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2)
无法想象对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如何能够保密15年，如同我们无法想象仓央嘉措怎样在桑结嘉措的保护和监视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初15年。公元1697年是藏历火牛年，在西藏诡谲的政治气氛中，仓央嘉措正式坐床。这一行动因为事先未报朝廷而令康熙大怒，但出于稳定政局考虑，康熙仍派章嘉呼图克图参加了这一典礼，史书的记载是：“康熙皇帝亲派章嘉呼图克图等至藏，迎至布达拉坐床，御赐珍物甚多。”承认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
仓央嘉措眼前的灯火忽明忽暗。他一面诵读经咒，一面暗地书写情歌。如果说宗教赐予他来世，那么情歌就让他体验今生。他不止一次地在集市、毡房和草原聆听到自己的情歌，那些动情的藏人不知谁是它们最初的歌者，但他们却无比动情地传唱。在潮水般的祈祷声和嘹亮的号声之上，仓央嘉措听见自己情歌的音符，像自由的风一样在八瓣莲花状的群山之间回旋。巨大的涂金佛像反射着金子般的阳光，从佛母因微笑而弯曲的嘴角里，让感受到佛的宽容和关怀。
这位年轻达赖的惊世骇俗之举正在逐步成为阴谋的理由，`它使政敌上奏皇帝的密折显得更加情节生动。公元1701年，拉藏汗向康熙奏一密本，认定仓央嘉措为假达赖，用以逼迫桑结嘉措下台。四年后，桑结嘉措以一副毒药回赠拉藏汗，可惜他运气不好，他的暗杀计划以失败告终。
对于两只愤怒的牦牛而言，角斗成为它们惟一的对话方式。圣洁如雪山的拉萨城经历了一场血腥而漫长的战争。最后出现了不利于仓央嘉措的结局——拉藏汗调集藏北和青海的蒙古骑兵，战败桑结嘉措，并将他处死。
战争爆发之前，康熙皇帝曾派使者进藏观察达赖真伪，得出结论如下：
“此喇嘛不知是否是五界达赖化身，但确有圆满圣体之法相。”
四
我看见了青海湖大面积的反光。开始我以为是远方雪山的光芒，越靠近，越感觉那光芒来自地平线。是一大片散射的光，把云朵，把空气中的每颗尘粒，把翱翔的水鸟，照得通体透亮。
仓央嘉措的故事讲述到这里，我不得不停顿一下。即使这样简单的叙述，也使我们感受到历史不能承受之重。拉萨灵动斑斓的寺庙，在成为这些故事的布景和道具的时候，亦显露出神秘诡异的一面。实际上，尽管进藏之前我阅读了历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但在到达青海湖之前，仓央嘉措这个名字并不曾从我脑海里闪现过。我的旅程本身就是一段充满惊险和悬念的故事，它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在日月山上遭遇大雪，翻过几座雪山，到湟源以后，天空又晴朗起来。我们向西北方向行进，地势一点点平坦起来，我看到远方一条锃亮的水线，藏在地平线与天空的那一截深蓝中。有限的地理知识告诉我，那就是青海湖了。站在平地上远望青海湖，它就是一条没有端点的直线。
站在青海湖边，我才发现它实际是一片海。不知何年何月开始涌动的浪涛激荡在我的脚边。突然面对着无尽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为什么，这样壮观的场景使人陷入深深的忧郁。它令我想到了死亡，想到了死亡的沉静、永恒和美丽。
除非站在神灵的视角，我看不见它的整体形貌，而最多只能观察浪花在瞬间的开谢。离它越近，就觉得离它越远。我是尘世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生灵，我匐匍在大地上，面对青海湖磕了长头，我想象着在青海湖那不可知的深处，一切都在神秘的寂静中死去、复活和生长。
现在是十月，鸟岛上成群的候鸟已经在两个月前迁徒到遥远的南方，只有零星的水鸟从云缝间穿过，更多时候，天空显得干净而寂寥。身边的朋友开始拍摄青海湖。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小小的胶片是无法承载青海湖的，如同天堂永远是一个抽象的意念而不可能化作具体的书写，青海湖也在拒绝着镜头的描述。每当拍完一个镜头，光线的走向、云朵的形状和湖水的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它们使任何描述都显得极不准确。天堂不存在于任何文字和影像里，它与想象同在，与人们虔诚的内心同在。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在这里与蒙古王俺答汗谈论佛法。这样的谈论一定会因青海湖而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索南嘉措感动了蒙古王，使他改信藏传佛教，在他身后，成千上万的蒙古草原部落由信仰萨满教改为皈依佛教。为了表达对上师的仰慕，蒙古王赠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尊号，意为学问渊博充满智慧有如大海。在这浩瀚的湖边，佛教显现着它巨大的包容和同化力量，与欧洲异教徒之间的争战与杀伐不同，佛教以如此平静的方式传播。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3)
80年代重建的沙陀寺使我顿失造访的愿望。这座寺院原来位于青海湖西岸泉吉河与阿斯汗之间的一座山梁上，曾拥有400多平方米的经堂和300多间僧舍。旧址附近还有一眼五世达赖饮过的清泉，后人为纪念他，将此定名为“达赖泉”。沙陀寺曾经是环湖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圣地，同时也是青海省颇有影响力的宁玛派寺院。
有人说六世达赖最后的身影出现在青海湖边，无边的圣湖成为他永久的藏身之所。他被押解进京时经过这里，从此消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五
我看见高原上眩目的阳光里缭绕的梦境。无人怀疑仓央嘉措就是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他们风尘仆仆地在高原上朝圣和放牧，达赖就出现在歌声出现的地方。寂寥的高原赋予他们的知觉以一种机敏的本能，能够随时捕捉来自自然之外的神奇的声音。那时的达赖不在宫殿里，而是在歌者锃亮的音色里，在那些动人的词句和曲调之上，跨过群山之巅。
对爱情的追求，没有降低仓央嘉措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相反，它使这位年轻的达赖更富有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也是一种宗教，它并非世俗生活的附庸，而是有着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逻辑体系。古老的爱情，可以和任何一种宗教对话，因为它同样需要圣洁的内心和狂热的情感作为支撑，需要苦苦的修行甚至勇敢的牺牲，它是一个人人向往却永难抵达的彼岸，它像宗教一样宁静而忧伤。它和佛教并不对立，因为大慈大悲的佛祖能够体谅众生的痛楚和忧伤，也鼓励他们获得尘间的幸福。
