MichelMeslin）在《宗教百科全书》中解释说：“对阿里乌来说，三位一体中的神既不能相等，也不能被混淆。神性的绝对标志是非创造的，也是非生殖的。可是，只有圣父符合这个定义。圣子因此不能是同样完满的上帝，因为他是圣父生的，是次上帝。他的座次位于最卓越的上帝和造物之间。这样，阿里乌走到了一种严格、绝对的一神论学说……”尽管受到亚历山大教会的谴责，阿里乌的观点还是拥有不少的支持者，也包括帝国中各个基督教团体的主教。
出于对平息不断恶化的冲突的关注和对于主教们要求他解决矛盾的期待的满足，君士坦丁在尼西亚的皇宫召开了第一次“普世的主教会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涉及全球的教会。约有三百名主教参加了会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种信条，即“尼西亚信经”，基督教信经的第一个表达方式是确认基督“与圣父的本质相同”，他与圣父是“同质的”。
君士坦丁放逐了阿里乌。但不管怎样，阿里乌教义仍在帝国中发展，并带来了冲突和动乱。为了平定人心，皇帝试图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以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ed′Alexandrie）为首的新三位一体信条的捍卫者们不同意对尼西亚通过的信条做任何改动。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皇帝被主教们的不妥协激怒了，他为阿里乌平了反，却将亚大纳西流放！君士坦丁于公元337年逝世，临终前他受了洗——接受了阿里乌的教义。
君士坦丁死后，阿里乌危机并没有平息。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中，统治西帝国的儿子打出了尼西亚会议的招牌，但统治东帝国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却是阿里乌派！最后君士坦提乌斯占了上风，并试图在全帝国确立阿里乌派信仰。反对阿里乌派的主教们被流放。论战在继续，一些人甚至宣布圣子完全不同于圣父，这更增加了混乱。直到公元381年，狄奥多西召集了君士坦丁堡公会（第二次普世的主教会议），才彻底解决了阿里乌教义危机。这次会议多亏了巴西勒（Basile）的神学思考——他是凯撒雷（Césarée）的主教，公元379年逝世——统一了上帝的单一性和圣父、圣子、圣灵的区别：提出了三位一体的信念。在君士坦丁堡确定的信条得到重申并明确了尼西亚信经，同时会议不顾一些人反对，确认了圣灵的神性。这个基督教的信条（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至今没有改变，并适用于所有的基督教教会。但此时，阿里乌教派继续在帝国之外，特别是在日耳曼民族（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中间发展。阿里乌派的传教士仍在传教。阿里乌教派的真正消亡是在西班牙西哥特国王雷卡雷一世（Recarède）于公元589年改宗之后。 伪经和基督教《圣经》的正典
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并出资编辑写了一部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基督个性特征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一番。早期的福音书被查禁烧掉了……非常有趣的是，所有选择尊崇被禁的福音书，而不看君士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被称为异教徒。”（P?郾217）
这些说法不符合史实。君士坦丁从不曾编纂一部正式的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创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制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2世纪到4世纪，因此是在君士坦丁之前和之后，而且它并没有依靠一个毫无争议的中央政权，就像梵蒂冈转化为罗马天主教教会一样。
以下是创立基督教《圣经》的几个主要阶段。
——查士丁①（Justin）在公元150年左右在罗马写道：人们在那里阅读《使徒回忆录》。我们知道，在2世纪，流传着很多讲述耶稣的事迹、行为和言论的文章，以及假托使徒的书信和启示录。尚没有任何组织确定这些文章是真还是假。
——第一位编辑严谨的基督教经文选本的是马克西孩冢∕arcion）。他排除了基督教中的犹太习俗，希望把基督的启示精华集中到《路加福音》和几篇保罗书信里。他的想法后来被认为是异端。但据历史学家们说，这肯定有利于推进在流行的记叙中进行挑选的活动。
——穆拉托里（Muratori）残片。名字来自米兰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1740年发现了这些属于8世纪的文献。文献参考了公元154年死于罗马的主教庇护（Pie）的意见，尤其确认了当时存在马可、路加、马太和约翰这四部福音书，和冠以路加名字的《使徒行传》以及保罗的十三篇使徒书。穆拉托里残片还提出了选择的标准：文章的古老（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原始材料）和与使徒有关（使徒的继承性）。