所以，劳动者们从仓央嘉措诵出的梵音里，体悟到他发自身体内部的诚实。它们不再是古奥难懂的经义，不再是抽象虚无的道德价值，而是带着生命的温度，是所有激情歌唱里的最高音，是一个没有奇迹的王国创造出的心灵奇迹。情感丰富的达赖喇嘛，他在瞬间沟通了所有人的情感体验，他为人们指明了生命的方向，人们从高原雪山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他的身边。
所以，当拉藏汗企图废掉仓央嘉措，又改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的时候，他的举动几乎遭到了所有藏民的反对，连宗教界人士，都出面保护这个拉藏汗眼中的“另类”。
在处死桑结嘉措之后，拉藏汗召集三大寺会议，企图审判仓央嘉措犯戒的罪状，但在拉藏汗的刀尖下，没有一个喇嘛认为仓央嘉措是假达赖，而仅仅是认为他“迷失菩提”而已。
废仓央嘉措不成，拉藏汗假托康熙皇帝召见达赖，押解他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拉藏汗等施以种种诡计，将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迎请’到汉地……火狗年（1706年）五月十七日，当仓央嘉措从拉鲁嘎才出行时，无数信仰达赖的众生，泪洗面颊，为之送行。人们请求达赖为一切众生祈祷，而此时达赖的身前，已供满数不尽的洁白哈达。”
甚至，在将仓央嘉措押解到哲蚌寺时，他的信徒策动了一场哗变。当时众僧正在流泪祈祷，突然，仿佛一小团火焰在暗夜中划响，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从蒙古人军队中抢走仓央嘉措，将他请向噶丹颇章（布达拉宫）。无数僧众在他身边组成一个肉体的城堡，保护着他们的达赖喇嘛。多杰奥丹噶布（护法）降神，来此地向集会众人曰：“此大师若非五世之转世，鬼魅当碎吾首！”然后跳起了金刚舞。这时，自尼穹（乃穷寺）处渐现起一抹五色彩虹。圣洁、纯朴的彩虹，像经幡一样美丽，仿佛上天神秘的暗示，一端在喇嘛头顶，另一端落在布达拉宫的宫顶。
拉藏汗开始向布达拉宫进攻了，噶居阿旺巴贡和热振夏茸等准备反击，仓央嘉措不忍生灵涂碳，对众僧说：“吾之生死无妨，不久即可重见吾之僧徒。”说完，就踱出布达拉宫，到拉藏汗指挥的蒙古军队中，束手就擒。
仓央嘉措离去之后，他的情歌依旧在高原上盘旋，它像布达拉宫里的酥油灯火一样缕缕不绝。它是另一个声部的诵经之声，是在转瞬之间落在人们肩头的菩提树叶。
所有被仓央嘉措热恋过的女子，都在自己房子的墙上涂上黄色，作为永久的纪念。在今天的拉萨街头，我们有时还会见到那饱经风霜的黄颜色，触摸那段温暖而又苍凉的往事。
六
我看见仓央嘉措的手脚上戴着全副刑具，艰难地高原的荆丛间行走。关于仓央嘉措在青海湖的突然失踪，在西藏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说法。最通行的版本是他死在了青海湖。一些正史验证了这样的说法。《圣祖实录》中说：“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理藩院题，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西藏喇嘛事例》亦说：“于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行至青海工噶落地方圆寂。”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4)
也许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悲情的结局，另外一种版本也在藏民中悄然传播。在这一版本中，仓央嘉措使用神通力，从困绑他的枷锁镣铐中脱身，然后悄然消失于湖畔荒野之中。有人为此补充细节，认为仓央嘉措赴京一事并未得到康熙谕旨而是拉藏汗擅自决定的，因而受到康熙的严厉训斥，押解者在遑恐之中，想杀掉仓央嘉措，但下手时，看见仓央嘉措仪态雍容，满面佛相，没敢动手，遂请求他出逃。我曾在拉萨街头的大小书店里四处搜寻关于仓央嘉措的史料，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到一本《仓央嘉措秘传》。《秘传》作者阿旺伦珠达吉是蒙古阿拉善旗的喇嘛，自称仓央嘉措的“微末弟子”，几乎终日不离晚年的仓央嘉措的左右，并称《秘传》内容皆为仓央嘉措亲口讲述。《秘传》对仓央嘉措孑然离去的那个风暴之夜纪录如下：
……刹那间，如天摇地动一般，狂飙骤起，一时间昏昏然方位不辨。忽然，见风暴中有火光闪烁，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位牧人打扮的妇人在前面行走，我尾随她而去，直到黎明时分，那妇人悄然隐去，风暴也停息下来，茫茫大地，只剩下了无垠的黄沙尘烟。
七
我看见了仓央嘉措晚年的容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秘传》的记载，那么六十岁的仓央嘉措，长着像三十岁一样年轻的面孔。如同一切传说的主角，他拥有俊美的相貌和非凡的气度，那些从未与他谋面的达官贵人，无论怎样倨傲不恭，一旦见到仓央嘉措，都显得卑微和顺从——即使他们并不知道仓央嘉措的真实身份。《秘传》作者阿旺伦珠达吉还特别提到他优美的唇形和整齐洁白的牙齿，其中下边的右门齿仿佛一颗尖端折断的松耳宝石，呈碧绿颜色。关于这颗断齿，仓央嘉措有这样的回忆：“当我年幼时，逢大愿法会。有一夜戏做跳神舞，从高屋顶上坠下，摔到石板上面，将这牙磕断。当时颊颐皆肿，疼痛难忍，向三宝奋力祈祷之后，到了天明，肿胀全消，居然痊愈。”那颗牙齿于是成为某种法力的证明。他从不大笑，以免使人看到那颗断牙。他在年纪很高时，手脚上也没有暴起的青筋，更奇异的地方在于，《秘传》的作者在他的左掌中发现目形纹，右手食指稍偏左方有一金刚手佛像，清晰地凸现，无名指尖右侧则有（口+奄）阿（口+牛）叠字，不仅指验舍利子神效无比，摁在石头上，还可以现出清晰的指纹。
即使混迹于乞丐之中，仓央嘉措也很容易被辨认出来，除了那张与众不同的面孔，是他身体内部散发的芳香。据说他即使食用蒜薤，口中呼出也是一种药香；吸烟时喷出的烟气，则与供神的异香一模一样。
尽管《秘传》提供了许多具体的见证者，但坦率地讲，我仍然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因为那些见证者，也需要被见证，而新一轮的见证者，又同样需要有人对他们的存在提供证明。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终止的游戏，中间任何一个断点都将使游戏无以为继，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无比幽深和神秘，我们也因此对于纸页上的记录充满依赖，但是，这些据说是确定无疑的记载，并不能与流逝的时间形成完全的对应关系——至少在数量上如此。无论多么卷帙浩繁的史记，在时间的长河中也仅仅是只言片语，它们充其量只是时间河流中的沉碴，而永远不可能成为时间本身。
我更愿把文字当作一种想象或者假设，《秘传》是无数假设中的一种。我惟一可以确信的是，无论有多少种版本的《秘传》，仓央嘉措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样貌。人们以一致的愿望描述他，他像一个永不变音的词汇，出现在声调不同的言说中。
八
我看见《秘传》为“失踪”之后的仓央嘉措勾勒出一幅详细的行走地图。当一行足迹消失于神秘的青海湖，另一行不为人所知的足迹正从湖的深处逶迤而来，它深藏在草丛里，若隐若现，并在更加广大的版图中飘忽不定。当很多人相信仓央嘉措已经死去的时候，他又在阿旺伦珠达吉的《秘传》里悄然复活。很多年后，这一事实才逐渐为人所知。青海湖没有吞没他所有的道路，那些道路从一开始就潜藏在他的体内，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履行那些早已设定的道路。
与钟表一样，道路是时间的物质载体，是视觉化的时间。道路的长度，实际上就是时间的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换算成一段里程有限的道路。仓央嘉措为《秘传》留下的是这样一条路线：
金川→擦哇绒→康定→峨眉山→巴糖→拉萨→山南→桑鸢→昌珠→工布→定日→门隅→达波→措卡→色科→阿拉善（内蒙）→察隅→恰绒……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5)
这条道路与仓央嘉措的善行交织在一起，当然，一个行善者的旅途不会缺乏动人的故事。是道路将那些零散细节串连成一段流畅完美的经文，消除着被不同的嘴唇重复的呻吟和叹息。他频繁出现于各种帐篷内，为人们乞福禳灾，而他所有的功德，又等于公开了他的秘密，人们开始将他同达赖喇嘛联系起来。当他从西宁附近的色科寺到卡绒来时，他目睹了欢迎达赖时才用的礼仪，在陌生的青海和蒙古，他见到了不陌生的朝拜者，从那些虔敬的面孔里，他找到了最后的居所。
这条道路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格萨尔王的故事多，
百姓嘴里念的佛语多，
仓央嘉措跨过的门槛多。
这条通往异乡的道路带领仓央嘉措踏上灵魂的返程之旅——在每一个不知名的远方，他都能见到亲生父母饱经风霜的面庞，见到他们的病魔被他驱走后，满面的皱纹中绽放出的灿烂的笑脸，他会和高原上的兄弟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烧旺毡房里的火炉，看着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讲述他们朝圣路上的故事，他甚至会从他们口中听到有关仓央嘉措的传说，通过那些被酒精浸得发红的嘴唇的修饰，传说比他的经历更加丰富动人；这条道路还为他安排许多奇遇，在情歌扬起的地方，远方的女子如约而至，带着他记忆中的美貌，和鲜艳色泽。他们相爱，并且分手——他不可能居住在一个具体的爱里，他的爱如同阳光，不需要容器，寺庙金顶的铜制法幢、存放死者灵魂的拱形石架、去年马匹留下的粪堆、穷人的肮脏的双手、布满苍蝇的糌粑、病人的伤口和眼睛，都是阳光的归处。这时的仓央嘉措已经远离了阴谋、谎言、毒鸠和陷阱，即使他的道路上布满鬼神的咒语，但他的梦境依然平坦和安静。在距离宫殿越来越远的时候，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堂。
有关他的传说里的人物，那些忠贞不愉的信徒、朋友和口蜜腹剑的敌人，都渐渐成为干瘪的符号，他们只作为一个音节而存在于记忆里，如同冰雪下的城堡完全丧失了它原有的功能。只有在个别时候，当封冻的记忆一点点融化，他们才偶尔得以复现，闪烁晃动，带着破旧石头的幽黯色泽，和崎岖轮廓。它们仿佛从从松散的时间牙床上脱落的牙齿，使得对记忆的追述声音含混、口齿不清。而那些奇遇中的动人女子，则化作他情歌中的音符，在草原上奔跑。只有一次例外——当他漫游到北京的时候，他亲眼见到了第巴?桑结嘉措的公子们。他们是：第巴?阿旺仁钦、第巴?玛索次仁、第巴?阿旺尊珠及另一名女公子，他们连同数名仲科尔和家仆共二三十人，正被拉藏汗押送到北京。从押解的车队扬起的尘灰中，浮现出仓央嘉措惊异的面孔——在德胜门，他们神奇地相遇了，仓央嘉措挤在人群中，注视着他昔日的友人。他们表情麻木，低垂着眼帘，没有去打量路边的围观者，更不能料想，他们尊贵的达赖喇嘛就在其中。是随行的藏獒将仓央嘉措轻而易举地辨识出来，它一下子扑到仓央嘉措的身边，用潮湿的舌头舔着他的衣襟。马队荡起的烟尘还没有散去，仓央嘉措的身影已经从人群里消失。那条藏獒就跟在他的身后，道路的终点，是茫茫的蒙古草原。
九
我看见阿旺伦珠达吉在撰写《仓央嘉措秘传》时自负的表情。他笔下的藏文挟带着粗砺的风雪在目光里疾走，由于自称是根据仓央嘉措晚年自述写成，《秘传》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不可置疑的驾势。这样的姿态归因于书写者在时间中的优势地位，尤其当仓央嘉措的喉咙消失之后，他已经取而代之，成为仓央嘉措个体生命的第一阐释者。如同一个偷藏了珍宝的侍从，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他默数着主人的收藏。仓央嘉措讲述过的每一个字符都如珍宝般在纸页上熠熠发光。书写者通过文字，把在时间中流逝的声音凝固在空间中，并经常在这个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进行某种转换。只因声音比文字短命，所以即使是虚构的文字也不可能受到声音的反驳，这使书写者变得傲慢，但他并不能因此得到我们的信赖，因而书写者有时显得无足轻重。
在我为《秘传》的真伪犹豫不决的时候，早有人沿着他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旗的一份报告表明的事实，与当地流行的有关六世达赖的身世传说大抵相仿。阿拉善旗八大寺庙中著名的广宗寺，就是根据六世达赖的遗愿所建，内有六世达赖遗体，供于庙中七宝装成的切尔拉（塔式金龛）内。学者贾敬颜的考察似乎使史实更加确凿——他见到了六世达赖的肉身塔。寺内的一件遗物，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拉萨街头那个沉迷情爱、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以及草原上空那些灿烂如云朵的情歌音律。在神的居所，在法器庄严的寺庙，在潮水般的诵经声里，仓央嘉措至死不曾丢弃的一件藏品，是一位女子的一缕永不苍老的青丝。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6)
十