——在2世纪末，里昂的主教依纳爵（Irénée）列出了四福音的一份清单（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按照他的看法，这个单子构成了“好消息”。他也抨击了异教尤其是诺斯替教派不符合真正的基督的信仰。
——凯撒雷的犹西比乌（EusèbedeCésarée）在他的《教会史》（写于325年左右）中介绍了公元2世纪末东帝国教会中阅读的书：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和《希伯来书》、《彼得一书》和《约翰一书》，还有正典没有收录的一些作品，如《彼得启示录》、《克雷芒致科林多教会前书》（被认为是没有得到上帝“启示”的伪经，但是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在4世纪，人们感觉到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把“受到启示的”作品与未受到启示的作品区分开来。地方的各种宗教评议会都在为此努力。在这个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选择标准（古老、使徒的继承性，所宣传的信仰的真实性）之外，又增加了一条：保留基督教团体中，无论是传道还是典仪，使用最多的经文。公元360年，在拉塔基亚（Laodicée）会议上，对圣典的争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公元382年，罗马会议提出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形成了《圣经》。公元393年，在希波（Hippone）会议上重新提起了这份名单。公元397年，在迦太基会议上终于确定了这一选择，增加了《约翰启示录》，并决定除了这些“正典《圣经》外，不得以《圣经》的名目在教堂中阅读任何其他的经文”。
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一名单的制定和正典经文（接受的）和伪经（被排除的）的分类提出异议，但绝不是布朗的观点——教会在皇帝的鼓动下，很快就订立了基督教《圣经》的正典，并焚毁了所有其他的作品！《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中只有一点符合史实：一旦《圣经》确立，诺斯替派的观点就受到系统的谴责——为此也曾血流成河，例如在中世纪镇压清洁派的时候。
还要等到16世纪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基督教《圣经》正典才又重新受到审视。今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新约》和《旧约》的某些篇章的“真实性”有争议。但是在排除诺斯替派伪经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他们觉得诺斯替派伪经的历史价值大于宗教价值。 福音……源自耶稣
再说几句有关基督教《圣经》的事情。丹·布朗写道：“圣杯文献有上万页的资料……据说，那些都是原始文献——包括上万页未经修改的资料，那是由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之前写的，他们衷心地崇拜耶稣，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导师和先知。宝藏中的另一部分是传说中的‘Q’文献——那是连梵蒂冈都承认存在的手稿。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一本记录基督讲道的书，而且可能是他亲笔所写……为什么耶稣就不能有一本记载他自己布道的书呢？当时有许多人都那么做。”(P?郾238)
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一下解释。丹·布朗依其惯例，围绕着一个真实的历史素材做出许多臆想。在这里，史实就是他所说的Q原始文献，其他则是照搬了有关诺斯替伪经《多马福音》中没有根据的谣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伪经中的一些文章可能与正典福音书出自同一时代（公元1世纪末），都是根据口传教义记录并结集而成的。按照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库姆兰发现的《多马福音》无疑也属于此种情况。《多马福音》很快就被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文本，但有一种传言一直认定它包含有让教会尴尬的一些实情。