我终于看清了仓央嘉措的面容——在所有的传说和猜测之外。青海湖各种诡异的神话遮蔽了他的身影，他从历史中悄然逃遁，使我们无从打探他的消息。关于他的故事至今尚无最后的结论，所有的“尾声”都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如同一卷深不可测的经书，我们永远翻不到它的最后一页。
仓央嘉措的最终归所，成为一代一代学者争论的话题，并为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提供了终生的职业。他们循着时间的暗示，寻找丢失的线索。日渐清晰的线索使真相更显扑朔迷离。仿佛进入事先埋伏的圈套，所有的研究都遁入一场环环相扣、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如同仓央加措死于青海湖的推断受到他最终死于阿拉夏（今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说法的挑战，在他“死”于阿拉夏以后，人们又从南藏发现了他的足迹。与此同时，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指出，仓央嘉措被送到北京之后，又被带到山西五台山观音洞闭关静坐，最终在那里坐化，并从“十三世达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自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静坐的寺庙”的史实中找到旁证……
此刻，这个踪迹飘忽的游僧就在我的面前。在他死去三百年后，我跟随着大批的游客来到布达拉宫，我爬上高高的台阶，像风一样穿越迷宫般相互贯通的走廊，经过通红的漆柱、细密的木雕和精致的彩绘，在上师殿（喇嘛拉康），终于找到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塑像金身。在3700米高度上的疾走使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酥油和藏香的混合气味又令我感到略微的晕眩，我在墙上靠了一会儿，才悄然走进供奉着达赖喇嘛的殿堂。这座殿堂主要供奉着西藏著名上师的塑像，佛龛中尚有吐蕃王朝赞普像、贤者像等数千尊和佛塔上百座，其中也包括历代达赖喇嘛的塑像。从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1391年降生于后藏霞堆地方至今，六百多年时光飞逝，在这里，我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共时性阅读，六百年的时光，十三位达赖喇嘛生命的递次轮回转世历程，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辩认着仓央嘉措，终于，我从游人们黑压压的缝隙里，看到了他永远年轻的表情。我慢慢地靠近他。令我意外的是，那张面孔对我竟然毫不陌生，我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不知是在拉萨灯火初明的街衢里，还是在青海湖畔的想象里。
布达拉宫里矗立着五世达赖以及七至十三世达赖的灵塔（穿过那些由金刚杵围绕的五扇门板，我就可以目睹并参拜那镶嵌着各种珠宝的灵塔），却惟独不见六世达赖的灵塔——他的真身不知最终埋葬在哪里，不知在那莫名的远方是否有人为他建起一座灵塔，不知他虔诚的信徒是否能够找到他的头发和舍利。我若有所失地步出神殿，阳光一下刺痛了我的眼。在布达拉宫里的游历像是做了一场奢华的梦，我猜想仓央嘉措在步出布达拉宫的最后一刻也有同感，他把被俘当作一种解救——如同任何一个子民，他用歌声和苦行将草原、雪山与河流联系起来，在超度的路上，没有死亡，只有灵魂的飞翔。
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
二OO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一日改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31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据《青海史》，第7页，松巴堪布著。
《仓央嘉措秘传》，见《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488页。布达拉宫初建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但没有保存下来。公元1645年，五世达赖重建布达拉宫，三年后建成白宫。五世达赖逝世后，第巴桑结嘉措主持修建了红宫及五世达赖灵塔等，后经历世达赖扩建，方形成布达拉宫今天的规模。
《西藏喇嘛事例》清钞本。
《六世达赖秘传》。
仓央嘉措去世以后，已经册封了拉藏汗所立的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的康熙皇帝，在西藏人民的压力下，亦不能不改弦更张，改封藏人们视为“仓央嘉措后身”的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此为西藏宗教史上的孤例。
位于贺兰山中，建成于1757年。
人们通常认为仓央嘉措于公元1707年（藏历火猪年，康熙四十六年），死于青海湖畔。而《仓央嘉措秘传》记载他圆寂于阿拉夏（今内蒙古阿拉善旗）的时间是公元1746年（藏历火虎年，乾隆十一年），仓央嘉措终年64岁。
远方的上方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1)
一
现在我得说说我的这趟旅程了。我一直回避我初次进藏的缘由是因为它实在乏善可陈。我的周围有许多朋友去过西藏，他们总是比我勇敢、果决并富于牺牲精神，进藏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构成一次事件。我的一个朋友是在赴美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变卖了所余的家产，独自去的西藏。他说，离婚对他的打击说不上致命，他想凭借残存的毅力和理智，努力使自己不至跌倒，身体却不听使唤，变得脆弱。一些细菌乘虚而入，神秘地植入他体内，他感觉到它们在迅速成长、扩散，也许正演变为癌症，因此产生的忧惧令他燃起对冰清玉洁的高原的神往。喜马拉雅，多少次来到她的门槛，又掉头而去，就像个经过长途跋涉未洗征尘自惭形秽的人，觉得尚未做好觐见女神的准备。这一次，他准备了两个星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次漫长的准备，把他一步步推到西藏的门口。因而，西藏在每个人生命的重要关口等待着大家。西藏不仅仅表现为空间，也表现为时间，这会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刻，与每个人发生联系。一个人无论距离西藏有多远，他都可能在某一时刻来到西藏。不知西藏是否真的成为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诊所，再沉痛的精神创伤在西藏都会神奇地痊愈？是它不识人间烟火的圣洁融化内心的阴霾，还是人们从西藏的生存极限中获取了某种自信和资本？或者它六道轮回中的生命规则比触手可及的神灵更鲜明地提供了某种暗示？我看到人们前赴后继地进行着精神实验，把一颗如核桃般枯涩坚硬的内心放在缺氧的环境中，等待它在阳光执拗的照耀中重新发光。人们把进入西藏当作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对此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但我从未去过西藏，因而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对西藏的误读。
二
我的少年时代没有幻想，当然为应付老师而写的作文不计在内，在作文里，我的理想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些年中，西藏是以一部充满雪斑的黑白片的形式存在于心的。那部据说在今天看来仍是艺术经典的电影，一开头就以一幅被腰斩的农奴的画面给我一个下马威，以至于在今天，神经足以经得起美国恐怖片考验的我，始终没有勇气重温这部老片。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其中的许多细节。在那部电影里，农奴强巴因为为寺庙的佛像涂金，被金粉迷了眼睛而双目失明。很多年后，我迷失在哲蚌寺，无意中闯入一个殿堂。一尊身高达数十米的巨大佛像令我怵然一惊，这不仅因为这个我平生所见最为巨大的躯体，使我除了仰视和匍匐不能采取任何其他的姿势，更因为它的丹凤眼所透露出的那种温暖、容忍、慈爱，无法用虚假二字一笔勾销。我在整个成长年代里被训练出的对它的敌意顿时不见踪影。午后的哲蚌寺，宁静、慵懒，空无一人，我感觉到被神明注视的幸福和荣耀。我不知该感激神明，还是感激像强巴一样奇妙的手。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再高明的工匠也不可能虚构出一个如此“真实”的神，它本来就在那里，等待神奇的手在空气中复原它身体上每一个应有的曲线。这让我确信自己是在西藏。我从不拜佛，只有在西藏，我那么自然地匍匐在地。
没有亲历过阶级斗争的这一代人注定让所有苦口婆心的阶级教育泡汤，这一点如同夏虫不可语冰一样毋庸置疑。对暴力的渲染已经无法令我们少见多怪，即使在内地的任意一个地方，极权时代的暴力也毫不逊色于旧西藏的剥皮抽筋。在灵魂深处，青春的力必多开始挤占意识形态的份额，这时的西藏，被各式各样的包装裹携，出现在我们面前，势不可挡。与老旧的黑白片对照，它绚烂、神奇、浪漫，刚好为青春期供大于求的力必多指明了去向。或许因其无与伦比的高度，西藏是一个迷路的人最容易选择的目标，更何况它有着百变之身，变成无数明媚妖娆的照片，变成李娜、朱哲琴、韩红的歌声，扎西达娃、马原、马丽华、巴荒的文字，《藏地牛皮书》，以及在盗版光盘上才能目睹的洋人的胶片，煽动我们的双腿。我明知与少年时期的阶级教育一样，这时的西藏已被众多的来路不明的符号所绑架，它所发出的未必是自己的声音，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对西藏的向往。西藏是横在我面前必须迈过去的一个界限，由于我的软弱，我一再拖延自己的行程。
于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余纯顺成为一个大英雄。他的业绩是徒步走过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它的壮举并不比一个普通藏民更加伟大，因为藏民们不但要在藏区徒步行走，而且经常要负重、劳动、应付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即使是徒步朝拜，其强度亦丝毫不亚于铁人三项赛。如果余纯顺是伟人，那么我就更应该向高原上的每一位藏民致敬。但后者显然不会写日记，不会发表，甚至无法用汉语同我们交谈，因而他们的幸福与痛苦，都只是他们的隐私，都伴随天 葬台上纷飞的肉沫而告诉了鹰隼。余纯顺的表情是专门给以上海小男人为代表的都市侏儒们准备的，高原使他有了炫耀高度的资本，但他不能以青藏高原为参照系，无边的高原会嘲笑每一个冒失的征服者，使那些自命不凡的身影显得可怜和渺小。关于这个问题，余秋雨先生显然与我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写：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2)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这段类似于“文革”庆功信的文字，颇有点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将整个高原作为英雄的布景和陪衬，这样的“三突出”原则显然不适用于西藏，甚至，不符合余纯顺的本意。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余纯顺从未有过绑架“壮士”这一称号，或者将自己的旅行与寻求真理一类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的企图。西藏并不需要观赏者，更不需要征服者，即使从不怠慢远道而来的人，但他们显然无足轻重。所有旅人都只是过客而不可能成为永恒，他们不是英雄而最多只能成为乞丐，他不是征服者或者施予者而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在西藏，乞丐这一称谓与轻视无关，许多藏民都是通过沿途行乞去朝拜的，因而每次在公路边上遇到行乞者，我都会投以尊敬的目光。
我不知书本上那些颇为吸引眼球的旅行是否真的构成探险，没有任何人能为此提供证据，然而这些文字听上去却像红头文件一样确凿无疑。它们仿佛浓烈的青稞酒一样迷惑我们。在这份由想象提供的欢乐里，西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对于西藏的冲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这些信息的蛊惑，它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我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需要治疗，我敢爱敢恨，敢写文章骂领导，从来不舍得亏待自己；说复杂，是因为那种冲动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我至今不能对它作出理性的分析——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自己祖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如此向往？是因其自然、宗教和文化奇迹在四千米高度上的巧合，还是企图背叛四平八稳的生活而投靠眩晕、梦游般的流浪？果真如此，那么，被切?格瓦拉和马尔克斯联袂渲染过的美洲大陆，那些被丛林覆盖的神秘金字塔，不是更加深邃和鬼魅？西藏向每个人提出问题，但没有答案，答案藏在每个人的腿里，并且关乎他们生命中最敏感的部位。