存在Q原始文件的假设出自1832年德国圣经学者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FriedrichScheiermacher）。他对被称为“对观福音”，即记述了相对应的内容的马可、路加、马太这三部福音书做了深入的比较工作。他认为，《马可福音》早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路加和马太可能使用了《马可福音》的材料，另外还使用了另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已经失传（因为有许多路加和马太共同记述的内容没有出现在马可的书中）。这个原始材料（德文为Quelle）的假设受到当代许多圣经学者的重视，但是，这仍是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设想，这个假定的文件是一本耶稣语录。《多马福音》内含一百一十四段耶稣的话，与这个假设文件形式相同。一些人就断言这是同一个文本——尽管《多马福音》完全不符合圣经学者们研究的对观福音的相应标准。
至于耶稣有可能亲自撰写了自己的教诲的观点，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它还有许多异议。天主教教会现在也承认福音书的作者有可能是假托（以权威的名字为文本署名）。这些文本反映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那些社团所承认的教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正典中收录的《使徒行传》是否完全出自保罗一人之手。基督教史学家们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深刻地影响着1世纪（包括2世纪初）的基督教徒。在这种对来世的期盼中，人们几乎不大可能在基督死后就忙着撰写他的生平和教诲。因此这是写于他生前，甚至是他亲自写的…… 反对神圣女性
丹·布朗的书中人物对君士坦丁和天主教教会的主要指责是反对神圣女性，以推行一种纯男性的宗教。这是教会排斥伪经的主要动机。他们认为，伪经揭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与耶稣的婚姻。“郇山隐修会认为，“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圣婚——巴比伦生殖神塔模斯教派的宗教仪式，即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交融视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则担心这是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就是——女人。”（P.116）
尽管论证充满了七拼八凑、似是而非和纯粹简单的臆造，但这个神圣女性和古代基督教对她压制的问题却是毫无疑问的，是丹·布朗提出的最中肯的问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崇拜伟大女神和古代异教中女性地位的历史。
从伟大的女神到男性的上帝
史前学者一致认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原始石器时代到史前巨石文化时代，欧洲人和中东人崇拜着一位极其重要的伟大女神。这位女神的母性功能有时还夹杂着一种情爱因素。在一些无可否认地属于祭祀场所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表现这位女神的石刻或者雕塑（参见让·玛卡尔《伟大女神，神话与圣殿》）。在原始社会中，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被看作是神圣的，是一个巨大的谜。这些社会大部分属于母系社会，使用月亮历法，时间更是被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
在西欧，女神崇拜大约结束于公元前数千年。当印度人从东方入侵时，他们带来了对男性的崇拜。女神崇拜逐步融入对男性神的崇拜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教（异教这个词指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巴比伦人等的古代多神教）。苏美尔神话讲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大战，早期的男性英雄为寻求封神，与女神进行斗争。为这位女神传宗接代的男情人以繁殖力强的公牛形象为象征，在每年一次的一个重要节日上与女神结合，这是仪式的核心，然后被献祭。
此后，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父系社会出现了。以惟一的父亲神形象出现的雅赫维与女神崇拜发生了冲突。雅赫维也许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位单身上帝，没有女性的对应神！随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异教受到压制，而女性的成分也逐渐退出宗教舞台。男性的圣父、神父和教皇代替了女神、女祭司和教母。在所有源自《圣经》的宗教中，都是由纯男性形象的一位神主导，男人夺取了所有宗教权力。
圣职圈外的神圣女性的回归