三
没有任何征兆，西藏在一个沉闷的傍晚突然出现。那天，北京电视台的导演卢小南给我打电话，尔后我们就相约在一尊毛主席塑像下见面，同来的还有主持人金毅。短暂的交谈之后，我就成了一部电视片的艺术顾问，并因此获得了随摄制组进藏的机会。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突然到来，剥夺了我做出一个苍凉而绝决的手势的可能。西藏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如我文前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这将使我的文字大为逊色，因为我的西藏之行，缺少了必要的悲壮成分。
有一点或许可以事后炫耀，那就是我向整个摄制组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我的童年时代有整整一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白雪皑皑的高原，与无菌的病房颇有几分相像，会本能地诱发我对于疾病的记忆。但为了避免与西藏失之交臂，我守口如瓶，到最后都没向组织坦白交代。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暴露出自己的任性、自私和不预全大局。
高原的酷寒缺氧和我被病变撕扯得奇形怪状的呼吸系统，会合谋在途中向我发动突然袭击吗？无法呼吸的记忆是那样深刻，肺部缺氧的痛苦要远胜于胃部缺食，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折磨的我或许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发言权。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通过一次被努力拉长的呼吸来为肺部争取一点氧气的艰辛，那点吝啬的空气如同爬过一片粗糙的山石一样，艰难地穿过我的喉咙，到达目的地时已所剩无几——缺氧于是成为我青春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而黑紫的嘴唇和凸出的双眼则成为我的标准肖像。疾病甚至改变了我睡眠的姿势，我只能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度过整个夜晚，每一分钟都像用冷水深化冰块一样缓慢和艰难。据此我曾被宣布与西藏绝无缘分。但那一天我却把这一切忘记——也许是有意回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剥夺了疾病出来表态的资格。我用了一个星期进行准备，包括添置必要的设备，诸如防水鞋、手电筒、水壶和刀，并且通过北京台的制片人吴群和他的女朋友李小萌打探珠峰的情况。我把沿途携带的所有家当摊在地上，并不止一次地端详地图上那片红铜色的土地，这时我才发现，西藏就在眼前了。
旅途令人狼狈不堪。疲惫删去了所有虚张声势的表演，那些浮肿的豪情和虚假的浪漫，剩下的只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诸如如何跨过一座坍塌的桥梁，如何应对空虚的胃肠，如何尽早结束一天的行程，等等。而奇迹，就混迹于这些庸俗问题之中，悄悄地到来。翻越唐古拉山口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也就是说，漫天的飞雪将我们全部变成瞎子，它的险恶在于涂抹了道路与悬崖的界限，把危险送到我们身边同时又将它遮盖起来。但我们不能停车，那样会导致一连串的追尾，只能硬着头皮在湿滑的山腰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显然这是一个因为赌注过大而显得并不好玩的游戏，每个参与者脸上都布满负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雪的恐怖，地道的“白色恐怖”，仿佛预见了上帝盖在死者身上的雪白布单。我不知道从上帝的视角除了看到山脉的瞬间变化外是否可以看到人们的表情，而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降临的阳光是出于恻隐还是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了他的考试。我相信飞旋的风雪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可以像雨伞上旋出的水珠一样飞旋出去，我甚至已经听到了在游乐场可以经常听到的充满快感的惊叫。但上天不开无限度的开玩笑，他分寸得当，刚好在生死的临界点上终止了游戏。但在那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任何所谓超越极限的英雄感而只有一点可怜的求生本能，我知道，在西藏，任何一点狂妄都可能受到制裁。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3)
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对司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离奇的故障，平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尝试过各种救援办法，但是崎岖颠簸的山路对我们想出的所有办法都提出否决，最后一个办法只能是把车抛在绒布寺边上，等我们开车到拉萨，购买一个新水箱后，再返回原地，更换水箱。这样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个星期。
将风和日丽这个词语用于修饰唐古拉山口，令我多少觉得有点离奇，我甚至感到一点受宠若惊，我相信并非所有人在刚刚进入西藏边界的时候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已对这些山神的性格多变习以为常。此刻的海拔表显示的高度已超过了五千米，我的呼吸系统比汽车的机械系统要正常得多——越野车的发动机那时正因缺乏氧力燃烧不充分而显然棉软无力，它像服用了鸦片一样一厥不振，而我却格外清醒。我等待着身体内部的那只魔手突然掐住我的脖颈但它始终按兵不动。
我警惕着埋伏在草丛中的蛇，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突然昂起头颅。如同一部惊险片的最后，凶杀并没有发生，放松之余我感到略微的失望。它不仅使我携带的繁琐的药物成为累赘，而且使这趟极限之旅（至少对我个人如此）仿佛一次平常的外出，以致于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的这趟旅程更像是一个谎言。
事实证明，西藏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近人情，尽管道路遥远而艰辛，我们不必把这里当作刀山火海，也无须把自己的旅程想象为某种壮举。天堂或者鬼蜮，皆是人为的想象或者杜撰。这里与我们的家园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出区别，那就是那里的常住居民还包括神明，它们占据着一定的人口份额。但是神明偏好最朴素的愿望，对豪言壮语心存反感。明察秋毫的神明早就看穿旅行者的阴谋——他们一面在记录本上写下悲壮的语录，一面劝说天真无邪的藏族少女在清沏的圣湖边脱去衣服……
四
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达定日以后，我们汽车的时速就再也没超过过十公里，再也没看见过河流和植物，只有灰色的石头，如同被天国废弃的单词，把没有止境的山坡堆砌成冗长乏味的史诗，令人无法回避。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词语的顿挫逐渐变成脚下的起伏，成群结队的石头把我们一级一级推离地面，使我渐渐辨识出从下一座山峰背面传来的神灵的喘息。我误以为最高的神总是喜欢离群索居，但在这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始终有虔诚的藏民与高傲的神相伴。在这空气稀薄、草木不长的地方，时而会见到一些村落和寺院，冷漠的风雪中夹杂着人间的声息。这很像虚构，但这并非高原上的幻象，西藏擅长于混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我们认为荒谬的地方，生长出真实的树干。有时我会认为性格狂暴的风是山上惟一的居民，但在它扭曲的表情后面，我却会意外看见驮盐者安祥的脸。一群驮盐者可能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在灰冷的岩石衬托下显得极为生动。羊背上的盐巴可以唤起我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比如温热的食物、妇人的乳房以及婴孩的啼哭，这种想象使我对高山的描述陡然发生转变，它不是为人们测量体能而准备的巨大仪器，而是一片生存之地，从每一条山路上都可能发现生活的线索，看到绝望的积雪与铁锅里灼热的肉汁的联系。许多与温度有关的词汇隐藏在那些冰凉的景象背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一位朋友说：“一切生命活动都只能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如果你站在难以看到生活细节的地方，就会感到生活本身是如此荒谬，甚至是滑稽的。你渐渐走近它，就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严肃，痛苦或幸福都是那样真实，每一个事件都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重大意义。”用这段话形容西藏恰如其分，只是“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西藏”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与藏民不生活在同一平台上，其间有着几千米的落差，这样的空间差距又在时间中加深。空间的差距是一个定量，但它进入时间的公式之后，就成为变量，像一条从篱笆中脱颖而出的狗，不规则地奔跑，瞬间就消失了身影，令追踪者望尘莫及。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人类学家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B?N?Aziz）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在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崇山隘口之间和咆哮轰鸣的河流两岸，有数不精的小路。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里，喜马拉雅山区的山民们就在这些小路上来来往往，他们携带着货物、传递着消息。就在其来往中，文化在融合，命运在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先辈的历史上继续学习和建设。它使人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早期的迁徒与变革浪潮是怎样越过这片介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地带，并巩固了只不过是在悠久历史的最近时期才在定日出现的变革与流动性的种种现实。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4)
这是一个混淆了天国与尘世的地方，藏民、探险者、神祗与幽灵，分别寻找着自己的通道。高山给所有的过路人以不同的待遇——它使藏民保持着凡俗艰辛的生活，却给探险者戴上英雄的勋章。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讨厌用“征服”这个词来造句——无论主语和宾语怎样调整和置换。问题不在于谁坐稳了主语的交椅，而在于句子中所有的词语都必须服从于由谓语（即“征服”）所确立的规则，仿佛数学中的“>”号，“征服”一词露骨地表达词语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不可能像“=”号那样划出一条可以互通的道路，因而它所指明的去向必将是一个死角，只能像刀尖一样，指向邪恶的结局。
与其说“征服”是一种不合理的欲望，不如说它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它显然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实力，而对整个世界贸然地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这势必造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而结果，自然是不言自明。寻找这方面的例子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无数无家可归的尸骸，就是“征服”一词的最恰当的注脚。