《达·芬奇密码》瞄准的恰恰是这个关键问题。但是，他错误地把这场变革安到了君士坦丁的头上。父系社会，还有教会对女性的歧视早在君士坦丁前很长时间就已出现（只需重读一下保罗的书信就可以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驱逐女性成分受到民众虔敬的压力，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被接受。教会最初鼓励崇拜圣母马利亚，用她逐步地取代古代的伟大女神。必须改造典范，让她脱离所有让人联想到狂欢节和神圣Mai-Yin的内容。这些充斥在各种各样的伟大女神的形象中：伊什塔尔（苏美尔）、伊希斯（埃及）、艾波娜（克尔特高卢）、巴拉（腓尼基）、阿斯塔特（迦南）、阿佛洛狄忒—维纳斯（希腊—罗马），等等。作为取代古代所有女神的圣母，圣母马利亚是淡化了的，没有性的，符合母性的角色。如果说，古代神话的原始女神是通过天、空气或火甚至是蛇而受孕的，那么，耶稣的母亲则是通过圣灵，基督教神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人物而受孕的。
被众使徒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掩藏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核心人物似乎更适合作论述男尊女卑问题的论点，而不是丹·布朗那个她与耶稣结合的论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从中世纪起就成为一个神秘的形象，一个女性的原型，它要承受对圣母马利亚的情色指向。
在大众的祈祷中（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与耶稣的母亲相关的内容），福音书中的这两个伟大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能让人忘掉在基督教和其他的一神宗教中，上帝仍然是纯男性的（教皇、立法者、上帝），而妇女仍然在总体上被排除在圣职之外。 有争议的天主事工会
我们想起丹·布朗写了为《达·芬奇密码》冠以“事实”的一篇“告读者书”。他信誓旦旦认定的有关郇山隐修会存在的那些话有多虚假，他所写的有关小说的另一个主角——天主事工会——的那几行文字就有多真实。这个天主教组织千真万确地存在。那么，小说情节中包含的这些信息又如何呢？这些信息攻击这个由神职人员和在俗教徒组成的组织，把组织的一个成员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僧侣。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组织的历史。
天主事工会，即“上帝的慈善机构”①，确实是天主教界的一个最具争议的组织。在媒体上，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宗教决策机构内部，人们常用某种名字称呼它：“神职黑手党”、“梵蒂冈的第五纵队”、“教皇的白衣卫士”、“上帝的尖兵”、天主教收复西班牙②（recoquista）的“秘密保安队”、“新十字军东征协会”、“教会中的教会”、“天主教共济会”、“基督的参谋部”。总之，让这个组织笼罩在充满邪恶气氛的挑衅和宗派主义的词汇中。但是，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它，无论人们根据它的传教使命认为它有害，还是认为它是完整保存传统主义的，是具有拯救意义的，天主事工会的确属于天主教会。被梵蒂冈正式承认的天主事工会在教会的司法和布道的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眼中，它甚至是活着的圣人。梵蒂冈内部的小道消息说：“即使天主事工会不知道下任主教的名字，下任主教也一定知道天主事工会的名字！”
善会的诞生
1928年10月2日，在参加马德里的宗教活动期间，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教士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确信接到了神的启示：他必须鼓励所有男人不离开自己的职业，不成为教徒，在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为圣徒。这就是天主事工会的核心使命：号召所有人在尘世，特别是在他的职业工作中走向圣洁。艾斯克里瓦惯于用三句话概括他的思想：“献身于工作，工作中献身，以工作献身。”对创始人和他的信徒们来说，圣洁不仅是教士和教徒们的事，也是普通人和在俗教徒的事，他们可以在“过着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时”达到圣洁。
在这个“超凡的”组织建立后不久，倾听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忏悔的神父问他：“你给这个上帝的善会起个什么名字？”上帝之事①，拉丁文为OpusDei，名字起好了。艾斯克里瓦回答说。1930年2月14日，在主持弥撒的时候，艾斯克里瓦说，上帝告诉他，天主事工会也应该针对妇女。天主事工会于是接纳了妇女，只是她们不能担任神职。