固然也有胜利者，但他们的胜利是虚拟的，只存在于想象里，并且像肥皂泡一样经不起风吹草动。因而，维持这样的胜利比获得它更加艰难。更常见的事实是，许多征服者的伟业在身后都土崩瓦解，所以，我对征服者或者英雄这样的光荣称号从来都心存怀疑。
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教育并没有深入人心，这几个被血红的宋体字夸张了的口号，充分表达了人类的无知和妄自尊大。它是地道的谎言，却被我们奉为真理。人类思维的单向性在类似的口号中暴露无遗——他们提议在天地万物之间选出一个领导者，并且一厢情愿地把选票投给了自己。自然界当然不会与人类为伍，可惜人类听不到来自自然界的批评，没有任何媒体能够表达自然界的意愿，因而人类就成了自告奋勇的autokratisch者，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却听不到任何有关政变的风声。这种简单的一元化思维既违反了“天人合一”的祖训，又与多元并存的现代民主思维格格不入，显然，这样的统治并不存在，并且一天都没有存在过。而正史中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也不过是一群最可怜的人而已。就像一位朋友骂过的，悲剧、真理和英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他妈矫情的玩意。“我们制造过许多真理，被所有神圣的尺度严格地丈量过，信以为真的蠢猪们抱着它们冲锋，最后把自己弄成了英雄，而把阻碍他们的另一面命名为悲剧或绊脚石。悲剧、真理和英雄陪伴我们走过了有史以来的岁月，却没有想到，这些东西的始作俑者不过是在暗中冷笑而已。坦率地说，我对所有推荐而来的真理持谨慎的态度，对所有披着英雄之皮的人敬而远之，对号称悲剧的东西，除了不理睬之外，只有嘲笑。”
在我们所要征服的“世界”或者“自然”里，当然也包括青藏高原。自从“征服”新大陆之后，形形色色的小哥伦布在这个星球上始终络绎不绝。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把学生成批地哄到博物馆，把科学家赶到实验室，同时把探险家送到地球的各个死角，人类迅速获得了有关自然的全部档案（几乎），在对世界了如指掌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它的敬意。而这些被培根命名为“知识”的东西最终使人类获得了向自然敲诈的胆量。在探险者身后，“开发者”追随而至。但西藏不支持他们的事业，它始终拒绝成为某些人成就伟业的敲门砖。应该感谢西藏的神灵，多少使无所不知的人类在大地面前保持了敬畏之心，它的神秘性，它的不可解释，它的超现实，足以解除征服者虚妄的自信，无论是这种“征服”，是手持“科学”的路条，还是披着暴力的盔甲。
六
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一书中记述了一批暴力“征服者”的遭遇。那是在20世纪初，在英国贵族荣赫鹏（Yonghusban）及一位名叫麦克唐纳的“将军”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侵入了这片高原。显然，荣赫鹏或者麦克唐纳，都把自己想象成某种英雄，自信能够超越自然为他设定的极限，并认为在他英勇的部队的身后，浩浩荡荡的开发者的队伍将接踵而至。故事的开始跟他的想象相差不远，尽管他的队伍只是一支由职业雇佣兵、无赖、牧师和冒险家拼凑起来的、数量仅为八百人的乌合之众，他们却一路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兵临圣城拉萨的门户江孜城下。英国人起初对他们如此轻易地通过了西藏境内一个个不设防的要塞感到惊异，他们随即把该远征行动当作一次易如反掌、类似于旅行渡假的新奇经历。沿途中年轻的军官经常离开营地，到附近的松林猎取麂子和山鸡，另一些人则大摇大摆地走进西藏人的村庄，欣常那里“古老、具有中世纪风味及浪漫色彩”的寺庙建筑和壁画。直到1904年春天，入侵者来到了几乎看得见布达拉宫金顶的江孜古堡的城墙下，不愿看到自己的圣城遭到亵渎的喇嘛们，才向英国人发出警告，规劝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5)
英国人由此断定，“被迫”使用武力已不可避免，并像他们所擅长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击溃了号称有几千人之众，主要由农民和僧侣组成的抵抗队伍，顺带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在一个名为古鲁的山口，远征军一次冲锋后，地上便躺下600名西藏人的尸体。英国人发现，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兵没有统一的号令，很难称得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连武器也不是军队提供的，而是士兵（其实全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物品。于是英国人一面轻松地开火，炫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面嘲弄“西藏人破旧的武器（大刀、火药枪、弓弩和弩矢）和他们奇怪的装备（其中许多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一举攻陷拉萨。
但跨过西藏人尸体进入圣城的欧洲人，最终感受到了比明火执仗的抵抗更使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便是“土著人”对他们的极度漠视。西藏人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布达拉宫和无数神山依然屹立在原处，当他们凝视着这些傲岸、圣洁之物，几百个闯入的英国人就成了一群形容丑陋污秽、令人生厌而又无足轻重的游魂野鬼。“拉萨的居民们似乎对于英国人的到达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人们从店铺中和门槛内向士兵们投去一束满不在乎的目光，就如同他们的入侵仅仅为一种暂时的麻烦和没有多大意义一样。”“征服者”们未遭到愤怒或者怀有敌意的对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在圣城的存在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事情。
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七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