在30年代，艾斯克里瓦神父在一伙朋友的帮助下，竭尽全力地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全境建立起他的组织。事工会瞄准了大学生和大学里的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组织争取到这些精英，就让这些人将天主事工会的使命扩展到所有领域。就这样，天主事工会在全世界建立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宿舍，建立培训工人、农民的中心和专科学校（如今该组织领导着一百五十所专科培训学校，二百个大学生宿舍和五所大学）。天主事工会的第一个中心DYA科学院1933年在西班牙成立，开设法律课和建筑学课，1934年又增加了基督教培训项目。布道工作因西班牙内战在1936年中断。在战争年代中，年轻的艾斯克里瓦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天主事工会后来保留着对地下状态的某种偏好，但是，对共产主义的极端憎恨让它减少了对纳粹的恐惧，因而投向了佛朗哥主义。
1939年，神父回到马德里，出版了他的畅销书《路》，这是这个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拱顶石，该书被翻译成三十二种文字，销售了四百五十多万册。在当时超级教权主义横行的西班牙，这种强调在俗教徒作用的言论是全新的并显得过于进步。1941年，在巴塞罗那的使节驻地（DeputacióndeBarcelone），人们开始焚毁《路》。游行者在街头高喊“不要事工会”。家庭、堂区、教会分裂了。传说天主事工会的成员把自己钉上了装饰在他们驻地入口的黑色木十字架。天主事工会被当成一个异教团体，更邪恶的是，除了苦修和祈祷，它还鼓吹独身和禁欲！这是由耶稣会教徒引领的迫害事工会的时代。他们怀疑艾斯克里瓦属于共济会的一个分部。艾斯克里瓦于1941年向惩治共济会的佛朗哥法庭陈述，但是他滔滔不绝地证明了共济会并不施行禁欲！
1943年2月14日，还是在弥撒中，艾斯克里瓦“看见”可以让天主事工会的教士接受圣职授任礼的法律渠道：十字架圣职协会诞生了。这个修道会成为天主事工会针对神职人员的展示橱窗，而事工会自己则留在暗处，向知识界谨慎渗透。渐渐地，“上帝的尖兵”成功地让教会机构接纳了自己。1944年，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一组织的马德里的主教给三名天主事工会的信徒授了圣职。1947年2月24日，罗马教廷初步承认了它。天主事工会的法律地位从汇聚在俗教徒的“慈善团体”过渡到教会的初级“院外机构”。1948年，十字架罗马会成立。1950年6月16日，教皇庇护十二世最终承认了天主事工会。
为了走出1956年的经济危机，佛朗哥让加入了事工会的部长们聚集在自己身边。艾斯克里瓦尽管是反佛朗哥分子，但他听之任之。1969年，佛朗哥宣布唐胡安·德·波旁的儿子胡安·卡洛斯继承王位。胡安·卡洛斯却受一名天主事工会的家庭教师阿纳埃尔·洛佩兹·阿莫（AnaelLopezAmo）的操控。几个月后，天主事工会功成正果：在佛朗哥将军的第九届政府中，十九位部长有十二位是天主事工会成员。组织根据局势及时调整了方针。为了他们的利益，事工会的技术官僚将帮助国家走向民主进程。 世界影响
对组织来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标志是创始人将传播福音的工作推进到伊比利亚半岛和南美洲。艾斯克里瓦1975年去世时，天主事工会已拥有六万名成员。他的最早的弟子，常务秘书阿尔瓦罗·德波蒂略（AlvaradelPortillo）接替了他的职位。德波蒂略参加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工作。作为法典修订委员会的成员，他参与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1983年发布的现行法典《天主教会法典》的制定。
1982年，天主事工会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约翰·保罗二世授予它令人垂涎和量身定做的“人格高级神职团”的称号。这意味着天主事工会自此只对教皇负责，可以越过任何天主教的分级组织和机构，包括梵蒂冈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教区主教部。在实践中，天主事工会只要得到所辖教区主教的同意（总可以得到），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组织。
在任职的十九年中，阿尔瓦罗·德波蒂略将高级神职团的工作延伸到二十个新的国家。约翰·保罗二世于1991年1月6日授予他教区主教的头衔。阿尔瓦罗·德波蒂略于1994年3月20日去世。同一天，教皇到他的遗体前为他祈祷。在随后的4月20日，哈维尔·埃切瓦里亚（XavierEchevarria），天主事工会的现任高级教士继任。教皇于1995年1月6日在圣彼得大教堂授予他教区主教的头衔。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事工会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XX的族长式机构，有由教皇任命的一名终身高级教士，有由独身者（编内人员）组成的一个参谋部，有由已婚者（编外人员）组成的一支“大军”。因为，尽管组织声称是在俗的，掌握实权并占据所有领导职位的却都是教士。非圣职者占人员总数的98%，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世俗社会，但编内人员则要宣誓清贫、禁欲和服从。
如今，人们估计天主事工会有八万四千名成员（在信念相当固执的法国不到二千人），分布在九十个国家，其中的神职人员仅占2%。天主事工会在西班牙彻底恢复了名誉，并在南部取得进展。教皇保罗六世对天主事工会一直多少心存戒意，而约翰·保罗二世则毫不犹豫地让他们围在自己身边。因此，每天与教皇接触的华金·纳瓦罗巴尔斯（JoaquimNavarroValls），梵蒂冈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天主事工会的成员。1992年5月17日，在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死后仅仅十七年，履行了一个迅捷的程序后，反对者都被绕开了，约翰·保罗二世面对三十万人，在圣彼得广场为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列真福品。教皇在他的讲道中说：“以一种超凡的知觉，真福的约瑟马利亚坚持不懈地宣讲，为走向圣洁，走向传道进行普世的号召。”2002年10月6日，同一位约翰·保罗二世为约瑟马利亚封圣。这是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封圣。现在我们明白了，丹·布朗的小说针对天主事工会的批评指的是什么了。 天主事工会的成员进行苦修吗？
“他束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①扎进了肉里。然而，由于他侍奉了上帝，所以他的灵魂在心满意足地歌唱。”（P?郾9）这是《达·芬奇密码》中有关天主事工会成员阿尔比的僧侣的一段。不容置疑，事工会的灵修强调痛苦有益论，推崇永久补赎的精神。痛苦和苦修作为心灵上进的手段而被追捧。为了理解对这些教规的评价，只需看看天主事工会总部对《达·芬奇密码》所做的回答：“教会关于苦修的教诲的依据——天主事工会完全赞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出于对人类的爱，自愿地接受痛苦和死亡，以赎罪和救世。基督教徒被要求模仿耶稣的伟大的爱，并在基督的救世的痛苦中与他同聚。”事工会还提醒说，在教会的历史上，伟大的圣徒如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觭oisd′Assise）或者阿维拉的特雷萨（Theresd′Avila）都受到伟大的自我牺牲的感召，如“经常大斋，穿粗毛衬衣，穿苦修带或者甚至是承受鞭打”。
穿着苦修带这种缠在腰间、下腹、胳膊或大腿上的马鬃或金属的带子，确实是天主教会的传统所鼓励的。但是只有编内人员才被明确地要求遵行，且每天不超过两个小时。对于其他人而言，可遵行的苦修方式很多：早晨洗冷水浴，面包不涂黄油，咖啡不加糖，习惯上述方式的人则可反过来做……
天主事工会成员要立誓清贫吗？
他们必须把薪金交给组织吗？
“十年来，塞拉斯完全克制住自己的性欲，甚至连自慰也不曾有过。……宣誓要独身和放弃个人的全部财产几乎算不上什么牺牲。”（P?郾66）
的确，编内人员和被接纳者（指不过集体生活的编内人员）必须宣誓禁欲。从总体上讲，事工会远没有歌颂总是带有原罪痕迹的性生活！说到物质财产，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它鼓励信徒将薪金和私人财产交给组织。有些成员的遗嘱证明，他们的灵修导师曾对他们示意，他们死后要剥夺家庭的财产继承权，把财产交给事工会下面的某某机构。关于金钱的问题，事工会的话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鼓吹工作的圣洁价值的同时，它鼓励崇拜物质的成功，支持自由的资本主义统治。社会学家阿尔贝托·蒙卡达（AlbertoMoncada）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就是创造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他们为完美而无情的资本主义工作。”（2002年10月5、6日《解放报》）另一方面，通过让它的基督徒们宣誓清贫，组织使自己有可能得到他们的财产——为了上帝的最大的荣耀！尽管从法律上讲，天主事工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宗教组织，但它操纵着二亿二千万欧元的年度财政预算。
天主事工会在纽约的总部值四千七百万美元吗？
“默里山广场——天主事工会新的全球总部和会议中心，位于纽约市的莱克星顿大街243号。这幢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建筑价值超过了四千七百万美元。”（P?郾24）
这是真的。1998年12月11日，天主事工会在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威廉·施密特宣布，他们在美国的新总部将于2000年1月1日投入使用。位于曼哈顿莱克星顿大道243号的十七层大楼估价为四千二百万至五千四百万美元之间。天主事工会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大楼由一个特别监护组织，即国家基金中心管理。
在天主事工会中，女人和男人的地位有区别吗？
“男人从莱克星顿大街上的正门进，女人从侧面的一条街的侧门进。在这座大楼里，男人女人始终是分开的，彼此看不见也听不着。”（P?郾24）
“且不说这个教派固守着肉体惩罚的秘密仪式，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充其量也只是中世纪的……男会员在作弥撒时，女会员得被迫无偿地为他清洁住所；女人睡在硬木地板上，而男人却有一个干草床垫；女人被迫做额外的肉体惩罚——都是为了抵赎原罪。”（P?郾36）
事工会1928年刚刚创建时，组织只接纳男性。两年后，它对妇女开放，并严格地将男人和女人分开。这个教派如今依然如此，两部分人相互不认识，异性间不得有直接接触。只有担任妇女部灵修辅导员的教士可以与这些女人接触。男性部完全由编内人员组成，妇女部则有“助理编内人员”或“服务性编内人员”，她们在男性部做饭和从事所有家务。另外，组织的领导职位由教士担任，妇女不能担任事工会最重要的职务。
妇女们的证言揭示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现状。《Golias》杂志在1992年夏季出版的“天主事工会的秘密世界”专刊中报道了事工会原女成员的谈话：“我们学习在没有床垫的木板床上睡觉，代替床垫的是一床被子。男人们在真正的床上睡觉。他们告诉我们说，女人比男人更耽于肉欲。”后来，曾做了十五年编内成员的艾莱娜在2002年6月的《ElPaís》报上说：“我感觉自己因为是女人而受到了虐待，他们否认了我做人的权利。所以我退出了。”她的工作使她经常要接触男人，但是她不能与任何男人说话，除非房门开着——人家甚至不让她乘男朋友的车回家。
天主事工会强硬地招募和培训人员吗？
“教皇陛下已经对你咄咄逼人的招收教徒的政策以及肉体苦修的做法深感不安。”（P?郾394）
确实，天主事工会从一开始就有意地招募精英。优秀的大学生和社会未来的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目标。为了在宗教生活方面有所进取，天主事工会的成员要选择一名灵修导师，即每周听其忏悔的教士。灵修导师与学生间的关系是非常僵硬的，因为这是以服从为基础的，这就像是服从的态度。更严重的是，任何批评精神的倾向都是被禁止的。因此，负责人禁止其成员阅读无神论思想家的、反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作品，以及被认为过于轻浮的小说。他们有一份禁书的名单，包括路德和布莱希特的作品等被认定是“魔鬼的”作品。除事工会中心放映的经过选择和审查的电影之外，其他电影均在禁止之列。 天主事工会是教会内部的一个宗派吗？
“许多人称天主事工会是一个给人洗脑的邪教组织。”（P?郾24）
首先，似乎难以把它称作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宗派，尤其是自1941年起成为教会的组成部分后。事工会领导者以它的权威性不断重申：“天主事工会的特征之一是忠诚于教皇，忠诚于教会的教诲。”
然而，像传教技术般遵从的近乎神秘的严格保密、服从权力、成员们期待的资产捐献、精神压制、对世俗主义的仇恨、从其他文化和宗教兴趣的缺失、教会大一统的思想……所有这些都结不出自由和宽容的果实。
事工会1950年修订的秘密章程第191款明确规定：“无论编内人员还是编外人员都应清楚地懂得，当涉及其他成员的名字时，必须永远遵守谨密的保密规则，永远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本人加入了天主事工会的事实。”当章程被公开，受到不断批评后，我们在1982年修改后的一个新章程中看到：“高级神职团的信徒将不参加公众的崇拜仪式和游行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隐瞒他加入高级神职团的事实。”在这种表面上对组织透明性的让步后面，事工会仍继续奉行保密规则，并使用影子组织的方式。当成员们称自己的组织不是秘密的，而是“谨慎”的时候，我们仍旧感觉到一种极端的不舒服。此外，组织培训的形式和内容也值得探讨。他们教导新成员说，天主事工会之外的事物属于“堕落”之物。成员应该把事工会看成不会犯错的“圣人，永远没有缺陷”。以“我们是惟一掌握真理的人”为依据是所有宗派团体的一个特征。
但也许我们只应该把这理解为是奉行一种彻底的天主教思想？天主事工会中强调伦理神学、教会法制、正统性和对教义的遵守。1963年，与改革派毫不沾边的神学家乌尔斯·冯·巴尔塔扎（UrsVonBalthasar）就已经把天主事工会描绘为“教会中完整保存传统主义的最有力的教派”。在组织的内部杂志《Gromica》上，天主事工会把自己描述为“为拯救教会和教皇制度”而创建的“真正的教会的无瑕、圣洁的坚守者”。1981年，组织的前大不列颠领导人约翰·罗什（JohoRoche）也发表了揭示天主事工会倾向的声明。他在《泰晤士报》
上以秘密文件为支撑，对组织提出严厉指控，把天主事工会定义为“教会中的教会”、说它“对其成员的心理十分危险”。
天主事工会在1982年资助了梵蒂冈银行了吗？
“你去问教皇陛下，1982年天主事工会协助梵蒂冈银行摆脱困境时，有没有使他难堪……你之所以被优先封为主教，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1982年你的那次慷慨的馈赠。”（P?郾394）
丹·布朗在这里很像是在影射“安布罗西亚诺银行的丑闻”。1982年，安布罗西亚诺银行发生了引起轰动的破产事件，其负责人罗贝尔托·卡尔维在伦敦泰晤士河的一座桥下自杀。但是意大利银行最大的少数派股东是宗教事务院（IOR），即梵蒂冈银行，由教皇做担保，总主教保罗·玛尔撒库斯（PaulMarcinkus）主管。意大利银行监管部门宣布宗教事务院对银行倒闭负有“连带责任”，宗教事务院同意付给安布罗西亚诺银行的债权人二亿六千万美元。尽管这仍是一个假设，但有这笔钱可能是由事工会的银行家们支付的。同年的11月，天主事工会从约翰·保罗二世手中获得人格高级神职团的头衔。这是简单的巧合吗？
丹·布朗的小说并不是随意选择试图以各种方式给传奇性的郇山隐修会设置障碍的天主教组织的。如果梵蒂冈要派出力量对付像郇山隐修会这样泄露危及体制的秘密组织，这股力量似乎正需要天主事工会所具备的品质：绝对忠诚教皇、宗派性、有保守秘密的喜好、强大的财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另外，它对性生活的蔑视，对诱惑人的女人的戒心，都是让丹·布朗把它作为教会为避免泄漏大秘密而斗争的最理想的组织的原因。这个大秘密就是：在早期基督教中女性的重要地位和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事实上，并不总是透明的教会无疑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强权机构，但是，在“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事情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以把这一论点算作是梵蒂冈的一个阴谋”。
下面，该随着我们的调查去《达·芬奇密码》的那些现场了，它们几乎全都在法国。
第四部分 小说的现场：对号入座
圣杯的圣地漫步巴黎之前，我们必须先绕道英国，去一下苏格兰，因为《达·芬奇密码》的女主人公索菲·奈芙在那儿得到了启示：她出身于墨洛温王族，算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后代。她的祖先是普朗塔尔（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姓后面的那个真人是谁了）和圣克莱尔（我们将很快知道为什么）。在得知这难以置信的消息时，这位法国女警察正在这座距爱丁堡市中心
十一公里的罗斯林礼拜堂里。丹·布朗描述说，它是“圣杯的圣地”，一个秘术的殿堂，各种传统的交汇点。奇怪的符号，古怪的星形，花饰……读着丹·布朗的描述，新教徒不禁会想，罗斯林礼拜堂是不是一个异教的祭拜场所、撒旦的、星相学的、共济会的、圣殿骑士团的、埃及人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用于“崇拜女神”或者“性”的场所。罗斯林礼拜堂是从丹·布朗小说中掠过的所有象征符号和所有神秘事物的集合。它是一出压轴戏。一个为他的所有论点提供诚信的合情合理的延长音符。
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礼拜堂是1446年由威廉·圣克莱尔爵士建造的。请注意，这是索菲·奈芙的“祖先”的姓氏！也是创建郇山隐修会时，我们的老皮埃尔·普朗塔尔兼并过来的姓氏！威廉·圣克莱尔，即罗斯林伯爵，为感谢上帝，决心在有生之年为他修建一座“最豪华，最荣耀”的教堂。这是理查德·奥古斯丁·雷神父告诉我们的，他是苏格兰家族编年史学家，在1700年为此写了三卷专著。苏格兰贵族从国内外找来最好的工匠：瓦匠、木匠、铁匠、金银匠……礼拜堂最终建得壮丽辉煌。但是，自1571年起，罗斯林礼拜堂便遭到了宗教改革势力的冲击。信奉英国国教的当局认为，天主教礼拜堂是一处“罗马天主教徒偶像崇拜的建筑”。当局禁止洛德·圣克莱尔（威廉的后代）在此安葬他的妻子，限令他拆掉祭坛，并威胁说要把他逐出教会。洛德·圣克莱尔不从，继续信奉天主教。但是，罗斯林礼拜堂在随后的世纪就被废弃了。
因此，就像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家加里·迪斯克森所指出的，看到一个“非常纯粹”的天主教教堂如今转变为所有异端派的总部真的可以说很滑稽！因为罗斯林礼拜堂很久以来（比《达·芬奇密码》早多了）就已经是新时代（NewAge）的或者秘密社团的信徒聚会之地。来访者带着护身符、神圣的地形图或数学公式纷纷来到这里。他们把星宿的位置和地上的一块石板的位置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地下室藏着圣杯或者圣殿骑士团的宝藏（如果相信丹·布朗，这一场面就会重新出现）。应该说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促使他们来到这里。《达·芬奇密码》的作者则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使用了这个文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